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某天，六七岁的我蹦蹦跳跳地走进拱门，穿过小巷子，看到走廊中间的马架子（四川对竹躺椅的俗称），无需细看，我知道上面躺着的就是支婆婆的儿子，外号支胖子。于是我收起张扬的步调，沉沉稳稳地向外婆家走去。

支胖子是这个老院子里最特别的人，他的年龄应该与我的父母相仿，他与老母亲两个人住在院子深处靠近院墙的两间房子里。里面的小房间拿来当厨房，另外一间宽敞而明亮，放着两张床，但最吸引人的是挂在墙上的小提琴和手风琴。当其他人在为工作奔波时，他可以从容不迫地在午饭后把马架子往前后院唯一的过道上一放，躺在上面几个小时也不见动弹。知了在院子里的气柑树上死命地叫着，也许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到了不能乘凉的季节，支胖子也偶尔会和支婆婆一起到外婆家闲聊，特别是在隆冬时节，围着火盆，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这说那。支胖子还会纳脉，院子里谁有个感冒头痛的小毛病，真的会找他把把脉，并听从他的建议去买点药来吃。管不管用就不知道了。但有一次，我问他，你真的会看病啊？他说，会啊，不信我给你把个脉？我把小手一伸，看他真真切切如医院里的医生一般姿态。你现在口渴！这就是他给我把脉的结果。到底渴不渴，我似乎也没有特别的感觉。

有一年暑假，似乎没有一个小伙伴倍我玩。于是我就拜师学艺，跟支胖子学拉小提琴。在他家里，我第一次听到他拉小提琴。我的确认认真真地跟着他学了两天。拿琴的姿势就是他教我的。可惜我一定是没有一点慧根和艺术细胞的不可教之童吧。第三天院子里有一起玩的伙伴了，我就再也没有兴趣到支胖子那里去了。他看到我也不问，象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等我长大后，我问过妈妈，支胖子为什么没有工作啊？妈妈告诉我说，支胖子本来也进了钢厂的，因为能拉会弹，被分配到小学去当音乐老师。可惜，他说话太嚣张，没过多久就被辞退了。那是1971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后来他又顶支婆婆的职进了正街上清真馆子里的烧腊组，听说是跟那里的一帮子老女人和不来，也没干多长时间。再后来，就一直没有工作在家里和老母亲一起生活，靠着支婆婆的退休费。

如果家里有个这种儿子，当父母的可能很难不抱怨吧？但是，支婆婆从来没有说过关于支胖子的一句不是。反而对于支胖子的弟弟，那个在供电局当官的小儿子有许多的不满，说他瞧不起人、对长辈不敬。

支婆婆在老院子拆迁前三年就去世了。支胖子应该是靠着弟弟的接济继续着生活的吧。最后听到关于支胖子的消息是，他得了癌症，五十出头就去世了。

支胖子，准确地说，我应该叫他支叔叔。这么多才多艺的人怎么就把生活活成了这个样子呢？躺在马架子上，他在想些什么呢？偶尔从老院子里传出的手风琴的旋律时，他又在想些什么呢？或许，他什么也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