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8月16日,经过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第六轮投票,五部获奖作品正式揭晓。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获奖。

茅盾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近四十年来一直深受文学界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关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也成为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的重要标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分别是: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李洱《应物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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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

徐则臣 /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

《北上》是著名作家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新作。本书阔大开展,气韵沉雄,以历史与现实两条结构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脉、精神之北。一条大河的故事,也是民族与文化的故事。

开篇《2014,摘自考古报告》中,从运河旧址发掘出来的一封写于1900年7月的意大利语信件,是《北上》叙事的起点。借一封私信,作者将几段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依托大运河而生的孤立的人生与故事,妥帖巧妙地拼接到了一处。借助这由虚入实的路径,人们可以经历与亲见“一条大河自钱塘开始汹涌,逆流而动,上行、下行,又上行、下行,如此反复,岁月浩荡,大水汤汤,终于贯穿了一个‘古老的帝国’的恢宏历史”。

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此前三年的戊戌变法余波犹在,此前一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中国惨败屈辱收场。变法与革命之争势同水火,朝局与民意愈发不可调和,古老中国的生命底部暗潮汹涌,民力不支的运河也终于在风雨飘摇中迈进残年……此时,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这位意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对遥远的东方抱有热切的期望,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罗”。小波罗对运河的渴望,一方面来自于这一内在性的热情冲动,另外一方面却又带有非常具体的目的——寻访因参加战争而失散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意大利兄弟二人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也成为了本书历史部分的两条主线。

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谢平遥,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供职于摇摇欲坠的帝国水利部门,接受过一点西式的教育,有着改革社会的抱负,但同时又在“时不我与”的喟叹中蹉跎岁月,宛如龚自珍的一个蜕化版,在微弱的意义上象征着古老中国文人最后的生命气质。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小波罗北上,并先后召集起谦卑精明的挑夫兼川菜厨子邵常来,彪悍尚武的义和团拳民孙过程,知书达理、心比天高的年轻船夫周义彦等中国社会的多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大运河由北往南,经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到济宁、天津,一路前往北京。

在初见小波罗的谢平遥眼中,这个意大利人既热爱中国的文明与风物,又有着“欧洲人的傲慢和优越感”。而在小波罗带着马可·波罗式的浪漫中国想象中,他对运河、对中国笔墨方式、对中国大地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他给中国人拍照、与船夫聊天、和中国官员接触,在和中国人的朝夕相处中,深切地感受着一个“老烟袋味”一般的古老中国。从摇晃的运河行船到运河两岸,经历与见识烟花柳巷、船闸人家、兵马劫匪、纤夫官员,遭遇了人生所能遭遇的一切,将一个想象的马可·波罗的中国,转化为身体力行、耳闻目见、鲜活生动的现实中国。这一路,既是谢平遥与小波罗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

在北上之行中,小波罗曾经一度被以“大胡子”为首领的义和团民抓获,差点成为“大胡子”死于八国联军之手的爱子的祭品。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孙过程的大哥——在战争中不幸失去了一条胳膊的孙过路拼死相救,小波罗才侥幸逃得性命。最终,天真烂漫的意大利人小波罗也未能找到自己的弟弟。因义和团民的一次劫船行动,小波罗不幸被刺伤并因医治延误,死在了通州运河的一艘船上。北上之前,大运河对于小波罗来说只是古老中国的一大壮举,是少年偶像曾经见过的奇观,直到旅程的后半段,小波罗卧在床上,与之同眠同息,听到船外纤夫的号子、河上阵阵的涛声,才体悟到大运河浑厚的生命力,感受到古老的运河里容纳的万千声音与万千生命,也终于明白了它对于古老中国的意义。临死之前,他悲伤地说,“京杭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一个月后,公元1901年七月二日,光绪帝颁废漕令。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

