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增速下降不等于“消费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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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降级这一提法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的认同,恐怕与目前居民债务率的上升有关。但从数据看,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为8.8%,尽管增速下行,但要比美国第二季度消费支出的增速高一倍以上。

很多人会说统计局数据不能信,但麦肯锡的调查数据呢?他们调查的结果是2017年中国居民购买的奢侈品金额要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再看下澳门经济局的数据,2019年1-7月份,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为1755亿,同比增长17.5%,这其中的主要贡献应该来自大陆。

有人会反驳说,上述消费都属于高端人群,中低收入阶层则是消费降级了。那么,这至少可以反过来说明消费降级之说有点以偏概全了。同时,我们再看一下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支出结构,发现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并没有上升,从长期看,食品消费支出占比仍维持下行趋势——这就是恩格尔系数,下行代表消费升级。

事实上,这几年来消费升级还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中低端白酒、啤酒、方便面等销量的增速都出现下降甚至负增长,但高端白酒、红酒、网购快餐的销量增速都维持中高速增长。不能因为一段时间的增长斜率趋缓,就断言消费降级。

但就具体消费品而言,其销量确实会和往年相比出现很大变化。例如,2016年乘用车销量增速达到一个峰值后,持续回落,但豪华车的销量依然看好。又如,去年由于房地产销量创历史新高,故与住房装修相关的行业都表现不错,但房产销量增速必然会回落,而且会负增长,故与住宅装修相关的消费产品的销量肯定会受影响。

从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支出构成看,医疗保健的支出份额比去年同期上升1个百分点,而文化教育娱乐的支出份额下降了1.7个百分点。说明消费升级部分的结构也有所变化,但并不意味着“消费降级”。

即使不是“消费降级”,也需要关注消费增速下降过程的两大问题,一是居民杠杆率偏高带来的风险问题,杠杆率过高不仅影响消费,更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消费减速所对应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回落较快问题,如2017年农民工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降至6.4%,其背后必然隐含着农民工失业率上升的问题。

因此,消费减速所反映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虽然不影响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但却反映了财税政策必须及时应对,如7月末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六个“稳”,第一个就是稳就业,这是在上半年调查失业率数据创新低的情况下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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