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被汪精卫拖下水?

原创-NO.1219 作者:大橙子 审核:霍小山 编排:杜大大 1938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险象环生,

原创-NO.1219

作者:大橙子

审核:霍小山 编排:杜大大

1938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险象环生,几乎被逼入绝路。

南京国民政府前脚刚从南京移到武汉,后脚又马不停蹄地向西南奔去。

坚持抗战是不是死路一条,亡党亡国?

战还是和,被摆在整个国民政府高层面前,无论是国民党的元老、军队的将领还是地方诸侯,这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个问题几乎不用讨论,跟小鬼子干就是了。可对于实际统治中国的人来说,决策稍有不慎,就可能让自己的苦心经营满盘皆输。

这个账得算算。

你问国民政府的政要做不做汉奸,很大多人会say no。

你问国民政府能不能跟日本谈谈合作,很多人不会拒绝。

这才是政治。

▲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

日本的态度也摇摆不定。1938年11月、12月相继发表近卫第二次、第三次对华申明,一改第一次对华申明时的强硬,声称“国民政府果能放弃过去之指导政策”,则日本“当亦不予拒绝”,并试图以“互相善邻友好”等三原则来试试中国方面的反应。

是打还是谈?国民党高层分裂了。

01 汪精卫的小动作

汪精卫在国民党资历深厚,向来以革命派自居。

在抗日战争打响之后,忧国忧民的汪精卫自觉看透了局势的发展,不认为中国有战胜日本的可能。

和谈,尚有回旋余地;抗战,必将亡党亡国。他多次发表“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等言论,希望唤醒铁了心要抗战的国民党高层。

蒋介石比较轴,不听汪精卫的劝告,蒋介石身后的黄埔系将领更不肯听汪精卫瞎扯。 政治家有千万条路可以选,军人只有一条路。

于是,汪精卫就开始搞小动作,要从山头林立的地方派系入手,想拉拢反蒋势力,共同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府。

12月18日,虽然重庆市民还在被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寝食难安,但是在重庆南边的昆明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红旗招展。

当日,昆明城主要街道的商店均挂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街上布满了迎接贵宾的队伍、军乐队及站岗的哨兵。

到中午一点时,载着汪精卫夫妻及随从人员的飞机缓缓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机场上顿时乐声大作,龙云率云南省党政领导列队恭迎汪精卫,那家伙,那场面,啧啧啧。

可是主角汪副总裁却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当即让秘书曾仲鸣转告接机的众人,“飞机颠簸太甚,脉膊时有间歇”,仅会见了龙云一人,进行了一场让后人浮想联翩的会谈。

在那日锣鼓喧天的昆明,没有一个站岗的哨兵、夹道欢迎的民众、悬挂青天白日旗的店主会想到,他们所欢迎的汪副总裁第二日就要飞往河内投敌叛国——连蒋介石都想不到,何况是人民群众。他们也不会想到,昆明将是汪精卫出逃途中在国内的最后一站。

此后,汪精卫将与日本人,下个路口见。

▲汪精卫(左一)出行留影

02 汪精卫到了昆明

汪精卫将唯一一站选在昆明,当然不是因为昆明美丽的风景和魔性的山歌。

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当时的云南在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不仅成为国内唯一的对外交通线,还是中国西南大后方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

地方实力派“云南王”龙云与追求“削藩”的蒋介石始终无法做到真正的亲密无间,蒋介石对云南的控制实际上十分有限。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汪精卫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仅早早地就将龙云及云南纳入了自己的“建国”计划中,还准备让龙云在他的“和平运动”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影响其他的地方实力派共同反蒋。

1938年8月底至9月初,汪精卫小弟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秘密会谈,梅思平就称:“ 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 ,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同年11月20日在重光堂再谈中签订《日华协议记录》时,汪精卫更是信心满满地认为,他们逃出重庆发表反蒋申明后,云南省便会首先反蒋独立,然后四川军阀们会随即响应。最后,在云南及四川成立“独立”政府,联合广东、广西,共四省,共同建立汪精卫主导的新政府。

