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后,父母该如何度过余生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 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最害怕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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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最害怕的就是“妈妈”、“爸爸”这两个词。随着子女离开的,还有这群老人最后的人生寄托和活力,不少人选择住进养老院,用余生消化这一份难过。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者,正在关注这一群特殊老人,并试图叩开他们的心门。

我正埋头在办公桌前写资料,有人轻轻推门走进社工中心——这是一位身材娇小、头发半白的老太太,黄褐色的脸上盘织皱纹。 她自我介绍叫袁信芳,今年快 80了。 她的诉求很简单: 帮她找一家养老院,搬离与丈夫共同的家。

我在一处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做社工,专职服务社区里的老人们。 这位老人的情况很少见,在广州,街坊有事会求助亲友,再不济,会找居委会解决。 主动上门求助的,问题大都连居委会也无法调和。 我和同事先安抚她,答应她,第二天会上门了解情况。

第二天,我和同事“明姑娘”登门拜访。 袁信芳家在一处老旧的职工宿舍楼。 居民楼靠近繁华商圈,楼下停满两排私家车。 楼下嘈嘈嚷嚷,跳广场舞的阿姨们,大都穿着样式鲜艳繁复的裙子,和着音乐的节拍,慢悠悠地摆动胳膊和小腿。 树荫下、树坛上,坐着老广州的叔伯们,有的眯着眼看报,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下棋。 一些老人从菜市场回来,装满菜的小拖车一路上“咿咿呀呀”地响。住在这里的,大都是退休了的公务员、国企职工或教师,养老无虞,如果过得不开心,大都是精神上受了打击。

作者图 | 袁信芳家附近的广场和街道

我俩循着地址找到袁信芳家,敲门三下后,袁信芳从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后出现,她脑后盘着的发髻一丝不苟,瘦小的身躯包裹在一身宽松的深色衣裤中。 我们进了客厅,她又招呼我们在饭桌前坐下。

袁信芳给我们倒了水,自顾自地倾诉起来,主题只有一个: 她要搬离这里,去养老院。 因为她恨丈夫杨伯,认为儿子去世当天,他剥夺了自己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权利。

半年前,袁信芳40多岁的儿子病逝。 “我儿子好‘劲’ (粤语: 给力、优秀)的。 ”她翻来覆去地讲,陷入回忆之中。

袁信芳的儿子叫杨潇,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一处机场负责维修飞机。 当时,普通人坐飞机出游的经历很少,袁信芳也没有搭过飞机。 一次,杨潇将母亲带到单位。 她亲眼见到儿子的工作伙伴——一种巨型钢铁飞行器,长得像展翅的大鸟。 老人至今也认为,那是一种神圣精密的先进设备,而儿子是能力者,拥有治愈这些钢铁大鸟的能力。 阿尔兹海默症夺走了袁信芳部分记忆,她记不得儿子是高级技工还是高级工程师,但这不妨碍她为儿子自豪。

不似妻子那么热络,杨潇的父亲远远地站着一边,不时看向这边。 袁信芳留意到,恶狠狠回瞪他,他又沉默地转过头去。

说着,袁信芳带我们进了她儿子的房间。 房间很小,木板床上凌乱地堆着一层薄被,一个孤零零的印花枕头,书架上塞满书刊,书桌上随意摆放的书籍上面蒙着一层灰尘,看得出,房间里的遗物依旧保持着原样,仿佛今晚主人就会回来收拾。

自从杨潇去世,半年来,袁信芳不准人动他卧室里的任何东西,她怕挪动位置,连将桌上物品拿起来擦拭都不肯。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这样的老人,我曾拜访过一位丧偶的阿姨,她丈夫去世1年,出事当天搭在椅子上的衣服仍搭在原处。

儿子最后的时光在病房度过,袁信芳和丈夫轮流在医院陪护,她坚持每天煲汤,带到医院,大多数时候,袁信芳盛一碗汤放在杨潇床头,儿子艰难喝上几口后,无法再进食,那碗汤就放回原处,慢慢变凉,被父母喝掉,或者倒掉。

一个秋日清晨,袁信芳依旧在家煲汤。 傍晚,她提着汤食走入病房,床上空空荡荡,她退出门外,想确认是否走错。 方出房门,遇见家里的一群亲戚,对方告诉她: 孩子没了,怕你伤心,你还是别去看了。

说话间,豆大的泪珠从她眼眶中冒出来。 袁信芳用手背擦擦,抽了抽鼻子,隐忍着不哭出声来。 我知道,她在用力克制,不想在外人面前丢分。 但提到丈夫杨伯时,她开始歇斯底里:

“那个死男人,故意不让我见儿子最后一面。”

