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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韩福东/文1885年8月，上海英租界公堂接到一个控诉案。涉案金额并不多，仅十块大洋，但如果考虑到这背后所牵动的巨大市场需求，就知道它不容小觑了。
戒烟药粉，这可以看作是晚清最大的医药销售品类。考虑到鸦片在中国的流行程度，政府禁烟的决心以及它的成瘾性与戒断之难，就能理解这里必将是一个热钱出没的领域。
涉案的戒烟药粉是大英医院出品。按照该院洋人主管麦葛利署的指控，有人假冒他们的戒烟药粉，销售牟利，他请求拘捕相关人等。英公堂的审讯随后证实了这一点。
一个叫顾松泉的中国人卷入此案，他是大英医院（虽名为医院，实是药号性质）的华人雇员。顾松泉当时并不知名，但却在三年后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华人西药房——中西大药房。他现在同样不知名，这位值得专门撰述的药界先驱，事实上几乎成为医药史上的失踪者，在知网上以“顾松泉”为关键词检索，找不到一篇相关论文。
顾松泉早年经营的中西大药房，很多药物都风靡一时，其中最为畅销的药品就是“中西”牌无双戒烟梅花参片，它占据了药房利润总额的60%。
这是一个混乱的戒烟医药市场。绝大多数所谓的戒烟药，其实内含吗啡等物。如陈新谦、张天禄在《中国近代药学史》中所言，“外商药房利用烟民急欲解除烟毒痛苦的心理，配制形形色色的所谓‘戒烟药’出售，实际上是以毒代毒，变相贩毒。那时的洋商药房几乎没有一家不做这种坑人买卖的，连颇负盛名的大英医院亦不例外，也有‘包戒烟断瘾白药粉’、‘包戒洋烟断瘾散’等出售。”
大英医院等外商药房出品的戒烟药，在市场上受到众多仿制。但并非所有的戒烟药都含有吗啡，另有一些不含吗啡的戒烟中药，它们实则根本没有什么疗效。各种虚假夸大的宣传，以及假冒伪劣，构成戒烟医药市场的主流生态。
经济学家阿克尔洛夫所谓的“柠檬现象”，在医药市场体现得尤其明显，患者与医药提供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容易导致“酸柠檬”（次品）充斥。在药品缺乏临床双盲实验进行验证的晚清，各色戒烟药就这样如过江之鲫粉墨登场，直到民初更为严厉的禁烟政策出台。
可能具有一定可比度的是当下“电子烟”的盛行，电子烟对香烟构成一种替代，而这种替代的科学评估一直存在争议。资本翻滚，门槛低平，监管虚无，没有统一的戒断标准……人数众多的中产中年男子日渐滋生的健康需求，让这个狂欢的市场看起来前景广阔无边。
一
顾松泉1857年生于上海浦东，因懂英文，得以进入大英医院药房配房间工作，虽然只是做些杂物，但亦因此习得有关调配药剂的知识。
大英医院是英国医生撒敦1865年在上海所创立的一家药房。至迟1873年，仍可以在上海媒体上看到该院“包戒洋烟断瘾散”的广告。这一年，大英医院在《申报》上刊发的药品广告共有两种，另一种为治疗疳积药，但宣传频度不及戒烟药。由此可知大英医院将戒烟视作最重要利润来源。
比大英医院更早在上海创立的老德记药房（英商1853年创办）和屈臣氏药房（英商1841年年创办于香港，1850年设广州分店，1860年设上海分店），同样倚重戒烟药所带来的利润。查当时的媒体广告可知，至迟1872年（比大英医院早一年），老德记就开始贩卖戒烟药，且其名字亦与大英医院雷同，叫“包戒洋烟断瘾药”。