而小波罗已经失联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此时已经有了一个更中国化的名字——马福德。他之所以不惜千里迢迢地从意大利跑到中国,正是为了能够像马可·波罗那样认真地考察并观赏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中国的锦绣河山。然而,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满心向往的马福德,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到头来,自己竟然成为了所谓八国联军中意大利军队的一员,以这样一种形式成为中国的敌人。作为侵略的一方,马福德直接参与了战争与掠夺,见到饿殍遍野、浮尸万千,内心受到极大震颤,于是借着受伤逃离战场。并在此后与心心念念的中国姑娘秦如玉走到一起,两人隐姓埋名,住在通州运河畔,过起了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春种、秋收、摆渡、拉纤。马福德几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可是,动荡之期,没有人逃得过战争的阴霾,当马福德儿孙满堂,日军侵华战争再一次将所有人卷进新的乱世漩涡,这一次,他们无处可逃,妻子秦如玉死于日本军犬之口,马福德的生活骤然崩塌,在安葬妻子之后,他独闯日寇军营……

一百多年后,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对于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并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沿着时间和历史流淌,一百多年前的同船者、遭遇者,也繁衍出了各自的后代,即谢望和、邵秉义、邵星池、孙宴临、马思艺、胡念之、周海阔等众多后辈。即使过去了一个世纪,无论身处何地、何种身份,与大运河结下不解之缘都是这些后人们共同的宿命。当年意大利兄弟二人留下的意大利语信件、日记、罗盘、柯达相机等,也因考古发现与大运河“申遗”的时代契机再度汇聚,成为了一条河流的历史见证。

得到意大利罗盘的邵常来的后人邵秉义、邵星池成为资深跑船人,见证了大运河及航运业的辉煌与落寞,直到新世纪来临后事业中落,才不得不考虑上岸。邵秉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坚持让儿子邵星池在河上举办的婚礼被一个姑娘拍摄下来,变成极其珍贵的研究资料。这位姑娘便是得到了小波罗柯达相机1900款的孙过程的后人孙宴临,她如今是一位为运河留影的摄影艺术者,风格酷似郎静山。此时,定居北京的谢家后人谢望和正为纪录片《大河谭》项目一筹莫展,无意间发现了孙宴临拍摄的这组运河照片,为了寻找照片的主人,他一路南下,重回故土,追溯着这条河的历史、想象前人在这条河边的生活。当年迷上意大利语的周义彦的后人周海阔则在大运河沿线建起了一家家名为“小博物馆”的客栈,里面陈列着客栈主人精心搜集的老物件,平常却珍贵,它们从容地记录着历史,沉默地铭刻先辈的生活,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盛衰。马福德的后代马思艺之子胡念之则成为了一名考古学家,正是他的运河考古发掘,促成了后辈们最终的相聚。

以谢望和为故事核心,随着《大河谭》项目的逐步推进,后辈血液中运河的因子被逐渐唤醒,他们开始以各自的方式进入历史的秘境:邵星池坚持赎回的家族罗盘、孙宴临的摄影作品和对运河的研究、周海阔对运河沿岸生活物件的收集、胡念之对文物的现场发掘……后辈们有意识地开始寻找他们生长的根,在各自的命运中,演化出了与河流结缘、行走生活的一段现代故事。运河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如孙宴临所说:“只有我们这样每天睁开眼就看见河流的人,才会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头和终点。”邵秉义则说:“除了跑船我不会别的,现学也来不及了,离开这条长河,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所以我就想,人的命其实不在自己身上,都在别处。我的命,一半在船上,另一半在这条河上。”在他看来,老祖宗就在天上、水上、这一千多公里长的大运河上看着自己。当他们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不同家族的历史碎片终于被拼接在一起,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

在故事的结尾,2014年6月22日,卡塔尔首都多哈,大运河申遗成功。谢望和说:“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如果这一天的确堪称千古运河之大喜,那也当是所有运河之子的节日。”《北上》以专注、缓慢的叙事耐心与它的人物一道溯流而上、顺流而下,行经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北上”与“南下”的叙事对接串联起几代中国人的故事,当下与历史的视线交汇,当运河被唤醒的同时,百年的家国史、个人史也被一并唤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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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一条河流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徐则臣

