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俊
监狱史学者
1920年12月，上任仅7个月的窦家祯提出辞职，后继者为吴曾善，3个月后又换人。漕河泾监狱从1919年7月启用，到1937年8月撤销，18年中，典狱长像走马灯似的更换了15人，这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狱政管理之混乱
江苏省第二监狱位于上海漕河泾镇，又名漕河泾监狱，启用于1919年7月，监狱以扇面形分布共5个监舍，分别称分为仁、义、礼、智、信字监，监狱的西南角设有女监，为一幢独立小院。
1920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初二，星期六晚上6点，当班看守缪某正拿了钥匙收封，清点监内犯人人账。清点到义字监的时候，突然从牢房内冲出王某、张某、江某等几个犯人，合力打伤了看守。一个犯人立即夺取缪手中的监舍钥匙，打开义字监、仁字监、智字监和礼字监的大门，王道清、张某等犯人大声喊道：“大家冲啊，要出去的跟我来。”煽动大批犯人一齐冲向监狱的正门。
在暴乱的过程中，犯人各显“神通”，乱成一片。有犯人把看守击伤，剥去他身上的制服套在自己身上;还有人击倒看守后，夺下他的步枪和子弹，并召唤其他犯人到监狱的枪械库去抢劫枪支弹药;有的犯人则直接扯断了监舍内的电线，监狱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当夜，漕河泾监狱的值班长、监狱一科科长张佩应听到狱内嘈杂，马上来到监狱大门口，看到百余犯人正冲向大门。看守长吹起警笛，并呼叫同伴，马上向警察局报案。张佩应一面布置大门看守加强警卫，一面对着犯人，大声呼喊：“有话可以商量，大家冷静一点……”妄图挽回混乱的局面。
但是越狱的犯人早就急红了眼，犯人王道清一枪击中张佩应，张倒地身亡;看守刘南轩对准开枪的王道清还射，王也当场毙命。
此时，漕河泾监狱第二科科长魏英又率一批看守赶来支援。但是看守人少，仁、义、礼、智、信五座监舍一半以上的犯人都涌了出来，约有300人。不少犯人还手持木棍、砖头、石块。
为首者系朱永虎、沈富山二人。魏科长督促其他看守奋力阻止犯人外逃，却被犯人朱永虎手持的破桌台脚击伤。看守举枪还击，击伤犯人多人。这些暴乱的犯人趁秩序混乱之际，打开监狱防御力量比较薄弱的几扇备用边门脱逃，也有一些犯人看到场面混乱，害怕受到伤害又返回监舍。
据监狱事后统计，当天漕河泾监狱共逃脱犯人180余名，约占监狱押犯总数的三分之一。
180余犯人脱逃案发生后，上海淞沪护军使、上海警察局接报后马上调集部分军警人员开赴漕河泾监狱。由于当时通讯措施较差，军警行动迟缓，当他们到达监狱时，犯人的暴狱已基本结束。增援的军警人员到达监狱后，立即分作两拨，一拨人在监狱控制局面，另一拨人追捕逃犯和搜索可疑人员。他们在监狱四周查到了9具犯人尸体，经初步勘验，皆因中枪所致。朱永虎、江金福等组织这次越狱的主犯也已被现场击毙。
当天深夜，主管漕河泾监狱的江苏省高等检察厅也派出专人到现场调查处理。监狱周围的城镇、乡村的警务单位先后在长桥、莘庄、泗泾、松江等地搜到逃犯40人。
3月27日，远在扬州的张佩应妻儿抵沪。漕河泾监狱看守、职员对一科科长张佩应之死十分同情，纷纷捐物捐款，为其收殓。不日，特地雇了一艘小船，把张的灵柩运回扬州安葬。
1920年5月4日至5日，上海地方审检厅对漕河泾监狱越狱后所捕获的40名逃犯进行首次开庭审理。脱逃犯陈某被判处死刑，郑某等4人被加处无期徒刑，王某等32人被加刑11年，徐某等4人被加刑5年。但还是有100多名犯人早已逃之夭夭。
据查，犯人图逃谋划已久，其间也暴露过一些蛛丝马迹，有人向监狱反映过，但是看守缺乏警惕，并不当一回事。狱政管理上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牢头狱霸横行，老犯欺压新犯;看守人员素质低下，牟取私利、克扣囚粮，对犯人及犯人家属敲诈之事时有发生;监狱还经常组织犯人超时、超体力劳作，生产工具管理不善，管理制度形同虚设。
3月21日，几百犯人暴狱的那天晚上，典狱长敖振翔正在妓院寻花问柳。社会舆论逐渐发酵，敖振翔无法收场，递交了辞职报告。但是，事关重大，岂能蒙混过关?监狱犯人暴狱，大批犯人脱逃，作为监狱的第一责任人，典狱长敖振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后敖振翔被拘押。查抄其寓所时还发现，敖振翔在参与漕河泾监狱建造过程中，曾收受建筑承包商的好处费，任职期间，敖还存在侵吞公款，克扣囚粮、囚款的行为。敖振翔被上海地方审检厅判处有期徒刑3年，押解苏州监狱服刑。
5月中旬，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张一鹏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江苏省高等检察厅的官员也从南京亲临上海到监狱调查取证。分管漕河泾监狱的江苏省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王树荣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司法部给以“惩戒处分”。
漕河泾监狱典狱长之遗缺，北洋政府司法部最初拟派孔繁满、马衡接任，他们先后婉言推辞。最后委派天津地方法院看守所所长窦家祯履新。由于旧监狱管理上危机四伏，监狱行政管理费用匮乏，狱政腐败，要治理监狱、管理狱政，并不是靠调任典狱长所能解决。
1920年12月，上任仅7个月的窦家祯提出辞职，后继者为吴曾善，3个月后又换人。漕河泾监狱从1919年7月启用，到1937年8月撤销，18年中，典狱长像走马灯似的更换了15人，这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狱政管理之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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