我留明姑娘下来安慰她,借口上厕所,出去找杨伯。 杨伯站在屋外的走廊上,靠着栏杆,脸朝外抽烟,白色的蓬发在风中微微摆动。

我小心翼翼地搭讪,杨伯寡言少语,皱着眉头,用语气词回答我的问题,无法分辨他是在承认还是在敷衍。 被问得不耐烦了,他伸手指指屋里,向屋内转两下头示意: “阿婆在屋里嘛,你去问她。 ”

我继续找话说: “阿婆好像很生气哦,一直骂你,说你不给她见儿子最后一面。 这是怎么回事? ”

杨伯掐灭烟,侧过身正对我,开始讲述杨潇去世那天他在医院的经历。

儿子走得突然,杨伯先通知了亲戚——原本应该先通知妻子,考虑到她有心脏病,当时又一个人在家,杨伯怕她承受不住出事,拖着不敢给她拨电话。 几个亲戚赶来陪他料理后事,病房里一片忙乱,他也劝杨伯: “等她来了再说。 ”

儿子离世后,袁信芳止不住去猜想儿子临终时刻的种种。 杨伯感觉,那天从医院回家后,原本就有认知障碍症的妻子的病情发展得更厉害了。 她越来越记不住事,时常自言自语。 夫妻俩本来就鲜少与亲朋往来,平日里只有儿子陪伴,现在,两人的关系因为儿子打上了死结。 她每天长时间独自呆在儿子的卧室,想念儿子。 她排斥丈夫,动辄就是破口大骂。

杨伯将此归因于妻子过度悲伤和认知障碍症。 杨伯认为,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只是妻子为倾斜情绪找的借口。 最终,他同意让袁婆婆去养老院居住,只拜托我们,找养老院时帮袁信芳离家近的入住。

只考察了一家养老院,袁信芳当场定下床位。 从养老院步行半小时就能回家。 住进去那天,杨伯帮老伴提着行李,两人依旧没有言语。

袁信芳入住一周后,我去探望她。 早上护工给她洗了澡,头发湿漉漉地散开,看起来很精神。 她笑盈盈地带我们参观房间。 床上几件衣服叠了一半,护工说,她在这里无聊,每天都把衣服拿出来叠了拆,拆了叠。 问她在这住得如何。 袁信芳说挺好。

养老院并非封闭管理,可以请假外出,但袁信芳坚决和家里断绝往来。 杨伯舍不得和妻子失联,每隔十天半个月,会从家里煲好汤,带着汤来看袁信芳。 袁信芳见了他就躲进房间,有时会边走边骂杨伯: “走啊你! ”杨伯也不回嘴,每次妻子躲进房间,他就打开带来的保温壶,盛一碗汤放在客厅的饭桌上,在旁边坐着等。 汤凉得差不多了,他起身叮嘱护工几句,朝袁信芳的方向说声“我走了”,便拎起空保温壶,慢慢下楼离开。 袁信芳在房里知道了,不耐烦地说: “走就走。 ”从没有要送他的意思。

护工端来午饭,袁信芳喝几口汤,低头吃饭。 护工看在眼里,忍不住说: “你老公对你不错啊! ”袁信芳立即摆摆手: “那个人啊,不要提他了。 ”

对于失去至亲的老人,在家人陪伴下处理后事,出席葬礼,这是个告别的过程,有助于他们和缓地接受亲人离去的事实。在我接触的许多家庭中,人们出于保护老人的初衷,往往弄巧成拙。

像袁信芳这样的失独老人,在我的社工生涯中并不少见。 2014年6月,我们接报称,社区里有一名23岁的年轻人自杀去世,上面要求我们派同事跟进,对家属进行危机介入。

几天之后,快下班时,负责这个案子的同事阿华生气地说: “我早就叫他不要找记者的,他不听,现在好了,平白给自己找罪受。 ”

他埋怨的是60多岁的胡建培,那位自杀的年轻人的父亲。 儿子高二那年,胡建培的妻子去世了,他独自把儿子养大,后来,儿子考上省内一所知名大学。 胡建培原本已经准备好6月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孩子却因为考本校研究生落选,在宿舍用农药自杀,送到医院抢救了几天,还是不治去世了。

胡建培难以消化这个噩耗,认为孩子会自杀,是因为学校研究生录取过程有黑幕,愤怒地要打电话找记者曝光。 阿华屡次劝阻,胡建培还是坚持找到当地一家卫视曝光,他拿不出证据,电视台只能以“大学生考研失败寻短见”为标题报道了胡家的事。