禁烟政策在中国起起落落。林则徐虎门销烟后，鸦片在中国的流通仍有增无减。一个数据是，从1850年至1880年，每年平均进口的鸦片数量由53000箱增加至86700箱。甚至于中国本土的农民，也开始广种罂粟。这催生了上至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的庞大吸食鸦片群体。
吸食鸦片烟产生依赖后，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清末开始流行的各种戒烟文，罗列鸦片烟之弊倒也并非虚言：“大之则绝宗灭嗣，破产倾家；小之则伤损精神，消耗血肉；甚至废时失业，凶而作贼为娼。种种流弊，言不胜言，书不胜书。”
当时的禁烟政策，虽朝令夕改，执行上亦多废弛，但终归给吸食者罩上了一个紧箍咒。惩戒政策的严厉性，从1850年8月咸丰皇帝的一份上谕可见一般，他要求国内鸦片吸食者，到年底必须彻底弃绝烟瘾，如发现吸食，立即判处死刑，且要株连家属，将他们贩卖为奴，子孙三代不准参加科举。
个人为摆脱鸦片毒瘾而寻求主动戒断，政府隔三岔五则展开雷霆惩戒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戒烟药作为一种产业开始浮出水面。
二
戒烟药广告是晚清媒体广告的大宗品类。创刊于1872年的上海《申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翻阅《申报》，我们可以看到戒烟药广告的强势存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有明显上升趋势。
除了广告，《申报》在当时也存在以新闻形式出现的另类广告，即“软文”。1878年5月22日《申报》的一篇报道就植入了屈臣氏的广告。这篇报道称，因烟馆遭到查禁，所以当地瘾君子只能自备烟枪在家吸食，“一榻横陈，孤灯相对”，减少了很多乐趣。基督教教会该年初在天津设立了戒烟社，力劝禁吸鸦片。“西医屈臣氏所配药粉，极有效验。现下士大夫亦交相劝勉，戒断者若干人矣。”屈臣氏戒烟药真的“极有效验”吗？至少屈臣氏的竞争对手并不认可。
在1881年的广告宣传中，老德记药房就对当时戒烟药的流行展开批评：现在戒烟药的售卖可以说遍地开花，药的成分“非参茸热味，即烟灰为主”，吃这些药的人空受一场苦楚，烟瘾两次三番复发。更有甚者，以茶膏强断烟瘾导致性命堪忧。戒烟药本为老德记药房所创制，驰名远销多年，专治烟瘾一病，于他疾并不见效。现在各药房林立，类皆仿冒本药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请认准老德记标识。
老德记、屈臣氏和大英医院是当时上海最具代表性的西药房。老德记认为，自己才是戒烟药的首创者，其他药房都是在“仿冒”。在宣扬自身产品的同时，老德记也揭示出，当时市面流行的戒烟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大类以参茸热味等中药成分为主，另一类则是由鸦片膏吸食后遗留下来的烟灰制成。
戒烟药市场，从一开始就面临中西医之争。中药房更多将人参、鹿茸等入药，通过阴阳辩证推导出所谓的疗效，西药房则将含有吗啡的烟灰磨成细粉，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戒毒递减疗法。前者的疗效是想当然的欺诳，后者则仅仅是以烟灰替代鸦片，并无戒断之功。《申报》1879年3月21日曾转载北京一份外文报纸的文章，揭露中国号称可以戒断毒瘾的所谓戒烟药，实则也是鸦片制成，不过颜色更白而已。不过北洋大臣李伯相对虚假宣传深信不疑，1878年冬还特地购买了上千包，广行施送。
