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不同类型和基调，带来出乎意料的观影体验，又能不带批判地揭露全球皆然的问题，精彩且利落地展现电影的本质。

——戛纳评审们给《寄生虫》的评语

首部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讲述过着无业游名生活的一家四口，在儿子靠着假文凭到富豪家庭担任家教后，决心密谋闯入上流社会。此举让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有了意外的交集，却也因而引发一连串不可收拾的意外。而导演奉俊昊精准的以大众角度切入故事，一层一层揭发潜藏在喜剧包装下的残酷现实，千万别把这部电影当作警世寓言，因为它所点出的社会命题是真实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如同电影宣传的一句标语：「下流人做上流梦，上流人做下流事。谁才是社会的寄生虫？」

《寄生虫》主打的贫富差距议题听上去有些老套，却被奉俊昊杂揉惊悚、悬疑、黑色幽默的拍摄手法与故事设计巧思，玩转出了一部新颖又扎实有利的完美作品。有趣的是，这部讲述贫穷人家处心积虑透过伪造学历，成功将孩子送进有钱人家当家教的诡异情节，其实源自导演奉俊昊的亲身经历。

曾就读延世大学的奉俊昊在聊到《寄生虫》的故事时说到：「我大学的时候当过数学家教，曾经到一栋花园别墅上课，别墅二楼还有一间三温暖室。我还记得跟女主人面试的情景，以及大理石地板的触感和房子宽敞又冰冷的感觉。这些记忆都成了我写剧本的参考来源。」

对于奉俊昊来说，家教是一个能轻松让人窥见另一个家庭生活样貌的有趣途径，而这非常符合他对《寄生虫》故事架构的需求。不过，真正使连影帝宋康昊都赞不绝口的，还是导演从如此简单、直觉的题材发想，延伸出去的细微末节、情节布局。

阶级论人

常看韩综或韩剧的话，一定能感受到韩国人非常重视「伦理」，从家庭、学校到职场，长幼辈分、学长学弟制充斥着他们的生活。在中国做自我介绍时，讲个名字、兴趣、哪里人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在韩国，自我介绍一定会说出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如果遇到同年出生的还会再追问月份。

这么讲究是因为韩国人在确认对方的年纪后，才知道要使用「敬语」还是「半语」，哪怕只是早出生个一天都得用敬语互动，这样的习惯从国小就开始养成了。但也别想说为了表现自己很有礼貌，所以待人都用「敬语」，因为这样会让晚辈以为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被你讨厌，反而弄巧成拙让人觉得你难亲近。

贫富差距

在中国如果失业可以出来卖烧饼、开早餐店，但在韩国你可能连卖个泡菜都有困难，因为韩国许多产业都已被大财阀垄断，而这一切都得追溯到1971年，朴正熙总统决定扶植特定的企业做为提升韩国经济的主要方向，除了挹注庞大资金外，也给予垄断性的特许产业，使得公司规模迅速成长。

这种官商之间的「裙带资本主义」一直到现在都难以消除，因而韩国人抱怨社会不公时，财阀绝对是众矢之的，控制财阀进而成为每次大选的政治口号，好比说「经济民主化」便是2012年总统大选约束财阀的代号，但政府的实际作为却很有限，唯一比较显著的应该是韩国近几年疯狂调涨基本工资，但这却也造成下一个社会问题……

失业风潮

为了因应政府的薪资调涨，大财阀只好减少人力成本，大量裁员，更别说是那些努力在社会生存的中小企业。根据今年五月的统计报告，韩国青年的失业率高达11.5%，创下近19年来的最高值。

在这个变迁快速的时代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希望能找到稳定、安逸的工作，而在韩国只有两条路可以走，除了进大企业工作外，就是到公部门上班，但前者常常出现上百人应征一个职缺的窘况，后者录取率则大约落在3%左右。为了在竞争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取得一席生存之地，韩国从小在教育上便有着「名校迷思」。