新闻出街后,不出阿华所料,舆论一边倒地指责胡家儿子太过脆弱。挥出去的拳头泄不了愤,反而打伤自己,胡建培悲愤交加地回到家中,拒绝再见阿华。

半年后,阿华离职,胡建培的案子转到我手中。 起初,由于胡建培明确表示过拒绝见社工,我只能每月拨几个电话试探。 大多数时候,这些电话无人接听,偶尔接通,胡建培听见我是社工,就挂断了。 拉锯了半年,胡建培终于同意我们上门探访。

如今,胡家的廉租房只剩胡建培一人居住。 儿子去世后,他翻箱倒柜,把家中各处儿子的奖状搜罗到一起,那些被鲜红封套包裹的证书和奖状分几摞,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客厅正中央的茶几上,成了胡家昏暗客厅里唯一一抹亮色。 见我正端详这些证书,胡建培不好意思地介绍: “这些都是他从小到大得到的荣誉。 ”

屋里余下的部分都是灰暗的。 墙上猪肝色的神龛里摆着几幅黑白遗像,最左边是一名年轻人,我猜就是他的儿子。 胡建培让我在沙发上找地方坐下,那上面放着台智能手机,款式有些老旧,我拿起来,随口问这是不是胡建培的手机。 他说,不是的,那是他儿子。 事发半年多,由于经济拮据,他没有余钱给手机号充钱续费,每天给手机充电,时时打开来查看。 儿子留下的影像不多,一部分存在家中一台电脑中,但那台电脑故障了打不开,胡建培只能靠这台手机里留下的影像和信息填平思念。

肉眼可见,他的哀痛一点儿也没被时间抚平。

交谈中,胡建培固执地强调: “我的儿子不是自杀,是自残。 ”他坚信儿子不想死,本意是用自残逼迫学校采取行动。

我默默听着,没有辩驳。 小胡自杀的方式,是我接受社工培训时,老师将之归类为“坚决寻死者”才会采取的方式。 但在当时的境况下,如果他固执地相信儿子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我没有必要拆穿他。

我问他,儿子临走前有说什么吗?

“他说对不起我……”随后哭出声来。

与社工失联的半年来,他有好几次想写诉状,每次提笔写不到两行,就激动得手抖心颤,至今没能写完。 他给我看那纸未完成的手写诉状,那是张略微发黄的A4纸,胡建培写道:“一个无病无痛,身高170体重130的儿子就这样平白没了。”他整夜整夜地梦见儿子,孩子在梦中说,父亲没有为他争这个公理。

为此,胡建培憋着一口气。 可因为没钱请律师,此事一拖再拖。

孩子出事前,胡建培是个开朗健谈的人。 他爱同亲友走动,虽然日子拮据,但安排得很丰富。 他喜欢粤剧,能拉二胡。 小区粤曲社成立后,他每周都要和社团老友们排练一次。 粤剧名段《帝女花》胡建培信手拈来,唱到结尾处,亡国的公主与驸马一同服毒,自杀殉国,悲壮凄美。

儿子去世后,胡建培极少出门。 他害怕在路上见到穿校服的少年,免不了要想起儿子,回家关上门,又得难过好一阵。 后来听大家劝,他逼自己多见几次朋友。 每个人说话都小心翼翼,偶尔有人不小心提到几个敏感词,都像咬到舌头一样,戛然而止,这让他更不开心。

“儿子”是被避讳的词语之一。 孩子去世后三个月,正值中秋节,前一天,胡建培被邀请到亲戚家吃饭。 席间堂弟想起远在外地不能回来的孩子,抱怨说: “儿子考到外省的大学,山长水远的。 ”他正要附和几句,就发现其他人紧张地转移了话题。 堂弟醒悟过来,转头和旁边人打哈哈,不敢抬眼看他。

原本胡建培并没有往那儿想,见此情状,也被提醒了,顿时只觉尴尬心酸。 该开口说“没关系”吗,可大家努力想维持没事发生的样子,自己没由来说这句话又算什么呢,他只好闷闷地喝茶。

另一个关键词是“自杀”。 出事后他长时间缺席了小区粤曲社的排练,再回去时,社团里的人也变得小心翼翼。 每次只要胡建培出现,社长就会调整当天的排练曲目。 《帝女花》不再唱了,社长说要多练新曲。 胡建培知道大家的好意,只能对我自嘲说: “可能只是我去的时候不唱吧。 ”

怀念儿子成了“不合时宜”的事情。 老友们问起近况,他如实告知: 还在为孩子的死纠结,打算与学校对簿公堂,为儿子要个说法。 没等胡建培说完,周围人纷纷打断: “过去就过去了,别想那么多。 ”“这些不开心的,想多也没用。 ”“节哀顺变啊! 保重身体要紧。 ”老友们用这些安慰,匆匆想结束这个话题,生怕胡建培情绪失控。