就在老德记试图肃清戒烟药品市场的竞争对手时，它的竞争对手们也在媒体上刊布广告，宣称自己才是“戒烟真品”。位于上海石路中同庆里口的广济局药房表示：其他药房的戒烟药都是用土皮灰膏制成，误人非浅，只有本局的乾坤戒烟丸，是采用金不换草外加补药制成，能立除大瘾，能疗百病，有助于增加食欲，所有烟毒从便排出，保证永不发瘾，绝对是盖世良方。
广济局是一家中药房，“能疗百病”的提法，在中国传统医学是惯常套路，这种说法与老德记“专治烟瘾一病，于他疾并不见效”的专精话语构成反差。
很难说中药还是西药在上海更受欢迎。十九世纪末，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上海领风气之先，很多人转向膜拜西方文明，但可能更多人仍坚守传统本土认知。在医药领域，亦复如是。
三
大英医院的戒烟药遭到仿冒，说明西式戒烟药已经收割了一群拥趸。
在这个诉讼案中，顾松泉作为大英医院的账房而牵涉其中。据庭审记录，永康县松德堂主人黄子元托恒利信局从大英医院购买一瓶价格为十元大洋的“吗啡戒烟白粉”，收到药物后，发现封瓶的图章与以前不同，且重量也由四两二钱变为四两。黄子元担心是假药，不敢吞服。由此案发。
原来恒利信局经手此事的邱小余，因听说种德堂药店的姜梦熊可以八元大洋购得此药，自己为贪图便宜，遂托姜梦熊购药。姜梦熊则以七元半大洋向同兴泰酒店老板张左亭购得，而张左亭是七元大洋从一个叫曹梅岭的人那里买来。
至于曹梅岭，他于1885年5月3日，在大英医院向顾松泉按每两三元大洋的售价购买了二两戒烟药粉。从顾松泉到购药的黄子元，这之间经过了多道周转，到最后变成了四两的伪药。
最后被公堂判处惩罚最重的是恒利信局的邱小余和种德堂药店的姜梦熊，各押两月。顾松泉未被惩处，这似乎意味着他在此案中并无过错。
顾松泉在庭审中提到种德堂药店素有假冒各种药粉欺人利己的名声。大英医院也表示，毋论远方还是本埠，药粉价目统一，种德堂药店对外宣称可便宜购得，并无可能，可能存在长期的伪冒行为。
1885年，距离英国医生林德将坏血病人分组，采取不同疗法进行临床试验已有138年。林德通过临床试验的方式验证了柠檬汁对坏血病的遏制作用。
用科学的方式对药物疗效进行验证，早已开始在西方受到提倡。而在古老的中华帝国，药物治疗仍仰赖传统经典叙事。《本草纲目》中诸如将渔网烧成灰烬吞服以破除卡在喉咙中的鱼刺的治疗之法，以及在民间流传甚广的虚妄的食物相克理论，仍被奉为不刊之论。
所以面对任何一种疾病的侵袭，传统医师们首先是向经典中寻求破解的密码，或者借用前科学的理论进行推导。因为阴阳五行的理论非常虚泛笼统，而对每个疾病的定性更充满随意性，所以每个医师都可以自行配方，宣称对症施治。在十九世纪末上海的戒烟药市场，在各个中药房内演绎的也都是类似的故事。
种德堂代表了晚清中药房的另一种发展思路，即购来西药，掺假后以西药名义售卖。顾松泉所牵涉的这桩案件，揭示的只是当时伪冒西药市场的冰山一角。
西药房进入上海，始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同意将上海等五处港口辟为英国人“贸易通商无碍”的商埠之后。但一开始，除各国侨民外，中国人很少有人服用西药。经营西药房者，也都是外国人士，只有中下级职员才可能是华人。
1895年10月2日上海《申报》刊发的《论西药将盛行于中国》对此亦有说明。这篇文章的作者说：我于同治初元（1862年）去上海，当时西药房还不多，只有老德记、屈臣氏等数家，皆存储药料以供在华西方人之需，而华人则不敢过问。