汪的这种自信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据说自他与龙云在1937年8月初次见面后, 龙云就尬吹“汪为国家人才” ,还曾多次会见代表汪精卫来滇的汪夫人陈璧君,并向其做出保证:“如果汪副总裁取道昆明出国,必将妥为保护并提供方便。”

▲汪精卫与夫人陈璧君

有点常识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马屁。

可汪副总裁听不出来,或者不愿意相信这是马屁,这么好听的话怎么会是假话?汪精卫的心腹陈春圃回忆道,汪精卫到达昆明当晚与龙云进行会谈后,志得意满地对其说到:“已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云,得到龙的赞同。”

在转述中,汪精卫还洋洋得意地分享了自己激将龙云的过程,“我最后是这样说的:‘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龙云听了之后说:‘汪先生说哪里的话,我完全同意。……’接着我就讲:‘如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龙云听了之后就拍胸脯说:‘定机位的事情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汪精卫的这种乐观的情绪也传染给了他的同党。

周佛海在当日日记中写道:“今后能否离昆,惟在志舟(龙云)态度,大约不至留难。今晚汪先生与志舟谈话,结果必甚佳。”就连日本人都认为:“龙云一向是汪的志同道合的人。”

但是政治观察力很弱的汪精卫显然对龙云有什么误解——要不就是误解了他的话语,要不就是误解了他的“人品”。要不怎么说汪精卫斗不过蒋介石,龙云就这几句场面话,他居然就天真的全信了,就像他天真的相信日本人的承诺一样。

汪前脚坐飞机离开昆明,龙后脚就将汪精卫的行踪报告给了蒋介石,还顺带将他们关于“和平运动”的交谈内容和盘托出。

电曰:“(汪)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不一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重大,未识在渝时与钧切实讨论及此否?”

老奸巨猾的龙云将这个皮球踢给了同样老奸巨猾的蒋介石,至于汪精卫,还在飞机上傻乐呢,浑然不知军统的杀手已经准备上路。

▲龙云

03 龙云:一个悲观的抵抗者

比起汪精卫及其同党的转述或者蒋介石收到的电报,龙云在三日后发给其多年助手和战友卢汉的密电更能说明他的态度,电文中写道:

“汪先生前日到滇,昨赴港,愿效昔日之李鸿章、今日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故谓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云云。语气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闻之忧心如焚,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兄为杞人之忧,寝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

他在电文中将汪精卫比作了李鸿章与张伯伦,既未曾表示对汪精卫的讨伐,也没有流露出合作反蒋的意向,反而是将汪精卫的降日行为看作“党内纠纷”,表达了对于抗战和国家前途的忧虑。

夹身于蒋、汪之间的龙云并非毫无主见的大老粗军阀,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有文化的他,对于中国及云南的未来是有自己看法的。

早在1937年8月龙云致蒋介石的电文中就写道:“时局至此,非集我全民力量,作长期抗战之计,无以救危亡。”又说,战斗开始,滇军“恳以六万至八万之数,组成建制部队,由职亲率,开往前方增加(抗日力量),或留长江沿海一带布防,均不无裨补”。

蒋介石非常高兴,立即复电龙云:“ 忠贞谋国,至深赞佩 。”

之后龙云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迅速整编出一支4万人的军队开赴台儿庄 ,参加了第二阶段的徐州会战。

之后,滇军还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全力支持了中央军在滇西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修筑滇缅公路,打通了抗战时期中国唯一一条路上交通线。

▲昆明巫家坝誓师大会

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以及国际援助是否会到来,始终存着怀疑的态度。

早在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信阳惨败后,龙云就致函蒋介石称:“英法对我无益,顾虑尤多,粤汉、平汉两路若再相继阻绝,情形益陷于险恶。苏联助我,亦徒口惠难恃,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对于国际上外交政策,有无另行考虑之必要?”

