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先生88岁了，他一开口逗乐众人。8月15日上海书展第二天，在友谊会堂举行的《八八沈公》签售会上，他向台下读者问好，第一句话便是“各位叔叔阿姨们——”然后道：“我出生于1931年9月26日，没想到还有机会来上海温习自己的生平，回忆自己在上海受到的教育。”

沈昌文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长期执掌知名文化杂志《读书》，是出版界的传奇人物。出版人俞晓群说，沈公年事已高，这些年不再轻易出京，若外出只去两地：一是去美国看女儿，再一是去上海看书展。在今年书展前赶出的《八八沈公》中，为庆祝沈公八十八岁寿辰，他的旧识、好友、徒子徒孙奔走相告，收集了三十四篇关于沈公的趣事文章。在这些出版人、学者、媒体人的文字中，一个天真、狡猾、机智、幽默、随心所欲、放浪形骸的沈公形象跃然纸上。新书签售会还未开始，现场50册新书就被一抢而空，晚到了5分钟的读者扼腕：“啊？卖完了？”

沈昌文点评这本书的细节处处用心，比如封面照片，是特意安排他到专业摄影棚化妆好了拍的，“我自己看了觉得，怎么这么年轻美貌呢？”

顶让他满意的安排就是书一出炉，就能再来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我的初心在上海”，他不自觉地切到了沪语频道，“我是上海人，就是上海的‘小赤佬’。在上海待了19年，这期间不只是得到了人的成长、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有了指引。”他说，当年曾在上海接受电报接收培训，差一点儿成了特务，是一位共产党员告诉他，要认清形势，还让他去学俄语。“霞飞路上有一家餐厅的罗宋汤好吃，我以前只知道去喝汤，后来就找那里的厨师学俄语。不仅学了语言，他还告诉我很多苏联的新思想。”他随即哼出一曲俄语小调，一旁的葛剑雄补充，“这首歌当时很流行，不过我们只会唱中文歌词的”。

到北京后，沈昌文慢慢从校对员做到了主编，他说，“之所以在北京做出了些事，就是因为在上海得到了党的教育后认识了自己的前途。”他回忆自己曾得到出版界前辈的庇护，如今在他的身后，又有一串串新的出版人跟随着。“我知道出这本《八八沈公》背后的意思就是要我不忘初心。”

“沈公的初心就是怎样真正做好出版发行，拿出读者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书，同时让作者在他的诱导启发催逼下产生最好的成果。”葛剑雄笑说，沈公的饭没有一顿是白吃的，他所抓住的出版线索都在不经意间露出端倪。“沈公做的事远远超出一般出版人、出版商，而他又确实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来给沈公贺寿，也是来接受教育。”陈子善说，“沈公成为出版界的传奇不是偶然，他的初心埋得多深，就在他用俄语唱的革命歌曲里。他就是这样从上海的‘小赤佬’成长为党的忠实出版战士。”

江晓原记得，自己曾给《读书》杂志写过一封信，希望杂志能起个正式的英文名，“这个建议三联至今没有采纳，但在沈公家里，我却意外见到了自己那封‘读者来信’。它竟到了沈公手里，还被一直留着，甚至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曾经写过这样一封信。”

“沈公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一个文化人、一个文化商人应该如何走，应该如何做出版、做文化、面对读者。他永远是我们的师傅。”俞晓群说，后辈们与沈昌文的相处十分单纯，“就是精神上的追随，心灵上的认同。”

在《八八沈公》的编者介绍里有这样一段——他是武侠小说里“深蕴内敛的中年练家子”，他是一位无法复制的“思想的邮差”，他是“安徽打工妹”心中永远的偶像。他用宁波话畅谈“食经”，和“复印机小姐”谈恋爱，随身携带着装有五十页“著译者”和“关系户”的PDA。当然，也少不了他对书的“痴爱”，他自成一派的“出版经”和处世之道。他是智者，他是仁者，他是狂狷者。他是常背着双肩包，自称“不良老年”，独一无二的沈公。

签售会最后，这个“不良老年”透露了一个关于自己的“八卦”：“我到北京后因为不适应天气生了一场大病，回到上海养病时去大沽路找蒋维乔先生学了气功。这气功的要诀就是静坐。在北京我经常坐上公交车一晃就是几个小时。别人看不懂这老头干什么，其实，我是用北京公交车上消磨的时光，纪念着上海的马路。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次来上海了，看到上海的景象，上海的朋友，我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