该文还称，后来上海逐渐增加了一些西药房，如1866年德国商人开的科发药房等。华人开始知道西药中的金鸡纳霜的确能治疟疾，铁酒能补血虚，于是开始津津乐道认为西药中的妙品无过于此了。然其时上海各药房出售药品，都是西方人任经理，华人与西人言语不通，如欲购药必须预先请人用外文写一个购药单，方不致出错。又过了数年，华人中讲西药者日多一日，而药房内亦开始雇佣华人做伙计，以应付华人购药者。
顾松泉就是最早一批进入上海西药房的华人伙计，在离开的时候，他开创了一个上海华人药业的新时代。
四
在卷入英租界公堂假药案两年后，顾松泉辞去了在大英医院的职位。
大英医院为此于1887年11月在媒体上刊发了声明：顾松泉向在本院执事，现在业已辞覆，本院之事与顾无干。贵客如有与本院来往各事，请于信上写明大英医院收，弗署他人名姓。特此声明。大英医院启。
顾松泉辞职后即创办中国大药房，也随即刊发声明：余在大英医院老铺执事已十八年，今自行告退，外面并无经手未完之事。现在四马路中市转角处，自创中国大药房，刻因装修未竣，暂托间壁城济堂丸药号代收信件。倘蒙各埠知我诸君惠寄信函，均希送交彼处可也。
出于突出售卖西药的考虑，中国大药房很快更名为中西大药房。创办中西大药房后不久，顾松泉使用了“中西”牌商标。
1888年，顾松泉在报纸上为痴癞疯痫灵药、秘制辟蟑药酒、小儿咳嗽糖浆、香痦粉、扶阳生精丸等做过广告，但其中最好卖的还数无双戒烟梅花参片。“天下戒烟诸药无有出其右者”。这是顾松泉对无双戒烟梅花参片所下的营销断语。《中国近代药学史》称，华人开办的西药房攫取利润的手段，基本上同外商药房相似，除贩卖西药和其他物品以及调配处方外，有的还公然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许多药房都学外商的办法，制售所谓戒烟药，进行变相贩毒，以牟取暴利。例如中西药房制售无双戒烟梅花参片，1905-1907年两三年间，销售额每年达12万元左右，获得利润竟高达300%。其他药房也大致相似，如中法药房制售天然戒烟片、中英药房制售桂花参片、华英药房制售兰花参片。
戒烟药如此厚利，以至于在全国遍地开花，各港口码头贩卖尤多。1891年，烟台各烟馆也纷纷制造戒烟药以出售，他们均宣称有秘方，实则烟灰而已。当时媒体用“以药代瘾”来称谓长期服用戒烟药者：“洋烟之误人，夫人而知之矣；实则戒烟药之误人，较洋烟而更甚……服此者其瘾愈大，驯致伤生。”
到1897年，按《申报》的报道，很多戒烟药的成分已由原来的烟灰升级为鸦片之精吗啡。“故药一日不除，烟瘾一日不绝，并有烟绝而药不绝，其实与不戒无异。华人受烟之害，恐无已时也。”
两年后，更传出吗啡药水用针管注射风行的消息，以至于江苏省政府要求附近县市严查。
1903年，一个匿名作者在《戒烟说》中写道，现在上海戒烟药密密麻麻如森林一般，或丸或散或膏或丹，或制成茶，或和入粉。有自夸用参茸者，有自矜加入珠珀者，还有可在鸦片枪上吸药的，种类甚多，到底哪一个可靠呢？答案是：都不可靠。这些戒烟药，其上者用吗啡，取自鸦片之精，炼成白屑，服之仍属吸烟也。其次，则为土皮所制，又其次则为烟灰所制，都可抵烟瘾而不足以戒烟，且愈服则瘾愈深而其毒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贩卖戒烟药的人都指天誓日，表示决不欺人，还登报声明？答案是：这都是巿侩骗钱的诡计而已。
五
上海亚支奶戒烟药和文明戒烟社在1906年引发的争议，凸显了政府监管上的困局。
