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无障碍电影真正“无障碍”的发展之路上,还有这些“拦路虎”

8月29日上午9点,上海国泰电影院迎来一群“特殊”观众。当天,他们“听”完了一场为他们特别放映的电影

8月29日上午9点,上海国泰电影院迎来一群“特殊”观众。当天,他们“听”完了一场为他们特别放映的电影《上海堡垒》,影片中上海“陆沉”的景象经由现场电影讲解员的解说,在他们的脑海中清晰“浮现”。

这是最近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与市残联共同主办的“无障碍电影”的一次公益放映。从2012年至今,上海市、区共有18家商业影院每月为残疾人放映一场无障碍电影,每年放映200多场次,为2万余名残疾人提供多样化的观影服务,几年来累计为残疾人提供观影服务10万余人次;此外,全市在160多个社区建立了无障碍电影放映点。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超过1600万视障人群,随着老龄化的严重,这个群体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需要加大力度消除“无障碍电影”推广和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拦路虎”,让无障碍电影真正成为视障人群无障碍的“文化盲道”。

全国探索大部分仍处于“盲区”

视障者享受电影的方式主要靠“听”,听电影让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感受色彩斑斓的世界。《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赋予残疾人平等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视障人群为主要目标观众的“无障碍电影“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这部分人群的需求;无障碍电影模式的推广也因为版权等因素难以在全国全面有效地推广。

“无障碍电影”不同于普通的录音剪辑,主要是对电影进行场景分解,在对白和音响的间隙,用视障人群能够理解的语言,讲述画面信息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情感与意义,帮助视障人群欣赏电影。一部电影要转化成“无障碍版本”,需经历多重步骤,不同工种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目前,“无障碍电影”主要靠播音员、主持人和经过培训社会志愿者的无私奉献。

上海的无障碍电影推广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并率先以相关政策给予保障。2009年,上海市残联、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联合成立了全国首个无障碍电影工作室;2012年,由东方广播中心与市残联共同主办的“无障碍电影”公益放映正式开启,上海国泰电影院挂牌成为上海市第一家“无障碍电影院”;2013年,“举办无障碍电影日活动”被正式写入《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北京也较早探索“无障碍电影”。2005年,北京第一家面向视障人群的“心目影院”在北京鼓楼西大街的一个四合院里成立。虽然设备简陋,只有一个液晶电视、一台DVD和一些折叠椅,但每次的放映活动都座无虚席。从2005年到2017年底,“心目影院”累计放映电影超过700场次,参与的盲人观众近2万人次,志愿者6400余人,王小丫、崔永元、欧阳夏丹、林依轮等都曾来担任过志愿讲解员。

上海和北京的经验给其他城市带来了启发,这几年,天津、南京、南通、长沙、成都、沈阳等地也先后尝试举办无障碍观影活动。但它们覆盖到的人群比起中国2000万视障群体的基数还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欠发达地区仍处于“盲区”。

无障碍电影的版权“障碍”尴尬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主持人曲大鹏长期参与“无障碍电影”公益志愿者活动,他认为,无障碍电影”发展和模式推广过程中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版权问题。

无障碍电影在放映前,需要根据盲人的特点把“看不到”的画面通过声音解说的方式来实现“可视化”。要实现“无障碍”,先要获得影片版权方的授权。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盲人使用他人作品做出了著作权法的例外限制,但仅限于文字作品。未经电影版权方的许可,制作无障碍电影并在线上或线下播放,会侵犯版权方的复制权、改编权、放映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限制了无障碍电影的片源和发行。

上海市残联兼职副理事长、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残疾人轮椅击剑运动员金晶告诉记者,许多电影涉及好几个版权方,要一一找到、沟通费尽周折。可以说,由于受到电影版权法的限制,不仅无法实现‘无障碍版’电影的市场化量产,即便是在极有限的公益运行范畴内,也很难逾越这一法律规定。

因为版权存在的“先天”问题,无障碍电影的片源选择受到较大限制,志愿者团队只能为盲人们制作类似《简爱》这样已进入公版的老电影或者少数愿意提供版权的影片。此外,再加上制作周期等原因,视障人群“听电影”基本与市场热门电影无缘。

金晶和曲大鹏都建议:能否参照盲文的版权法内容,在电影版权上增加修订条例,让同样针对于盲人的无障碍电影“解禁”,这样不仅让视障群体享受到更平等的收视权力,也有利于无障碍电影在市场上真正实现“无障碍”,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影产业链的完善。

无障碍电影靠公益难以产业化

即便愿意授权的发行方在增多,但在实际操作中,肯拿出资金制作一版无障碍版本的影视公司依旧寥寥无几。原因在于,目前的无障碍电影还停留在公益层面上,无法进入产业机制,很难形成可持续性发展。

“无障碍版本的制作成本并不高,绝大部分是台词创作者和配音演员的人力成本,与影视剧的片酬和制作花费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但因为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企业都不愿意做。”曲大鹏说。也因此,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门面向视障人群,负责制作、解说到发行、放映一条龙服务的专业化影视机构,更没有形成专业化运作体系。

在美国,视障服务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电视台就开始在副声道提供口述服务。2002年起,美国更是以法律形式规定,各大电视台每季度至少提供50个小时的黄金时段节目解说。现在好莱坞近一半的电影都会特别制作视听障碍版本。

在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形成成熟的电影产业体系,视障人群完全可以像正常群体一样买票进任何一家影院“看”电影。金晶告诉记者,在美国,所有电影制作成数字模式后都必须有一个“无障碍版”声道版,配以不同语言配音,以供视力障碍者在影院自由挑选。任何时候,盲人进影院看电影,只要找工作人员要一个特定的耳机通道就可以正常“听电影”,不影响其他观众观看电影。这样的操作简单方便,无需专门包场安排无障碍电影专场。

曲大鹏也提到了Netflix这家美国最大的在线影片租赁商,“他们的所有影片全都带有无障碍解说,并且分为不同语种。”

中国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发布的《中国互联网视障用户基本情况报告》的调查显示,78%的视障人士通过“听”手机,进行网上聊天、逛论坛、刷微博等社交类活动,以及看新闻、看书、听音乐、玩游戏、购物等。由此看来,只要片源问题解决,内容产品到位,视障者在家轻点鼠标,就能尽享丰富的电影文化资源。

金晶直言:“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视障人群在任何一天能像健全人一样走进电影院买票,戴上有同步无障碍解说的耳机,享受与普通人无二的观影权利。又甚至,所有的电影电视剧、出版物都配上解说声道,不仅是对这一人群的关怀和尊重,也是中国走向电影强国的美好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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