胡建培插不上话,只能不停点头,迫切地想离开。 人们安慰他: “都过去这么久了,向前看! ”这让他觉得,自己在他人眼中,成了一名沉湎于回忆中的弱者。 几次之后,他说话也生分起来,干脆不再和人来往。

胡建培开始整天宅在昏暗的家中,守着儿子的遗物过日子。 我试着邀请他来中心参加活动,他只说“到时候看精神状况”。 有几次答应过来,临到时间又放了我鸽子。 次数多了,他有点不好意思。 元宵节那天我组织老人出游,厚着脸皮请他赏脸,这次他一口答应。

出发前一小时,我欣喜地在中心看到胡建培,这是个好苗头,他似乎愿意腾出神来看看周遭了。

开车前几分钟,他又临阵脱逃。 车上阿姨阿叔们吵吵闹闹,很多人相熟,热烈讨论着待会去哪买花灯,中午吃不吃汤圆,时不时传出一阵哄笑。 胡建培站在车门口,像站在欢乐海洋的边缘。 犹豫了几秒,他还是转身朝家的方向走了。

后来想想,这事是我做得不周全。 元宵佳节,一家团圆的日子,想让他在这样的日子开心起来,是我难为他了。

作者图 | 作者时常在这里组织长者活动

日子一天连一天,胡建培的状态没进展,我也摸不准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知道胡建培问题的根源,在于怀念儿子的心情找不到出口,但怎么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提起孩子,我不得其法。

一筹莫展时,我的督导给了个建议: 试试看照片吧。 通常,人们不会哭着拍照,所以由照片聊起的记忆多半是快乐的。可以借此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帮胡建培完成回忆。

我再一次上门,聊了几句,就起身走到墙边。 墙上大相框里贴满相片,我早有准备,指着上面一个骑着单车、羞涩微笑的圆脸少年,用一种尽量平常的语气对胡建培说: “你儿子原来有点胖哦。 ”

胡建培走过来,抬头望着: “是咯,自小就是个小胖子。 ”伸手手指向旁边另一张照片: “这是他大二拍的,去了白云山。 ”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胡建培一点点回想,讲给我听: 这张是儿子刚进大学在校门口拍的,他选了农学专业,理想是去农村,开个农药厂; 这张是儿子在山泉边,他喜欢进山研究植物; 那张是和几个同学打卡某个古迹,儿子也喜欢旅游。

相框上的看完,胡建培还不过瘾。他拿出儿子手机,找出里面的相片,一张张滑开。我可以想象他独自在家中翻阅这些照片的场景,那是他无限接近与儿子重逢的时刻。

相册翻到末尾,是几张连拍。 病床上躺着一个戴呼吸机的年轻人,瘦削苍白,眼睛半闭。

“那是最后几天,我给他拍的。 ”胡建培沉默了一会,叹了口气说,回忆到这里完整地结束了。 为了止住他即将倾泻而出的伤悲,我马上提议,可以帮他把相片洗出来。 果不其然,他很高兴,又说起儿子喜欢拍照的事。

照片洗好后,我再次到胡建培家。 这次,他搬出台家里那台旧电脑,问我能否修好,取出他儿子存放在里面的视频和一些文档。 我一边捣鼓,胡建培一边开始由这件遗物开始,讲起儿子如何刻苦读书,考上大学,如何申请到学费资助,在学校省吃俭用。 不知不觉又聊到学校,胡建培叹口气,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他说自己有心无力,不想再追究了。 语气中带着半分释然,半分解脱。

“儿子也没有错,年轻人一时想不开。”胡建培后来说。

电脑终究没能修好,就那么放在客厅。 后来我几次拜访,发现胡建培也没有挪动位置。 他聊起儿子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依旧会哭。 有时候我觉得不应该制止他,就只是拍着他的背安慰他: 哭吧,有什么感受都是正常的。

又一年中秋节,我上门给他送月饼,胡建培告诉我,这几天他要走好多户亲戚,不常在家,有事打他电话。 那之后,他外出活动的次数渐渐多起来。 有次拨通电话,他正和一帮朋友聚会,难得地听到他的笑声。

我告辞离开,瞥见窗台边多了个小鱼缸,几条金鱼在水草间游来游去。 “以前养更多,儿子走后都放生了,这几条新买的,个头小,长得快。 ”

我不懂养金鱼的事情,秋冬就要来,天气转冷,我有点担心金鱼们能不能活。 胡建培倒是乐观,“活六七年不成问题,如果照料得好,或许还能活过十年……它还有好多个四季要过呢。 ”

本文袁信芳、杨潇、胡建培为化名

真实故事计划(公众号ID:zhenshigushi1)——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

值班编辑: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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