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在房山区城关街道东瓜地村，暮雨将至，街边的门市早早关了门。唯独村卫生室的小院里还亮着灯，石志利正在里面为病人问诊。

石志利，是一位“拐杖村医”，在东瓜地村周边无人不知。这位57岁的乡村医生，因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双腿行动不便，要依靠拐杖才能行走。40年来，他坚守乡村，为病人上门看诊风雨无阻，且不收一分出诊费，只为了报答父老乡亲的一份恩情。

不收诊费显仁心

村卫生室的面积不大，一间用于存放药品，一间做诊疗室。诊疗室的陈设也十分简单，一张诊台，几把椅子。石志利坐在诊台前，正在为一名老人号脉。

65岁的患者徐大妈，这几天胃疼肚胀，膝关节也疼。石志利为她号过脉，看了舌苔后说，“您是内热火大、肝气不舒。这几天下雨天凉，注意别贪凉，少碰凉水。”因为知道老人的耳朵背，石志利和徐大妈说话时，身体向前探着，用手拢在嘴边，和她聊着病情。说罢，石志利开好药方，从凳子上缓慢站起。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撑着桌角和门框，一步一蹭地挪到隔壁药房，为病人拿药。然后，在药盒上写清用药说明，再和病人嘱咐一遍。号脉、问诊、开方、取药……他全都自己来。

开了一周的药，徐大妈只花了20多元。“石大夫只收药费，不管是坐诊还是出诊，从来不收一分诊费。找他看病看了几十年了，现在住得远了，还是习惯来找他看病。”徐大妈说。

为病人看病却不收诊费，石志利靠什么养家糊口？石志利坦言，他的这份工作收入微薄，对绝大多数患者，他一般会将药费控制在20元左右。按照政策，乡村医生出诊可以收取诊疗费，可他40年来一分诊疗费都没收过。“我当医生不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报恩，要让乡亲们花最少的钱就能看好病。”

回乡行医为报恩

从小生活在东瓜地村的老石，对当地村民求医问药的困难深有体会。1964年，年仅两岁的石志利高烧不退，浑身疼痛。母亲背起他就往诊所跑。那时，村里没有卫生室，要看病只能步行去几十里外的诊所。石志利患的是脊髓灰质炎，家里为他治病花光了积蓄。可惜的是，石志利却因这场病落下了双腿残疾。

1978年，高中毕业的石志利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父亲在小学教书，母亲务农，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家里还有3个弟弟妹妹。“我这个身体状况，干不了农活儿，帮不上家里的忙。”16岁的石志利感到万分苦闷和无助。

一筹莫展之际，村里决定送石志利去上卫校。上卫校，除了学费，还需要住宿费和伙食费，这对于石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家里根本拿不出来。于是，乡亲们主动出资，你一块我两块，凑了几十块钱，交给了石志利，让他能去学医。“老书记把乡亲们凑的钱交到我手里时，他说‘娃啊！你要好好念书，把医学好了，给村里人看病。’这句嘱托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在卫校的那段日子，石志利省吃俭用、勤奋刻苦，最终以优秀学员的身份拿到了从业资格证。回到东瓜地村，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

40年来，村卫生室的其他村医或因年岁大退休了，或是另谋高就了，只有石志利坚守在这里。他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学习，医术日益精湛。口口相传，来找石志利看病的，除了本村的村民，还有很多周边乡镇慕名而来的人。小小的村卫生室，一天要接待三四十位病人。

为村民健康待命

送走了当天的最后一位病人，石志利将听诊器、血压计和一些常用的急救药品装进药箱，拄起身旁的拐杖，走向门口的三轮电瓶车，准备回家。其实就算是下班后，石志利也是24小时待命状态，谁家有人突发疾病，只要一个电话打给他，他就背起药箱上门看诊。

一次，有人半夜突发心梗，接到电话后的石志利摸黑去病人家诊治。由于走得太急，脚下一滑，跌倒在地。但他仍强忍疼痛，爬起来赶到病人家。以最快的时间将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给病人服下，将病人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以前没有电瓶车，出诊都是靠走。”老石说，要是碰上雨天或夜晚，就是不小的考验。他右手拄拐，左手打伞，还要拿手电筒照路。这时，肩上的药箱就显得特别沉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可即便出诊再困难，石志利从没误过给乡亲们看病。

这些年，石志利已经记不清自己收到过多少面病人送来的锦旗，他从未将这些锦旗挂上墙，“这些都是虚的，只有实实在在为百姓服务，治好病才最重要。”因为医术医德出众，曾经有大医院上门请贤，但都被石志利婉言谢绝了，“我只愿意守在村民身边，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他们解除病痛，报答他们的恩情。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