之后给汪精卫的密电中,龙云更是直指蒋依靠国际援助的政策乃“幻想误国”,“过去一切错误,诚如所示, 幻想误国 ,言之痛心。” “纯由依赖外力估量所望者过高,结果失望,致陷孤立。”

这种对于抗战前途的怀疑直接影响了龙云对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出走河内后,陈璧君四弟陈昌祖到达昆明时,龙云还曾向其表白,他在汪一事上的态度“系不得已服从多数主张,但心中始终为汪留余地”,望汪“切勿误会”。并在之后给汪精卫的信函中写道:“惟此种种条件,将来中日问题,总有议和之一日,必以此为根据。”

▲龙云在云南视察

04 蒋介石的手腕

不是冤家不聚头。龙云此函在陈昌祖携带出境时恰好遭到军统特务截阻,并且在1月19日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一个是叛逃出境拿之无奈的前中央大员,一个是盘据一方不得不依靠的地方实力派看着两个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公开眉来眼去,蒋介石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

但骂归骂,事情还是要解决的。蒋介石秉持着 拉拢光敌人的朋友,让敌人无“朋”可“友”的原则,对龙云实行了一系列的怀柔政策。

首先,亲自远程进行抗战形势政策课的教育,发电文阐述抗敌政策和国际形势;其次,抱着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态度,对汪、龙二人的勾勾搭搭进行了选择性忽视;第三,用实际行动让渡给云南地方一些权力和利益;第四,派数次随汪反蒋的唐生智到滇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吃亏上当”的经过,控诉“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劝龙站定立场。

皇天不负有心人,蒋介石的努力终于有了效果。

1939年4月13日,龙云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前所未有的“ 表忠信 ”:“在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任何职责,惟有立定脚根,不为利害所动,确遵既定国策,以钧座从容应付,此即肃复之机,亦国家之幸、民族之福也。”

5月2日,龙云又在云南各报上刊登了蒋介石代拟的复汪函,劝汪“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

终于, 龙云以墙头草的身份被蒋介石留在抗战阵营中 ,稳住了抗战大局。蒋介石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于日记中写下:“滇龙态度已表明对中央之忠诚。”

▲1936年龙云与蒋介石在南京会谈

05 一个光荣的爱国者

龙云没有决定跟着汪主席干一番大事业,是不是就代表着他就会死心塌地的跟着蒋委员长了呢?

答案,似乎也不尽然。

比如龙云之后还曾多次派心腹李鸿谟和黄秉忠再到河内, 向日本在当地的特务机关请求谅解,通报情况,要求支持

龙云派出的代表还曾向日方表示:龙云单独举事,在事实上相当困难,且颇不利,故思与四川、贵州、西康各省取得联络,以云南为中心而使西南各地全体举动,关于与西南各省之联络,现已有进展。

杨天石将1938年底的汪精卫叛逃列为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假如当时龙云选择了叛变,是否会引发连锁反映,使原本就与国民党中央离心离德的地方军阀公开倒向日本?

这个假设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从1938年到抗日战争胜利,龙云及地方实力派从始至终始终没有走出抗日阵营,滇军全体将士更是在前方浴血奋战从未后退。

怎么理解龙云的暧昧与摇摆呢? 有纠结、有坚守、有彷徨、有底线,想过退,却选择不退 。或许,这样的选择才更显得真实,这样的选择才更加有力量。

1.易劳逸著、王建郎 王贤之译:《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谢本书:《龙云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3.张生、柴林:《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03 年第 2 期;

4.谢本书:《汪精卫出逃与龙云、蒋介石之关系——与杨天石先生商榷》,《云南档案》2015年第10期;

5.杨天石:《再论龙云与汪精卫出逃事件 ——兼与谢本书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2期;

6.谢本书:《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与杨天石先生再商榷》,《学术探索》2016年第4期;

7.杨天石:《龙云与汪精卫出逃事件诸问题》,《江淮文史》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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