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5和16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文化与认知研究中心，协同中国心理协会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邀请心理学、神经科学、公共管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和逻辑学多个学科24位专家学者，召开了“文化-认知与社会治理”国际学术会议。
会议分四个议程。第一个议程探讨文化与认知研究的多元方法论，涵盖语言学的语义分析、人类学的隐喻分析、政治科学的社会网络分析和逻辑学分析等多种方法。第二个议程探讨了文化与认知研究的多元表达形式，有以实验和计算模拟的方式探讨七个国家人民对“非信仰”的理解，有依据民族志方法探讨对民间厕所空间的管理和认知，也有结合民族志和实验方法探讨幼儿园学生的伦理发展。第三个议程是“文化与社会治理”，探讨儒家思维方式与社会治理、福柯的社会治理理论、人口流动与社会规范、青年群体的心理状况与社会治理等议题，展示如何从认知机理出发，提出更符合社会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行为政策。第四个议程探讨人类认知机制的两面 —— 社会文化和生理心理 ——如何相互影响。四个议程展示了文化与认知研究的多元方法和议题，提问和讨论环节也激发了学科之间的交流、争论和反思。总结发言和讨论，我们试图明确文化与认知研究在当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挑战与成就：多元学科的理念和方法论
认知科学包括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六大分支。其中，文化与认知研究关注人类认知机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随着人们从理解外部世界转入理解自身及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认知科学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知识追求的一个中心。然而，多元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经常冲突甚至对立。本次会议第一和第四议程讨论多元方法和理念之间有效交流的可能性。
第一议程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这种可能性。北伊利诺伊大学的Giovanni Bennardo教授以汤加语中有关“质”的语言表达为例，展示如何整合民族志、语言学和心理学方法建构文化模型理论。“质”在语言学上表现为一个限定名词/宾语的形容词或限定动词/事件/动作的副词。作者认为汤加语有关“质”的词汇的生成机制与汤加文化中被作者命名为“radiality”（从中心向外辐射）的文化模式相关。匹兹堡大学的Andrew J. Strathern教授探讨归纳和演绎推理之外、存在于仪式、诗歌或舞蹈中的其他两种认知方式：移植（abduction）和领悟（prehension）。移植把一个领域的思想方法植入另一领域，领悟表达从关系和经验中衍生的知识。领悟使人们接近现象，而移植使人从现象向外创造更复杂的图像和感觉。慕尼黑大学的Paul Thurner教授引入“安全文化”的概念，分析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参与的国家防御项目的关系网络图。他认为在过去几年中，德国对安全和防御的态度开始平稳改变，趋向于更大程度地接受军备。中山大学的鞠实儿教授从逻辑学角度，分析不同文化群体成功沟通的案例，探讨非形式逻辑的文化相对性，并提出跨文化交际的多元融合理论：不同文化的人相互交流时，既修改各自文化、也相互融合而创造新元素。
发言人从四个学科角度探讨了文化与认知研究的不同路径，彼此间存在极大差异甚至矛盾。比如，不同学科对文化共识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认可度不同，各自赋予了其方法的合理性。人类学注重文化多样性、强调民族志调查，政治科学偏重统一性、强调大范围的网络和数据分析，逻辑学和语言学从偏重统一性走向偏重文化多样性，理解普遍规则与具体情境之间的关系。与会学者认为，对共识的界定及随之而来的资料获取方式，是文化与认知研究中学科对话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第四议程探讨人类认知的社会文化属性与心理生理机制之间的交织演变。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Pascal Boyer教授从人类认知机制发展的环境来理解民间经济信仰。立足进化心理学，他认为在小群体密集交流的背景下，人类发展了直观的交流心理学，由一系列高度专门化的推理系统组成，各自解决生存环境中经常出现的交换问题。现代大众市场信息激活这些推理系统，从而产生特定的民间经济信仰的直觉式理解，如没有人情味的交易是危险的,或国际贸易是零和博弈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俊秀研究员探讨中国民众如何想象美好生活。他认为美好生活的需要与社会治理路径相关，而需求的获得感是阶段性，不断积累才形成幸福感。中国人民大学韦庆旺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对未来的预期，发现高阶层对能力变化比较敏感，低阶层对温暖对话比较敏感。中山大学张文义以景颇鬼鸡这道菜为例，探讨记忆、想象、与味觉经验的不可言说。理解味道中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部分，先理解记忆的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特性。人脑中的海马体或社会中的“社会海马体”筛选和处理短期记忆，组成长期记忆。这过程有规则可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味觉体验。但记忆蛋白有不受DNA控制的氨基酸序列，随情境变化，影响主体的情绪和感觉。记忆因此有情境下的不可言说性。
发言人从不同角度探讨认知的社会文化和生理心理双重属性的交织关系。讨论中，多位学者认为这种双重属性是当代认知科学研究走出传统认知主义（把认知等同于计算过程）的关键。今天认知科学的诸多发展，如第四议程中涉及到的直觉-具身生成取向，都试图界定认知的情境不可言说性如何与认知的精密计算属性相结合。在这方面，人类学的认知研究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人类学研究人的整体性，包括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合一的过程和机制，有可能协调和整合认知科学各大分支在研究内容和旨趣上的差异和共性。
面向时代，文化与认知研究的新议题和趋势