名校迷思

今年二月刚播毕的韩剧《天空之城》正是以上流家庭培育子女成为成功人士的社会讽刺剧，片名的「SKY」便是以韩国三大学府的首字母做为缩写，强调父母如何以爱之名逼迫孩子读书，只为了抢夺挤进名校的门票，因为对他们来说，读了名校才能延续这个家庭的上流地位，才能有机会进入大企业工作。而无论你是要考进名校或是要考公务员，补习是许多人必经的一条路，韩国的补习风气非常严重。

奉俊昊：灵感来自“誊印法”

在戛纳电影节伊始，《好莱坞报道》曾对奉俊昊进行了一次专访。采访中，他讨论了《寄生虫》如何借鉴法国艺术技法来设计影片的结构，如何将贫富差距问题转化为一个惊悚故事。

Q：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部电影的创作背景和灵感来源吗?

奉：是关于两个家庭的。每个家庭有四个成员，一家很富有，另一家很贫穷。我的灵感来自于一个叫“誊印法”（decalmamia，超现实主义技法之一，追求意外的趣味及意象的暗示性）的艺术概念或者说艺术形式，它来自法语中的décalcomanie，现在在英语中叫decal。我们在韩国学校中学过这种技法。它的意思是，用墨水或其他东西在纸上制造一个图像，然后折叠纸张，这样图像就会印到另一边。这个概念启发了我，其实这部电影最初的名字就是《誊印》（décalcomanie）。当你看一幅誊印法的作品时，第一眼会觉得两边是一样的。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就像我电影中的两个家庭，它们看起来很相似，甚至可能一模一样，但实际上并不是。

Q：您提到的一个差异是，一个家富有，另一个家贫穷。确实，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症结之一。那么您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奉：对，是这样。阶级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贫富两极分化，本来就是世界性的问题，在韩国也一样存在。我觉得导演的工作就是尽力去反映他或她所处的时代。在影片中，穷人的儿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在富人的家庭里做家教。于是，两个家庭开始开始了互动，怪异的事情就随之发生了。实际上，现在富人和穷人能处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了，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轨道上。但如果你是一个在富人家庭做家教的穷人，那你就有机会看到这两个世界。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起点。虽然这部电影讨论了贫富差距这样严肃的问题，但它其实是一部犯罪惊悚片，也是一部黑色喜剧。对，它是一部类型片，所以你能在里面找到很多电影的乐趣。

Q：跟您之前的电影比，《寄生虫》的制作过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奉：《寄生虫》的拍摄过程更加集中——就像是用显微镜在观察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你在非常非常仔细地观察他们，一切都非常精密而微妙。大约80%到90%的戏发生在富人和穷人的房子里。所以它对细节要求很高，设计这些房子对我来说也很有趣。简单来说，《寄生虫》是这样一部电影：像是用显微镜来观察家庭，然后你在看的过程中，玻片上的细胞受到了生物学家的干扰。

Q：您经常被称为“类型电影大师”，但其实您很少拍单纯的类型片。您有一种独特的天赋，就是能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融合各种类型，创造出黑色幽默和情绪突变。

奉：“类型片”对我来说就像空气和血液一样。我呼吸着“类型片”做的空气，把它们带进我的身体，让它们流淌在我的血管里。我从小就爱看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电影，所以对类型元素的运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Q：您所有电影的剧本都是独立创作或和他人合作的，那么您是如何写剧本的？

奉：我写得很慢，一般会去咖啡店里写。我背对着咖啡馆里的人群，让嘈杂的声音留在我的背后，然后低下头，开始写我的剧本草稿。我不能在家里写，因为我太懒了，在家只想看电视或者睡觉。但在咖啡馆里就不能躺着睡觉了，对吧，所以我只能安心工作了。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不能在家工作的人。我和J·J·艾布拉姆斯（美剧《迷失》编剧）交流过，他说他在城市散步时写剧本。

完整采访请看：奉俊昊专访：韩国首部金棕榈是如何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