亚支奶戒烟药是上海众多戒烟药中的一种，一个叫席裕麟的商人注册了商标。这个生意好赚钱，以至于其十一代远房族弟席文光侵犯商标权，私自仿冒售药。1906年夏初，席裕麟前往公共公廨控告族弟。他赢得了诉讼。
但没过多久，候选同知（副知府）傅志鹏、王锦南也跑到公共公廨，控告席裕麟的亚支奶戒烟药令他们“燥热喉痛、泻血、吐血，几成痨”。他们表示，这款戒烟药是由吗啡制成，为害无穷，应予查禁。
虽然傅志鹏、王锦南二人也是官场中人，但对在公共租界内贩卖的戒烟药，也只有经由诉讼找公廨审理解决。
在上海道台的介入下，上海商会对亚支奶及其他几种戒烟药进行了化验，发现不是掺了吗啡就是烟灰、烟膏、土皮混合而成，都可以说是假药。上海道台原本打算禁止这些戒烟药的销售，但在此之前，清廷刚刚有严禁吸食鸦片烟的上谕，其中有关于广设戒烟药局的表述。所以权衡之下，上海道台决定“不宜骤禁，致遏新机，听其自销，由戒烟者自行择良。”已经下发的针对亚支奶的告示随即撤销。
上海道台揣摩上意，担心查禁亚支奶戒烟药有违圣上旨意。这是专制社会的痼疾。地方政府于是放任了假药的贩卖。
文明戒烟社没有那么好运。这年九月，上海英租界公廨接到多起针对文明戒烟社戒烟药的控诉，经查验含有吗啡，英公廨遂将其吊销禁售。
在上海道台决定不查禁亚支奶戒烟药不及一周，1906年10月21日，席裕麟就在报纸上打了广告，继续招摇撞骗。他宣称其他药房售卖的戒烟丸含有吗啡等物，不如亚支奶有效。同日文明戒烟社也有类似广告刊发，在英租界之外，它们仍畅行无阻。
因有朝廷的严禁吸食鸦片烟上谕，1906成为晚清禁烟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的年底，还专门出台了戒烟药管理规则，其中规定：售卖戒烟药品之人须有切实之铺保，其姓氏、住所、字号均须申报警厅，不得私行售卖；须将药方及已配合之药水丸散，呈送警厅鉴核，确有功效者方准出售；药内不准用吗啡及重量之鸦片并其他猛毒之药；所售之药如查与原方不符者则从重议罚；查有假戒烟为名为人打吗啡针者重罚；欲求速效妄加剧药或增减分量者重罚……
对戒烟药的全国性整肃随即开始。上海道台此前的顾虑不复存在。租界税务司在给上海道台的一封信中，专就“查明各药店私售吗啡事”作出说明，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要点所受戒烟药均被密购化验，另有两家打吗啡针的店面也被查实。在各方指控下，上海公共公廨谳员关炯之将两家打吗啡针的药店和数家以吗啡为主要成分的戒烟药店老板，都抓起来“提案究罚”。
对戒烟药的运动性执法，并未能根本上解决如何戒断鸦片瘾的问题。暴利驱使各药房仍明里暗里与监管者进行猫鼠游戏。且禁令针对吗啡、烟灰成分，却放任市面流通含有各种中药成分、没有任何疗效的戒烟药。
终晚清被民国取代，如何用药物戒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进入民国，全国各地又开始推行强制戒烟政策。以浙江省为例，1912年初即要求取缔戒烟药的买卖，所有药店必须办理相关执照，否则所有戒烟药悉数充公，再犯者法办。买药的瘾君子也要有禁烟局执照，否则予以处罚并拘入戒烟局强制戒断。
此时戒烟运动的严厉性已远非晚清可比。另有一重要差别是，政府专门设置了戒烟局，垄断了所有的戒烟事宜，所有利益也自然尽入公权力彀中。至此，此前曾为所有药品最大宗的戒烟药，开始走入了历史。
顾松泉的中西大药房，也因戒烟药的被禁而一落千丈，直至1923年被另一药业大亨黄楚九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