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余秋雨
文/罗登廉
学界对余秋雨由赞誉到批评，经历了一段不平常的岁月。特别是前些年对余先生人格的指责与作品的批评，更是蜂拥而至，似乎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对余先生的人格表示质疑。说他是“文革”浩劫中的“余孽”，流氓加才子式的文人。还说余秋雨对这一“失足”行为至今不表示忏悔与反思，“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一时全国舆论哗然，余秋雨在读者的心目中一落千丈。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读者指出余杰的大作有剽窃他人成果之嫌（即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使这个所谓的“北大才子”“新青年”大打折扣。
余秋雨在2000年1月21日的《文学报》上发表《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答余杰先生》，以反驳余杰对他的攻击，并企图澄清学界对他的误解与责难。
余先生在文章中记录了他在“文革”中的那段经历（由于篇幅有限，恕不赘引），进而说明他并非曾以“石一歌”为笔名写过有害他人的批判文章，亦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说，他曾经做过一些值得忏悔的事，唯独在文革中没有。文章中他还用一种满不在乎，不无嘲讽的口吻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此文发表后引起了知识界许多人的极大愤慨，似乎是声起群讨以至发展到对其人身的攻击与人格的侮辱。
余秋雨在“众骂”声中，似乎是四面楚歌，无奈之余，终于从“文化苦旅”走上了“法律苦旅”。2002年8月27日，余秋雨将中南财经大学教授古远清告上法庭，请求法律给他正名。他在递给法庭的诉状中称，古远清一再捏造事实，恶意中伤、侮辱、毁谤原告，是整个侵权事件中发表文章最多，诽谤内容最具体的一个。
那么,到底是谁不尊重历史呢？谁是“文化杀手”与“文化小人”呢？我个人认为,余秋雨的过去不足以影响他现在乃至将来的成绩，即使他在“文革”中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那也是那个时代的“误会”，何况他那时只是个刚涉世的青少年。如果把那段错误的历史，让这样一位青少年来承担，未免是小题大做。难道我们对这样一位曾经有可能犯过错误的人，不能容忍与谅解吗？我像这样说，并非替余先生开脱，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余氏更为完整而又真诚的答复。
就在舆论界对余秋雨的过去大加讨伐时，有学者提出余秋雨的散文在历史知识与学问上的错误，认为他是假哲人、假君子、假学者。论学养，有人说余秋雨中学尚可，西学薄弱，即使是在尚可的中学方面，也有令人怡笑大方的破绽与纰漏。批评界认为余秋雨的作品，不仅是有显而易见的硬伤，而且还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曲解与误会。
其实，对任何一种历史、文化、艺术，我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难免偏激，或者说它可能有多种诠释，至于哪一种更贴切真实，有时的确是难以判断。即使是有些误会与曲解，也是在所难免的。我国有史可查的就有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与历史、文化、艺术，想一一把它弄通，谈何容易，自然谁也不敢夸这个海口。想当年苏东坡错把“黄州赤壁”当作“三国周郎赤壁”，虽然闹了笑话，但苏夫一浪漫，平添一处名胜———文赤壁。后
来人们却以假当真，常到黄州赤壁去凭悼、怀古。
如果以此来说明某作家的文品有所欠缺，乃至引申为对其人品的怀疑和人身攻击，似乎有些欠妥。文学作品重在贡献思想，而决非知识的重复。我们常说“文品亦如人品”，我认为这种说法本来就有不当之处。有史可签，品德败坏的人有时也能做出绝妙的文章。如生于战国末期的李斯，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小人，他不但能写出像样的文章，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集大学者、权谋家、政治家于一身的人。而有些品德高尚的人，有时也
会一时冲动，写出一些很卑劣的作品来。
当然，在余秋雨的作品中既有理性的哲理思考，也有卑微的情绪化表现，这些在其作品集《霜冷长河》与《掩卷沉思》中都有所表露，特别是后者。他的这种心态，是否再适宜于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以及现实人生的思考呢？是否是余先生在长期的“压抑”中所暴发出的产物呢？
我们不禁要问，余秋雨你“行者”的脚步到底能走多远？……
如果说没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与余氏后来所写的某些作品做比较，我们就找不到这种差距了，其实余秋雨的文品，在海内外的读者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也是有目共睹的。现代人在物欲横流之中挣扎，突然发现了《文化苦旅》与《山居笔记》，似乎找到了一个精神歇息之地，难免使人怦然心动。它们不同于“五四”时期在政治与社会的裂变之后的“小品文”，也不同于新时期的“小女人散文”与“新生代散文”。前些年，我在某报上刊发过一篇《关于余秋雨的散文》，文中说：“我想余氏的散文之所以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欢迎，主要不外乎三个条件：一是与人达成一种共识的人文景观；二是跨越时空的思想艺术；三是历史情结、国家情结和家园情结。余氏的散文在此时出现，填补了中国当代散文的不足，也给散文这种文体带来了一种新的突破。”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朱大可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一个小插曲：“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运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提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与《文化苦旅》。”朱文说在妓女眼里《文化苦旅》即是她的“文化口红”与“文化避孕套”。这是对余氏作品的误解。虽然妓女把《文化苦旅》当作“保护伞”，但这更是他们在精神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之下，寻求倾诉的对象。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本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薪火相传的工作，余氏却让它轻松的进入了平常百姓之家，使“高雅”艺术得到了普及，至于余氏及其作品为何遭到异议，这也可能有其他不良因素参杂其中，当然但原是更多的正义感与合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