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不平凡的父辈

浙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明代首富沈万三开始,浙商的特点便随之显露:他们低调且和气,

浙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明代首富沈万三开始,浙商的特点便随之显露:他们低调且和气,在生意上却从不收敛丝毫的精明,敢想敢做,一击必中。任正非带领的华为,也一样不缺乏这样的“稳、准、狠”,冥冥之中,似乎与浙商后裔这个身份有着“一切都是天意”的联系。

出生在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的任正非,祖籍便在浙江金华。

任正非的祖父名叫任三和,来自金华市浦江县黄宅镇的任店村。任店村的居民依山傍水而居,面前是流水潺潺的浦阳江,身后是钟灵毓秀的官岩山。有山则有灵,有灵则有庙。在官岩山上就有一座官岩寺。明代文学家宋濂曾经到过此地,写下一篇《官岩教寺记》,其中提到:“俯瞰县北岩坑,仙华诸峰如万马东行,或驻或跃,而浦阳江之水蜿蜿蜒蜒,又如白龙南飞一泻数十里,绕岩腹而去,周围原野星罗棋布……诚天地间胜绝之地也。”这座始建于唐朝的古刹,陪伴着当地人走过了无数风风雨雨,见证了这个桃源之地的种种变迁。

在任店村,任姓是个大姓。任三和是任店村的能人,他有一门在黄宅镇远近闻名的手艺——制作金华火腿。他做出来的火腿色泽金黄、纹理明显,味道更是无可挑剔。凭借这门手艺,任三和盖起了一座气派的四合院,街坊邻里无不羡慕。

说起这个四合院,似乎与今日的“豪宅”不相上下,“雕窗花”便耗时三年光景,实在惊人。与这种外在的“奢侈”相映衬的,即是任家的优渥生活。那时的任家虽非首屈一指的大户,也着实衣食无忧。

任三和积极上进,在那个年月娶妻生子便不是难事。等儿子降生时,心气高又有不甘于人后特质的任三和给孩子取了个很出众的名字——任木生,字摩逊,意为儿子长大后不逊色于他人。任三和哪里能想到,不仅仅是任摩逊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连任摩逊的儿子、自己的孙子——任正非,也一样不负所望。

任摩逊自幼聪慧,好学、善学,再加上家境殷实,没在学业上受过磕绊。1931年,他考上了北平民大经济学专业,随后在父母族人的期许中去学校就读。

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

这一年局势骤变,日本开始入侵东北。任摩逊和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各种救亡运动。在炮火连天的动荡时局之下,任摩逊远在浙江的父母相继病逝了。突然间,他断了经济来源,无奈之下,只好辍学回家,在一所普通职业学校任教,以维持生计。

一次机缘巧合,任摩逊在同乡的介绍下来到了位于广州的国民党412军工厂工作,任职会计。在抗战期间,这家工厂先后迁址广西、云南、贵州。

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让任摩逊丧失对人生和国家的热爱之情。他私下里宣传抗日,组织讨论会,用行动抒发着自己的爱国情怀。任摩逊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计划追踪抓捕他。

察觉这一情况的任摩逊不得不另做打算,他以送同乡回老家为由离开了工厂。可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又离开家乡。因为特务们一路尾随、纠缠不休,他佯装得了恶疾,委托村里人用被龙(类似于轿子)把自己抬到了当地的火车站。为了不给老家的人带来麻烦,也为了找个安全的避难所,他乘着继续南下的火车再次回返贵州,在这个看似危险实则安全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后半生。

任正非

在喀斯特地貌的山区,人们都知道那句顺口溜——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恶劣的环境造成了贵州山区落后的现实,经济的滞后更制约着这里的发展。不过,冥冥之中自有定数,重返贵州的任摩逊再执教鞭,还结识了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程远昭虽然也是在这个落后山区里长大的姑娘,却在父母的支持下念完了高中。在结识了任摩逊之后更是受其影响,开始自学,最后成了一名数学老师。

1944年10月25日,任摩逊和程远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爱情结晶。这一年,任摩逊34岁,程远昭17岁。看着这个呱呱坠地的儿子,任摩逊想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个中是非交错,一时百味杂陈。这世间的是非永远没有定论,也永远不会彻底地平息。但是,任摩逊希望自己的儿子在以后的人生中能明辨是非,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任正非”的名字,也就这样落定了。

任摩逊和程远昭夫妻俩一共生育了7个孩子。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所要承担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尤其对程远昭来说更是如此。

那时,任摩逊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教育上,家里的担子只有程远昭一个人扛。虽然如此,她却从不抱怨,朴实善良、性格开朗的她成了这个九口之家的顶梁柱。战乱年代,她要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躲避枪林弹雨,而是如何应付柴米油盐。

在家里,程远昭总是把其他人照顾周全了才顾得上自己。有时候,把家人张罗着都吃上饭,她自己便开始拾掇灶台,等活计都干完,家人又都吃完了饭,她又得开始忙前忙后。每每吃不上饭,成了常有的事。

程远昭身上有着典型的中国优秀女性的特质:勤劳、耐苦、慈爱、不服输。比如,她生孩子当天,便下地做饭;忍饥挨饿,时而有之;用野菜、树叶为孩子们做“特别”的美味……她的这些特质,十分难得,也自然影响着年幼的任正非。

社会物质的匮乏让底层的百姓度日艰难。任家的生计全赖任摩逊和程远昭微薄的工资维系。在任正非的印象里,每个学期两三元钱的学费最让母亲发愁,逢上月底,母亲总要四处奔走借钱,有时要走上几家才勉强能借到三五元得以度日。如此清贫的生活,的确让人心酸。

生活是艰辛的,可无论怎样难熬,任摩逊和程远昭从不多吃一口粮食,家里实行“分餐制”,以求家人中没有被饿死的。程远昭身上的母性光辉此时也愈发夺目,她那份本就不多的口粮,总会出现在急需填肚的孩子的碗里。

这段难忘的岁月,让任正非初尝了人生艰辛的一面。每日饥肠辘辘的他,哪里还有心思读书?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上一个白面馒头。

华为

后来,直到他高考前,吃白面馒头的愿望仍未达成,倒是可以吃上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了。这是程远昭对儿子的另一种爱吧,她希望儿子可以专心复习。而任正非也知晓,这小小的玉米饼来之不易。他曾说:“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弟妹的嘴里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在极度饥饿中度过很长一段岁月的任正非,从父母及家人身上汲取了巨大的动力。19岁时,他考上了大学,这份成绩也算是他对父母及家人的报答。

日后,任正非曾感慨:“我的不自私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之所以这么成功,与我的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任摩逊和程远昭,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了任正非无穷的力量。这对不俗的父母,似乎也注定会养育不俗的后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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