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公众号发文《转业命令下达前的上校》，记录了一位27年军龄的老兵、军队领导干部、优秀指挥员——湘潭雨湖区人武部部长沈云辉上校，退役前夕仍然一如既往亲临一线调度指挥，处置灾情的先进感人事迹。读罢，在为沈部长高尚的职业操守和优秀的领导指挥能力赞叹的同时，更为沈部长即将转业、军队即将失去这样一名优秀的上校而感到惋惜。
惋惜的是，上校正当盛年，离开领导岗位。假设上校18岁入伍，27年的军龄，算下来也就45岁。45岁正值领导岗位的黄金年龄，此时体力、精力、经验综合起来正处于上升期，距离巅峰仍有相当的距离。
惋惜的是，部队刚培养了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尚未充分使用，就要另择他人培养。沈部长走上重要指挥员岗位时间并不算长，经历多岗位历练培养初见成效，已经具备一名优秀指挥员的能力素质，尚有更多潜力可挖也未可知。此时，弃沈部长转业不用，另择他人培养使用，无疑会造成人才使用的浪费。
惋惜的是，上校转业回地方，发展前景不可预知。服务国防建设27年，陡然进入地方相对陌生的领域参加工作，极其考验老兵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有人说既然是优秀指挥员，有其领导指挥能力已然足够，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领导，显然又不能只有领导能力而缺专业能力。特别是各地安置标准不一，万一不如人意不得不面临和年轻人同台竞技，又考验自己的心态和摆位。
沈部长转业不是个例，每年都有许多类似沈部长经历的各级领导和指挥员，特别是师团职领导干部，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在本该撸起袖子有所作为的大好年龄，转身回到地方，奔赴悬殊迥异的前途命运。
诚如剑客君所言：含泪脱征衣，非为劣汰故！
长期以来，在团以上领导干部的退役方式上，一直沿用的是与营以下初级军官乃至上士以上士官计划安置相同的办法。对于领导个人来说，若一心转业的如愿转业了自然是心想事成，但还想再干一干的“被转业”了自然是心有不甘。转业安置到心仪的领导岗位自然是欢欣鼓舞，一旦安置不如人意则难免感到羞辱愤懑。
对于单位来说，不同单位不同时期作出让领导干部转业的决定，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有的是出于尊重领导个人转业的意愿，有的出于理顺关系腾出位子的考虑，有的甚至作为一种变相的组织处理手段。因此，对于领导干部转业，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一种奖励还是处罚，是华丽转身还是仕途重挫。
领导干部主要是师团职领导干部转业的消极影响非常明显：
一是人力资源使用极不充分。俗话说，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师团职领导干部作为一级重要的指挥员，受到组织多年的培养以及工作实践的磨练。一批毕业的干部出一两个师团职领导是很难的，可以说是千军万马、千幸万苦、千锤百炼挑选出来的。但许多在领导位置上刚熟悉没几年，特别是在主要领导位置上干上个三年五载，便转身走人，殊为可惜。特别是领导干部到地方安置有的也并不尽如人意，更是对优秀人才的极大浪费和折辱。
二是影响单位持续稳步发展。很多单位领导干部三五年一换，新上来的也没有领导经验，总要从头开始“练级”，折腾的是基层，损耗的是发展。按照常理，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都有随时转身走人的可能和思想准备，那么对于单位的长远建设的考虑谋划、基层实际问题的解决必然是很难下得了决心的。在对地方争取部队合法权益，可能存在以后转业回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考虑，一些该争取的没有争取，一些该表的态也按住没有表，打压的是官兵的血性胆气和积极性。
三是容易引发安置矛盾压力。按照惯例，师对厅，团对处，这是军地级别对应的常识。但由于计划安置的单向性，师团职干部据此平职安置是不现实的，于是在职级套改的关头发生师职干部给市委书记写信的事情也就在情理之中。师团职都要降职安置，进而导致营以下干部比照级别对应安置也成了一厢情愿。
四是造成将转业作为理顺内部关系的途径依赖。领导干部本身在军内享有一定的地位和优势资源，不少领导主观上并不愿意转业，但有时也不得不从领导岗位上退出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转业就成了“清理门户”的一种手段，或者成了理顺内部关系的便捷“利器”，以及一种代替问题处理处罚的“体面”方式。久而久之，军纪的严肃性和执行力也因为可以被转业代替打了折扣。
因此，对于那些不得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团以上领导干部，是否只有退休和转业计划安置这两条路，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基于以上考虑，如何延长领导干部的职业寿命，成为一个很现实的话题。
