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近代史的朋友应该知道，中国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国后，就树立了强国目标。而她要学的国家是谁呢？

不是离中国最近的日本，也不是如日中天的德国，更不是山高水远的美利坚，而是不远不近的高卢雄鸡——法兰西。

史料显示，民国建立之初，中国二代精英中的一部分中青年积极分子，就掀起了了全国规模的留法热潮。据大致统计，1915年至1920年这五年间，有近两千名中国有志青年踏上了法兰西的国土学习。在中国的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造就了无数栋梁人才。譬如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后来有着“国民党四大元老”之称的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都是当时留法的热心领路人。

为什么民国精英认准法国是中国的榜样呢？

简单说来，因为法兰西当时是世界最强大共和国，从1791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创立，矢志不渝，延续到1912，已是第三共和国、主宰世界新秩序的大国。而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的邻国日本，学的是世界当时第一军事强国德意志，而革除皇帝的中国，体制与法国相同，当然要学最强共和国法兰西了。

中国和法国，不仅政治体制相同，而且还具有相近的经济基础和传统，同样具有小农经济基础和革命传统。 如果真的效“法”，中国的前景可能不可限量，假以时日，三十年五十年，“东方法兰西”超过“东方德意志”日 本，也并非不可能。

此时，人们把希望凝聚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取代孙中山、执掌新生民国的袁世凯。其时这个劣迹斑斑的旧官僚，忽地成了“世纪伟人”，而甲午前线临阵脱逃、出卖维新党的那些有亏大节，随着他附和共和、逼清退位的一美“壮举”，全部遮了过去。

在成功就任民国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的威望达到顶峰。 如果袁世凯顺应民意和世界潮流，把共和之路走好，一个东方法兰西冉冉而起，与东方德意志并立潮头，并非不可能。

当时内外局面要好很多，日本还没有全面侵华，内部也不存在军阀外的敌对势力，统一阻力要小得多。袁世凯至少能领导、维持表面上统一的中国。

经济形势也不错，中央政府可以省下内战大笔开销，把国家财政保持在一个较好水平上。

当时人们公认，袁世凯当政时期相对较好的情况，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说，“形势本来很好，这个国家自行维持得相当成功，它的财政义务都已履行。”

没有风起云涌的内部革命，即便后来日本想插手也无法下手。

袁世凯的重要顾问汪凤瀛在《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一文中说，那时民众相信袁，视反对袁的人为“乱贼”。 可见，如果袁世凯走正道，奉行共和，打造东方法兰西，假以时日超越日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但，那一切都是如果。 

万分遗憾的是，接下来的袁世凯发布两项政令、干了两件事，使民国效“法”未果、“亚洲法兰西”徒有虚名，反让“东方德意志”日本平添了新耻辱。

第一项复古令。对内 杀政敌，武力扫荡反对派，祭孔招旧魂，复帝制。 疯狂开启历史捯车。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撕去总统外衣，正式宣布自己要当名副其实的古式中国最大官——皇帝。这一天，他改国号“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称皇帝，建元“洪宪”，袁大总统就此变成了“洪宪大帝”。

第二项是缔约令。对日称臣，缔结二十一条。

就在袁世凯忙着修宪、绸缪称帝的当口，时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抛来一个见面礼。共计五号二十一条。 最狠的共有七条，包括 : 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 ; 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半以上的军械 ; 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的建筑权让与日本 ; 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 ; 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日本人经营的医院、寺庙及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 ; 等等。这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与当时朝鲜的地位相同了。

为什么大隈重信要在这个时候亮出这个条约呢？ 因为袁世凯有求于他。

大隈重信，近代日本一流精英中的代表人物。不仅是个出色的政治家，而且是日本教父般人物，是日本工业化奠基人，可谓日本工业之父。

大隈重信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也是忌惮的，因而从一开始便警告袁世凯这是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得外泄。倘若中国不答应，日本文武全备了。

袁世凯是个耍流氓高手，签约捞便宜，然后毁约赖账不吃亏，就是他“猿猴智慧”。首先他采取拖延战术，一拖便是四个月过去。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开始态度强硬、步步紧逼。

如果袁世凯不签二十一条，无非面临两个后果：

一是日本政府扶持孙中山取代他。 二是中日提前二十年爆发全面战争。

这两大后果，袁世凯肯定都非常惧怕。那么，他之惧为国家民族之虑么？

不！他是为自己的位子。

据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记载：1915年，中日两国谈判“二十一条”期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对威胁之外，亦不断利诱，表示：“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不能否认，这对袁世凯颇具诱惑力。以为签下21条，就可以换取日本政府对他称帝的支持。

卖国是小，称帝事大。 1915 年 5 月 9 日，中日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 : 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有人为袁世凯背书，称帝也赋予新意。称袁世凯改元“洪宪”，即弘扬宪法之意。而根据袁世凯上台之后的种种集权倒退之举，如何站得住脚？这种犯贱理论，当世人都恐不能同意。还有 称“袁世凯一生痛恨日本”，“采取各种办法拖延 ，迫使日本两次提出修正案”，果真如此吗？

袁世凯不喜欢日本人，这大概没有什么疑问。但他的策略不过是继承了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老生常谈，利用列强们矛盾作为牵制，并没有从内政图强上找到出路。

还有为袁开脱的人，拿出来孙中山也与日签密约说事。而 孙中山《日中盟约》真相却是： “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不久，孙中山即作书给日本政府首相大隈重信，提出优惠条件以争取“日援”，来推翻袁世凯政权。 平心而论，孙之“盟约”只提出原则性之合作，而二十一条全部具体细则，袁不欲卖国而做辱国求荣之实，孙既未辱国更无利己求荣之心，故二者岂可同日而语。

孙中山，政治家，志士也。而袁世凯，官僚，痞子也。一是为救国求外援之力，另一个是为私利卖国 。孙中山是伟人不是完人圣人，为了实现政治信念，有时也会施些委屈求全之权宜之计。而袁世凯治下的中国，共和旗帜倒了，只剩下陈词滥调的孔教与民族主义。 指望袁世凯这样的人，打造“东方法兰西”、把中国带到世界强国行列，只能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