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国民政府决定次年将故宫博物院等国内公私各方收藏的古物运往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选择运英展览的古物，伯希和也被推为选择委员。对此，受到当时学术界的一些爱国人士强烈反对。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刊登了一批学者联名发表的《我国学术界反对古物运英展览》的公开信，在此公开信上签名者有王力、林徽因、金岳霖、朱自清、梁思成等人。

这一公开信不仅反对将古物运英展览，而且也涉及到了当时担任选择委员的伯希和的人品问题。公开信中说，伯希和“向与英人斯坦因至甘肃敦煌，行贿当地道士，发掘古室，盗取无数唐代以前之古物，至今犹封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中，不知凡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不免前后歧视，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此人来华，或有用意”。这一公开信发表后，傅斯年即撰文替伯希和辩解。

傅斯年在他写的《论伯希和教授》一文中说：“王力先生等宣言之第三点，所说显与事实不合，一查伯君或斯坦因博士之著作，或一询当时学部经管员司便可知之……先是敦煌千佛岩寺之道士已于若干时前发现石窟，但未识其重要，伯君行经此地见而大诧异之，犹未取之去也。离敦煌后，路遇斯坦因，告以此事。斯坦因急忙一人独向千佛岩寺中贿买道士，约以‘暂借’作第一次之选择，捆载而去，此印度及伦敦所藏此项卷子之由来。及伯君再至，选三千五百余卷载之东来，将此事告之学部。当时中国政府一面许其出境，一面派人攫取其数倍之存余，此一提取乃更成浩劫。” 这几句辩解，显与事实不符。众所周知，斯坦因于1907年到敦煌，用欺骗、引诱之手段窃去许多敦煌经卷。后面的说法更荒谬，既然伯希和后来知道这些经卷的珍贵，再回头去拉走更说明这是明知故“运”，至于官方允许其出境，当然是官方的罪错，但不能说伯希和这么做就是对的。

伯希和其人是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及中国。正因为伯希和“识货”，所以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里几乎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另外，由于伯希和与当时中国学术界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与王国维、陈垣等一流大学者保持很密切的交往和联系，所以对他的评价也关乎到对中国近代学术立场的问题，即他运到西方的这些珍贵文物的所有权。

傅斯年 山东聊城人，字孟真。曾在柏林大学研究比较语言学。1926年10月，傅斯年应聘为中山大学教授、文科学长，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他曾提出著名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原则。傅斯年在伯希和这件事上的立场一直是学界的一个谜。作为一个强调证据的史学家不该罔顾事实而感情用事，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傅考虑到当时中日即将开战，而当时中国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等因素。但这种说法比较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