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禹传位于其子后，我国封建史上的统治权传承制度便由禅让制变更为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继承制 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为别子，他们被分封到全国各重要的战略要地。由嫡长子继承的王位可以确保周王朝世世代代大宗的地位，庶子对嫡子的大宗来说，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地内又为大宗，其继承者也必须是嫡长子。
在我国历史上十余个朝代中，唐朝是嫡长子继承制是进行得最不稳定的一个朝代。在大唐统治中原的三百年时间里，因皇权继承爆发的冲突不胜枚举，因此，发生的宫廷内斗与统治阶层内部的自相残杀数不胜数。尤其到了唐朝中后期，绝大多数皇帝的登基过程都变得充满血腥味，唐朝的最后十三位皇帝，几乎每个在上位期间都经历过异常惨烈的宫变，非常具有时代特色。
其他朝代同样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唐朝皇位继承的不稳定因素却与其他朝代有些不同，其中，充斥着宦官的身影。从唐肃宗开始直至唐昭宗，竟有十一位皇帝的即位过程受到宦官的操纵。清朝的史学家赵翼王对此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唐朝的宦官权力远远高于皇帝，他们有权力拥立君王、杀死君王、废黜君王，就像是儿戏一般，这在古今中外都是比较罕见的。”
皇宫中有宦官这种畸形产物，这是我国封建统治时期的特色，宦官的存在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统治史。只不过，在唐朝初期宦官根本没资格走上政治前台，他们只是为皇室成员服务的奴仆罢了。
玄宗登基后，后宫女眷的人数显著增加，相应的，为她们服务的宦官势必会随之暴增。据统计，当时身穿黄衣、紫衣的宦官共有几千人，其中，官阶最高的甚至官居三品，要知道，这些可都是有资格列戟于门的高官。
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政局动荡不堪，皇帝与文武官集团之间失去了信任，宦官自然而然地成为统治者最宠信的人。皇帝将越来越多涉及到政务的工作交付到宦官手中，宦官们的地位水涨船高，恃功得宠者不计其数。
从唐玄宗中期开始，宦官逐渐获得了朝政的议论权，这项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渐扩大至发言权，甚至，在储君的废立问题上宦官亦有了参与的权力。
太子李瑛遭到废黜后，宰相李林甫希望拥立年轻的寿王为太子，但是，宣宗却认为肃宗是除李瑛外年龄最大的皇子，按照无嫡立长的原则应该立肃宗为太子。
双方就这一问题无法定夺之际，高力士谏言道：“推长而立，这是亘古不变的原则，谁敢不服？”玄宗采纳了高力士的建议，最终，将年龄较大的肃宗册立为太子。由于，高力士在拥立储君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所以，深受肃宗信任。从这以后，宦官拥立皇帝成了一种惯例，直到后来的代宗即位仍是高力士的主意。
虽说，当时的宦官专权问题比较严重，但是，仍处于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其时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相继专权，宦官的权力与日俱增，不过，统治者仍有能力除掉这些祸乱朝纲的阉人。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并未选择解决宦官问题，而是借助宦官之间相互的矛盾达到政治平衡，借此达成自己的目的。
正因如此，此时的宦官虽然在立储问题上拥有话语权，但是，还没到完全控制皇位继承的程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唐德宗登基，直至此时，统治者已失去了控制宦官集团的能力，权势熏天的宦官集团已有能力控制皇帝。因此，唐德宗之后的宦官集团在接下来的所有政治斗争中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皇权、阁权日渐衰微。
唐德宗之后的统治者，除了唐顺宗之外，几乎全部由宦官拥立。其中，唐敬宗和唐宪宗两位皇帝还是宦官集团杀掉的。这时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宦官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他们已失去了制衡宦官集团的能力。在军国大政的处理上，皇帝已完全依赖于宦官集团，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皇帝亦失去了话语权。