第二个议程探讨文化与认知研究在全球信息时代衍生的多样化议题。首先，四位学者探讨了在文化碰撞和交流的背景中，文化与认知研究面临的新议题。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发现中国乡村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改变了厕所空间以及人与排泄物之间的关系。西南地区新农村把家用厕所变成对公厕所，又因当地的洁净观念而在门口放置辟邪物品，而在城市，无界厕所、温情厕所试图创立人际交往的新公共空间。华盛顿大学的许晶结合民族志和实验方法，探讨上海幼儿园小朋友在学习过程中，外界“表现好”的期求如何影响儿童的内在伦理发展。中山大学的段颖探讨在胞波情谊这个中缅国家修辞下，边境居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多重而复杂的关系。中山大学的李枏对比两类藏汉双文化个体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认知及行为特点，试图理解跨文化交流的机制。四场发言展示了在全球文化交流的时代，文化在混杂和创生，人类认知机制也随之变化。未来文化与认知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恰当把握文化与认知的变化过程及二者协变的机制。
其次，三位学者触及了当代世界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宗教和信仰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地强化或弱化，同时，信息技术下的虚拟世界和生物技术下人机一体的力量席卷全球，带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变革。两种变化同时发生，各自以几乎相反的方式影响着人类。一方面，英国皇后学院的 Lanman教授汇报了他们22个研究团队在七个国家研究的“非信仰”（unbelief）现象：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人们如何与系统、仪式和文化建立关系。他们发现了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在宗教信仰和自我认同上的巨大多样性。匹兹堡大学的Pamela J. Stewart 教授探讨仪式中蕴含的认知方式：仪式展演将认知转化为行动，借助修辞机制激发展演者创造象征事件，从而影响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厦门大学的Ryan Hornbeck 探讨了西方视野中人类天生的直觉理性系统怎样影响了我们思考生命伦理、尤其是以科技优化生命的操作和伦理。西方世界普遍将“人性”界定为理性、意志和自治，这种狭隘的理解在科技改变人类生物基础的时代将产生严重隐患。与此相对，东方文明探索了潜伏在人性中的巨大资源（如爱与合作等），更适合今天这个以生物科技优化生命的时代。三位发言人共同触及到当下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信仰、科技从根本上影响下人类及其社会时，我们该如何调整与自己、他人、及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并为人们调试与技术的关系提供指南。与会学者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人类认知方式必将随新技术及其打开的新世界（微观世界、地外空间、生命与AI的结合）而变化，文化与认知研究应当着手这方面研究，既促进我们理解认知的生物机理如何随社会历史协同变化，更激发我们创造人类行为和意义的新形式、实现社会更理性的发展。
走向实践，携手社会治理
第三个议程将来自实验室和社会调查的学术研究与公共管理学以致用的传统结合起来，探讨将有关文化和认知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实践的科学途径。首先，三位学者讨论了社会治理与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基础理论。中央财经大学的辛自强教授探讨市场化过程中市场属性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强有力的市场规则促进经济发展，也保护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任。北京大学的侯玉波教授基于心理实验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人的辨证思维对生命意义感有何影响？第二，儒家式责任感在辨证思维与生命意义感中起什么作用？实验结果显示，启动辨证思维会提升生命意义感，而儒家责任观与生命意义感正相关。中山大学的景怀斌教授探讨福柯思想与儒家大一统思想之间的相互借鉴。福柯的治理观念基于控制、弱化参与，中国人则认为百姓既能载舟也能覆舟。中西方在治理思想上的差异和相似性各自基于不同的社会结构。
接下来，三位发言人展示了具体治理个案。山东建筑大学赵淑红讨论随着农村家庭养老形式的转变，女儿越来越多承担养老责任，比起法律胜诉，村庄更关注和谐生活，治理需结合民俗。中山大学的罗思阳基于9个实验，探讨居住流动性和违反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的吴莹讨论了不确定性对青年群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发现人口变量会影响人的客观幸福感，制度信任会影响主观不确定性。
合作的可能性
本次会议将文化、认知和社会治理三个核心关键词放在一起，既探讨文化与认知研究提供的有关“如何对待”的知识，也发展公共管理学提供的化知识为社会实践的科学途径。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社会行动引发后果，知识会塑造新的社会事实，因此，社会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他人和自然万物。但从会议发言和讨论看，文化与认知研究在基本概念方面存在很多混乱。它们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义有极大差异。文化要么被视为一些特征或规则的集合体，或被理解为大脑中的知识表象，甚至被理解为不断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实践行为。每种理解都对应特定的知识传统，带来不同的研究方案。在会议中，学者集中讨论了在如何在这些不同的知识传统中寻求一种共识，即文化代表着人类处理意义以及规范社会结构和资源分配的规则。
其次，认知既可被界定为人类统一的识别和理解事物的能力，也可被界定为依据文化情境而适当变化的识别和理解能力，它不仅随人类基因变化，也随社会历史而变，即人类认知与社会历史协同变化。会上，多位学者认为，对认知的这种协同进化的视角将为文理不同学科对认知的探讨搭建桥梁，即一方面认可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对人类认知的生物心理机制的探讨，另一方面也接纳人类学、语言学、哲学、以及政治科学探讨的社会情境中人类认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