笔者认为，首先在服役年龄限制上，领导干部相对营以下官兵理应更加宽容。目前师职五十岁左右转业居多，团职四十岁左右转业居多，甚至三十多不到四十的团职领导转业也是大有人在。事实上，现代军队，领导干部更多是在脑力上、经验上、决断上、谋划上发挥作用，应当参照地方现行的60岁退休制度，最大限度挖掘中高级指挥员潜能。
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国民预期寿命不断增长，国家也推出了延迟退休的措施。五六十岁的年纪，上个世纪可能被称作老头，现如今已经可以被划入中年人的行列。现在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五六十岁人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都足以担负相当强度的工作任务。军队领导干部长期服役的规律生活和良好的生活保障，更有利于其在60岁之前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现有的物质条件，也使得领导干部工作到60岁退休不存在保障困难。我们常说首长机关，首长和机关是一体的。事实上除了少数单位，大部分单位领导的生活条件是能得到较好保障的。我军实行官兵一致，但也不搞绝对平均化，各级领导干部有依法依规享受到更加优渥的生活条件，在子女入学、家属安置上更容易优先保障解决。即便少部分首长机关驻地条件相对艰苦，由于领导干部正常情况下可以干到退休，可以顺其自然通过建立艰苦地区领导干部轮换制度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在心态上，与地方差距较小的退休年龄更有利于建立军人和军队单位的尊严、地位和自豪感。目前除了军以上高级领导，领导干部没有多少笃定自己将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大部分都面临着“半路出家”的问题，有的领导到地方可能就是一名普通民警也未可知。当然，并不是说领导干部就干不得普通岗位，但把具备优秀领导力的干部放在普通岗位上焉知不是一种折辱和人才浪费？领导干部“半路出家”，基层官兵“何以为家”？
明确了领导干部延迟退休、比如60岁退休，建立事实上的领导干部职业化制度，如此方能昂首挺胸、稳固后路、集中精力、摆正位置、凝心聚力，带领基层官兵谋打仗、谋备战。
当然，让领导干部延迟退休，不等于领导岗位的终身制。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果领导干部在一个位置上停留时间太长，不但无益于其个人的成长进步，也会阻碍年轻优秀干部的发展，更会因为个人权力的一些影响，给单位建设带来不可预料的隐患。对于那些恋栈位置、沉迷权势的少数领导干部，必须果断调整下来。
但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加强领导岗位的轮换，还要研究领导干部退出领导岗位之后、如何继续发挥作用的问题。
就目前内部的通常办法，一是把退出领导岗位的领导干部选拔到院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事实上像美军等一些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这些既有领导经验又有实战经验的军官来到院校潜心研究，有力推动了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二是在单位内部成立各种“专家组”、“督导组”，类似“军官顾问团”的性质，利用他们的经验和才智，更好地辅助新领导班子的工作，提供科学决策和建议，有利于工作承上启下，稳步发展。
而对于本人提出明确意愿，确实想转业地方安置的领导干部，也应在过去计划安置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改革。我们常说党管干部，意思是无论军队还是地方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那么军队领导干部从军队转到地方，就性质来说应该是党内的重新安排工作，就应该主要是从工作本身和岗位需要去考虑，而减少对职级、待遇方面的过多纠缠。应根据领导干部的德才能与经历重新安排工作，适当参考职级，使其更倾向于干部的“党内交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计划安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把党的优秀干部保留下来，用当其时用在其位。而当前诟病的军转干部降职降级问题，或许亦可一并迎刃而解。
就国家来说，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军改目标之一，建立军官职业化，其中很重要的指向就是让那些军队需要、本人愿干也有能力干的人长期干。相信相关法律，会对这些细节进行修改完善。军官职业化，某种意义上也必须首先从领导干部的职业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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