有时统治者心目中已经有了最佳的继承人选，可他们却已无法做主，只能任由宦官摆布。唐文宗晚年身染恶疾，在弥留之际命人召来一些朝中大员，在龙榻前下达了令太子监国的谕旨。然而，这份谕旨还未传出皇宫，就已被宦官集团篡改。到掌有实权的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人反对太子监国，便截获谕旨改立皇太弟，根本没把唐文宗当回事。
唐朝中后期的这十几位皇帝中，倒也不乏开明之士，宦官的所作所为亦会遭到统治者的反感，可是，为何在此期间没有一个统治者站出来打压宦官集团呢？
因为，宦官们早已在多年的专权中摸索出一套规则：
对待统治者，宦官们往往会揣摩其心理，他们对如何讨好一国之君了若指掌，用各种各样怀柔的政策架空皇帝，使之乖乖地退居幕后不理朝政。大太监仇士良在退休前曾向同僚传授过一套“驭君之道”：“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是新月盛，无暇更用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上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只要通过某种方式让皇帝沉浸于享乐，使之堕落，失去励精图治的上进心，宦官们自可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除了皇帝之外，宦官们还有一套拉拢大臣的方法，借此壮大自己在政治场上的影响力，在政坛上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唐敬宗生性暴虐不堪，时常会无缘无故地虐待身边的宦官。久而久之，宦官均对其颇有微辞，某日，宦官刘克明不堪忍受，一怒之下除掉了唐敬宗，打算拥立绛王为新君。在此期间，王守澄、梁守谦二人想要改变局面，所以，便拉拢了宰相裴度和翰林院韦处厚，几人共同拥立江王为新帝，声讨弑君的刘克明。
在整场政变的进行中，裴度的作用非常关键，他为王守澄、梁守谦二人出谋划策，成功拥立江王。
前文我们提到，宦官通过经验控制了皇帝，那么，其他皇室成员难道没有力量与宦官抗衡吗？他们总不见得在皇帝的继承问题上毫无话语权吧？
然而，从唐朝中后期来看，并没有出现皇室诸王、后宫嫔妃拥立自己满意的皇室弟子为皇储的情况。这些皇室成员在皇宫中往往会采取两种态度：
一种是与宦官集团同流合污，双方相安无事；
另一种则是与宦官集团进行争斗。
实际上，在整个唐朝后期根本没有任何势力是宦官集团的对手，所以，皇室成员与宦官集团之间进行的斗争往往以皇室成员全面落败告终。想要在一场政变中取得成功，势必要手握重兵，而唐朝中后期的宦官集团手中拥有极其强大的军权。唐文宗的妃子杨贤妃，曾考虑过拥立安王为皇储，与仇士良的看法截然相反。
对于宦官集团来说，他们怎会将皇位继承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呢？在文宗性命垂危之际，仇士良及一些宦官拦截了皇帝的谕旨，册立颍王为新君。没过几天，落败的杨贤妃及安王就被一纸谕旨处死，莫名其妙地成了牺牲品。
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分析，后人还发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
宦官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收获更大的利益，往往不让既定的皇太子顺利登基，反而会拥立其他皇子为帝废黜太子。从唐宪宗到唐昭宗这八位皇帝，只有敬宗是以皇太子的身份登基的，因此，也出现了“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的奇怪局面。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控制皇位继承时，宦官集团内部时常意见相左。
由于，宦官集团人数众多，其中，又有各党林立，每个阉党的利益各不相同，所以，宦官集团时常会发生内斗。某个阉党一旦掌握了皇位继承的控制权，往往会在第一时间铲除异己，独揽大权。有些式微的宦官，有时可通过成功拥立新君而一步登天，取代其他阉党权倾朝野。
因此，在皇位继承过程中宦官集团往往会十分活跃。
那么，为何唐朝的宦官问题会愈演愈烈呢？史学界现阶段有如下说法：
中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对抗阁权，设立了与之针锋相对的枢密使，借此来分化宰相集团的权力。随着枢密使的权力越来越大，不但阁权受到分化，唐朝政治场的格局亦来了一场大洗牌。枢密使战胜了内阁，权力不断渗透，此时的枢密使行使的权力已与宰相无异。
由于，枢密使的权力水涨船高，逐渐影响到皇权的继承中。宦官想要控制皇位的继承，势必要手握军权。唐朝皇帝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反倒将神策军护军中尉这一要职赋予宦官，进一步加强了宦官的权力。除了禁军之外，皇帝特派到地方的监军无不是宦官，此后地方监军、护军中尉互为表里，互通消息，将内外军权牢牢把控。
宦官集团既已掌握了全国军权，废立皇帝自然不再是难事。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