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的卡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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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讯 记者黄茜发自北京解玺璋坐在书桌前，埋头整理他为写黄遵宪传记而制作的卡片。初秋的暖阳照在窗玻璃上，澄澈放光。他被层层叠叠的书的堡垒包围着，有一种读书人特有的安妥。

十二三平米的书房，书架之外又齐齐整整码放三层书，只给人留下立锥之地，是名副其实“书的房”。他的书门类博杂，涉猎浩瀚，文学、社科、艺术、历史、政治、哲学、心理学不一而足。又有许多全集，譬如台湾远流出版社的“电影馆”丛书100本，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全宋词》，人民文学出版社断续出了40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集”，一本本耐心凑齐，十足可观。

解玺璋是资深报人，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供职二十余年，亲历了报纸副刊的黄金时代。他主张编辑记者们读书要多要杂，尤其对垂直行业必须精研，至少成一个“准专家”，采访时方可“不露怯”。退休以后，他一头扎进人物传记的写作，2012年的《梁启超传》考证详实而评述精彩，在业界赢得美名。6年后出版的《张恨水传》，更是“以报人身份写报人”，行文里浇筑着对彼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惺惺相惜之叹。如今，他又着手为晚清大才子黄遵宪立传。为此，他读书集中在近现代历史一类。那些与传主相关的书籍，幸运地被放置在“书的堡垒”的最外端，触手可及、方便查阅。

他笑称自己别的没什么开销，唯买书舍得花钱。16岁去工厂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全数拿去买了四卷本精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套书如今依然放在书架显眼处，时常翻看。后来写《梁启超传》，为了搜集史料，光买书就花了10万元。他告诉南都记者，写《梁启超传》最开始是误打误撞，没想到后来上瘾了，到现在，一发不可收拾。

访谈

南都：您家书房多大面积，大约有多少册图书？

解玺璋：差不多十二三平米吧。书有多少册我现在也说不好。除了这个屋里，客厅里面那面墙，隔壁那个屋里还有。还有一些书，主要是平常不用的，我都放在凉台上的柜子里了，主要是期刊。

从1970年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开始买书。现在将近50年了。整个“文革”期间的，因为“文革”期间出书并不多，所以只要出，我都能买到。然后就是上学、工作以后，一直这样陆陆续续地买下来。再一个我的工作特殊，我从1992年左右就开始做北京晚报的读书版，各个出版社给寄书，一些作者也给寄书，所以书后来越来越多。

南都：会不会清除一些书籍？

解玺璋：已经淘汰了很多次了。每次搬家，就大淘汰一次。特别在上班的时候，我每年都要给郊区的学校捐书。自从我退休以后开始写《梁启超传》，我把我的重点规范了一下。我现在偏重到近现代历史上来。我就以这个为标准，来清理我的图书。有些现当代文学的书籍，跟我关系不大的，我就把它清理了。或者送人，或者卖到废品站。现在有一个好的通道，多抓鱼，但多抓鱼有点苛刻，很多书它不要。比如说一些比较旧一点的文学书，有时候它都不要。

南都：您书房摆放书籍有什么规律吗？

解玺璋：这两摞书都是跟日本有关的。我因为正在写黄遵宪传记，必须得看日本相关的书。我就把我能够找到的跟日本有关的书全放到一起了。但工作一换，我就得整理一遍。去年写张恨水的时候，我周围全是现当代文学的书。现在基本上没有了，都让我清走了。你看这些都是跟黄遵宪有关的，他的全集，包括别人写他的传记，这边是他办的《湘报》。

我的习惯是把能买到的书籍都先买回来，省得去图书馆耽误时间嘛。我写《梁启超传》的时候差不多花了十万多元买书。一套他编辑的《新民丛报》，中华书局卖5000多元，后来我找了他们领导，给我打了五折。

南都：刚工作，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买书？

解玺璋：当时买书主要是王府井新华书店。那里不光有一个对外的公开的书店，它还有一个对内的，在旧的王府井书店的大楼，大楼靠北边有一个很小的小门儿。进去有三套房子，分不同级别的。我当然是最低级别了。因为那会儿是青年工人。我们可以到单位开个介绍信，它也允许你多看一些书。我买的主要是文史方面的书籍。当年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四大本，在内部书店可以买到。我在工厂当工人那段时间已经把那四本书都读完了。我的古典文化的知识和古文的底子就靠这套书了。