我的长篇小说《北上》,写的是京杭大运河。

如果把这条河仅仅理解为舟楫之利,就是来来回回运运粮食和蔬菜,那就错了。中国有五大水系,从南到北依次是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这五条大水都是东西走向,把中国的版图分割成了六块,这种分割导致各部分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物产、气候等都有巨大的差异。水的力量人类永远不能低估。中国有个成语,南橘北枳,说的是淮河以南产的橘子,到了淮河以北就变成了枳,一河之隔,水土不服,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河这边的方言到了对岸,那边的人可能就听不懂。这个时候,又有一条大河,它从南到北把东西走向的五大水系贯穿在一起,就像人的大动脉从头到脚把身体里的各个血管支流联通起来一样,这条河,就是京杭大运河。

的确,京杭大运河自元朝开始,就不仅仅是一条南北走兵运粮之河,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物候等诸方面交流融会的最重要的通道。

文化之“富”,也需要交通便利。列一个数据:有清一代,260年间一共出了114位状元,苏州一地有26位,占了近四分之一。为什么苏州文脉如此发达,源远流长?因为京杭运河经行苏州,这里是交通要道。

中国古典文学中有4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没有京杭大运河,可能这四大名著都不一定有问世的机会。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当年康熙皇帝的红人,每次康熙皇帝沿运河下江南,曹寅都负责接待。运河边的经历肯定也影响到了后来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林黛玉进北京,就是坐船走的运河。《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长在淮安河下古镇,该镇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重镇,曾是清朝特派盐运使驻地。从吴承恩故乡沿里运河南下,很快就到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老家,江苏兴化。只有对水边生活极为熟悉的人,才可能把水泊梁山的聚义生活写得如此地道,而小说中的梁山,也地处运河边上。《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据说是施耐庵的弟子。老师生活在运河边上,弟子料想也不会跟运河绝无瓜葛。

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条大河,不惟繁忙地转运了粮草,也不仅是政治权威贯彻的通道,还是一条融会文化乃至催生新的文化与文明的要道。如此评价这条河依然不够,因为深究下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内陆文化的形成,都可以在这条浩荡的大水中部分地找到源头。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讲述,说到底就是讲清楚两件事,一个是横着的长城,一个是竖着的大运河,两件事弄妥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就都明白了。以我对这条河的理解,此言非虚也。这也正是我决定以《北上》写这条大河的理由之一。

但我是个小说家,不管你的书写和探讨的对象如何高深、伟大,你都要以小说的方式去呈现。小说靠什么?人物,故事,细节,结构,语言,如同一座宏伟的建筑,你必须从一块砖、一片瓦开始,沉着笃定地一点点垒起。所以,我虚构了一个意大利人,他在1901年春天的某一天,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去寻找他的入侵中国的弟弟,另一个意大利人。他在北上的途中与随行几个中国人,翻译、保镖、脚夫、水手,建立了生死与共的关系。在抵达大河尽头时,他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但那些中国人,那个潜藏在中国的弟弟,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人,从此与这条河结下不解之缘。1901年,作为漕运的大运河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2014年,那些与大运河怀有不解之缘的后人们,在这条大河边再次相聚。于是,汤汤大水成了一面镜子,映鉴出一百多年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历史,和几代人深重纠结的命运。一条河流的历史,是几代人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只是,这一种家国历史是以个人的、隐秘的、日常的、细节的方式呈现出来。

小说还需要什么?激情与爱。我从小生活在水边,在这条大河边也曾生活过多年,这条绵延近两千公里的长河成为我认识和想象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方法和尺度。它是我生活的沉默的背景,写《北上》,我要做的就是让沉默者开始言说,把多少年来我听懂的这条河的故事,以文字的形式讲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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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

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中国好书”等诸多大奖,被译为德、英、日、韩、意、蒙、荷、俄、阿、西等十余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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