南都：您是一个特别舍得在买书上花钱的人吧？

解玺璋：我参加工作十六岁多。我的第一份工资是16元钱，那是1970年，我就买了一套书，四卷本精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现在经常还看这个书。我妈还说第一个月怎么没拿回钱，我全给买书了。后来因为到晚报工作，跟出版社关系很近，也有通过他们买便宜的书，打折的书。八九十年代，中国戏剧出版社搬家的时候，它们从八条搬走，清理地下的仓库，处理书，我就去了。那次买了很多，包括田汉的文集，戏剧方面的很多书，都是他们八十年代出的。中华书局搬家的时候我也买了很多书，我把二十四史配齐了。原来我只有五史，后来我把所有十七种买齐了。我买《资治通鉴》，十本三十元。我当时只有三十元钱，我就犹豫，买《全唐诗》还是买《资治通鉴》？后来我工厂里的师傅说，他买《全唐诗》，我买《资治通鉴》，我俩换着看。

八十年代的时候，把以前听说的、没有看过的，或者看过的但是跟人借的那些书全都买了。

我花钱最多的一套书，应该是90年代了，我买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的“电影馆”100本。花了得有两万多元。还是陆陆续续地买，不是一下子买。

我是别的舍不得花钱，买书舍得花钱。我主要的消费就是买书。我没有其他花钱的地方。后来再加上老在外面发稿子，有点稿费，都拿来买书了。

南都：这么多书全都看过吗？

解玺璋：也没有。不能都看，看不过来。当时一次最多的时候都是推着小车买。买来只能翻一翻，大致上知道有些什么书，在什么地方放着，里边有什么大致的内容。我买书确实还是以有用为标准。我觉得有用，我就买。不拘文学、文史、电影、电视、戏剧、美术。

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我一到晚报工作就在副刊部。副刊部接触的东西比较杂，各方面什么都有。但我主要是负责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最多的就是影视，后来有戏剧。我办读书版之后，又有图书和文学。我是比较实用，这段时间我主要干什么，我看书基本上就围绕这方面。我有一个意识，采访的时候，多看点书，就不至于被人看不起。要不然，你跟导演也好、演员也好，特别是有一些文化底蕴的，跟他谈，老露怯不太合适。所以我特别主张，包括后来带年轻记者也这么说，一定多看书，杂一点。做记者、做编辑，一定要杂一点。不一定是你的兴趣，但你需要了解。特别是你自己跑的这个行当，方方面面的，历史呀、现状呀、理论呀，多少都知道一点。

我开始的时候主要是采访电影电视方面的。因为没学过这个，原来是学新闻的嘛，用我们老师的话说，咱们就是万精油，抹哪儿都成，但是都不太管用。所以，你要想做专业记者，你就得学点专业知识。那会我们老师也说，在欧洲的国家，记者都是双学位的。除了有新闻学位，还应该有专业学位。咱们国家也没有新闻法，也没有这个规定。但我觉得，你要想做出点成绩，你要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就尽量做成一个准专家的样子。

南都：在北京晚报副刊工作的那会儿，是不是副刊特别兴盛的年代？

解玺璋：那会儿真是挺牛的。我到北京晚报报社是1983年。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很多老先生都刚刚解放，刚刚恢复名誉。可以在外面发表文章，写东西了。他都憋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了，有些老右派，都特别愿意写。那时候报纸又少。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呢，因为当初有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弄的“三家村”“燕山夜话”这些东西，在文人当中有一定的传统。所以都愿意给晚报写东西。

那时候好多都是大家给晚报写稿。我接触多的，比如金克木先生，他是老先生里最会给报社写稿的。我们有一个栏目叫“百家言”，那个栏目规定，一篇文章不能超过八百个字。他准保给你写到八百个字以内。他谈一个问题，很严格，不让你动这个稿子。如果他觉得这篇文章八百个字装不下，他一定给你写到一千六百字，分成上下篇。报社的编辑要碰上他就太幸福了，基本不用编。张中行先生、吴祖光先生、冰心先生，包括新凤霞都给我们写稿。新凤霞的文字能力很弱，她的稿都是我们给重新编，重新写。她只能提供一个大概情节、事情。

南都：您这里有值得纪念的签名本吗？

解玺璋：我刚收到一本书《父亲的军装》，徐静蕾的父亲给我寄来的，他写的家史。他听过我一次讲课，怎么写传记。他又请我吃过一次饭，聊过一次。他准备再聊一次。现在第一卷出来了，他准备写三卷。第一卷写徐静蕾的祖父，第二卷写他自己，第三卷写徐静蕾。他其实第二卷也写完了，最难的其实是第三卷。他现在第三卷不知道怎么下笔，主要是他这闺女不知道怎么写好。他想请别人帮他写，但是现在没人愿意接他这事儿。由一个父亲写他这么一个闺女，太难写了。但徐静蕾对她父亲还挺好，她还专门给她父亲用小楷写了一篇序。徐静蕾的字还挺漂亮的。

解玺璋

北京人，工人出身，恢复高考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自1983年以来，一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曾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书香专刊、文化导刊以及《北京日报》文艺周刊担任编辑和主编多年，2004年10月至2008年初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北京日报高级编辑，现已退休。曾出版《一个人的阅读史》《梁启超传》《张恨水传》等多种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