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与徐志摩的爱情 凌叔华为何与林徽因争徐志摩遗信

凌叔华　　我们对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三人的感情纠葛已经耳熟能详了，熟不知，除了林、陆二人外，徐志摩还曾追求过民国时期的一位才女凌叔华。凌叔华生于文化古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是其父第四位夫人所生，姊妹四人，排行第三，在家里排行第十。凌叔华与徐志摩的爱情徐志摩一生浪漫多情，除了在陆小曼与林徽因之间纠缠之外，还有一个罕为人知的第三者，她就是京城第一才女凌叔华。凌叔华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中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历任清朝天津知府、保定知府、直隶布政使等职。他精于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王梦伯、陈半丁、陈寅恪等著名画家过从甚密。这种家庭，使她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自小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文化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在七八岁时，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当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写作才华像第一枝出水的芙蓉，文采超众，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1922年二十二岁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学，与谢婉莹为同学，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1928年凌叔华与丈夫陈西滢(常州府无锡县人)到武汉大学当教授。此时，凌叔华与苏雪林、袁昌英结为好友，三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盛极一时，有“珞珈三杰”之誉。凌叔华才貌双全，气质高雅，令世人歆羡。凌叔华为人亲和力极强，她与胡适、徐志摩等一批名士情谊颇厚。凌叔华将绘画当作事业来追求，她一生举办过许多次画展，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参加了国际画展，五十年代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那样虚荣任性，也不像谢婉莹(冰心)矜持理性。她温顺随和，但又掺入一丝心机和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但日后的“八宝箱”事件和“太太的客厅”事件，使得凌叔华、林徽因、谢婉莹这三位才女在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三败俱伤，充分展示了她们争风吃醋、心胸狭隘、争名夺利的灰暗一面。而真正受到伤害的另一位才女陆小曼则显得大度坦然、从容自信、淡薄名利。多情的徐志摩与凌叔华也有着情感的纠葛。徐志摩的“八宝箱”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和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也有一些陆小曼批评林徽因的话语，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笔极其优美。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有关这个小箱子的秘密也被宣扬了出去。徐志摩一生风流，对他的私人日记及他和女友们往来的书信，很多人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打起了这个“八宝箱”的主意。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两个人还是陆小曼和林徽因。照理说这个“八宝箱”当然归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所有，但“爱忠诚，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的虚伪的林徽因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林徽因于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胡适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胡适差来的信使。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接过了这个小箱子，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八宝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凌叔华最后发现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然而，林徽因否认私存了些日记，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陆小曼却因为“八宝箱”事件而交恶，三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凌叔华为何与林徽因争抢徐志摩遗信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会上，胡适就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这个主意提醒了凌叔华，因为她手上原有许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搜集一些，由她来编辑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据林徽因次年元旦给胡适的信说:追悼志摩的第二天(12月7日)，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按:孙大雨，徐志摩的学生)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最后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按:据林徽因信中言，凌叔华在11月26日，开如何追悼志摩的讨论会的那一晚，约叶公超去看志摩的《康桥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我问她:“你处有几本?两本么?”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我问:“两本是一对么?”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她含糊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凌叔华原本兴冲冲地要去征集志摩的书信的，没想到林徽因不但不给她志摩的信，还因十天前出于胡适之助，而得到徐志摩的“八宝箱”，并要求要看已被凌叔华从“八宝箱”拿出后自己私藏的部分《康桥日记》，林徽因得了便宜又卖乖，凌叔华当然不会给她好脸色看的。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或许为了让凌叔华心理平衡点，她让凌叔华带走陆小曼的两册日记。这在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有说“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及“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的字句。在凌叔华临走前，林徽因说要到凌叔华家取《康桥日记》，凌叔华说她下午不在，林徽因说她本想同凌叔华回去，但却又不敢开口，于是约定星期三(12月9日)派人到凌叔华家取。12月9日上午11点半，林徽因亲自到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说:“昨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栈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知道凌叔华是有意躲着她，不愿将日记交出，林徽因把这字条交给胡适看了。而当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读到，希望凌叔华能够体谅。12月10日，凌叔华给胡适写信，信中说:“昨日起，知道说也太迟了，不过我想还是说了舒服些……现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说了。只是我觉得我没有早想到说出，有点对志摩不住。现在从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了，因为说也是白说，东西已经看了。”信中虽有强调箱“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的原因，但凌叔华没想到她原本是遗物的保管人，如今却落得空无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写这信是在试探胡适对此事的态度。胡适如何响应，目前无从知晓，但他是比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才会把箱子交给林徽因。但支持凌叔华的自始至终有沈从文，除了12月5日给王际真的信中提到该交由凌叔华保管外，12月12日他给胡适的信也反对将这“八宝箱”交给林徽因，他说:“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给徽因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她，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桥日记》，叶公超都看过，再不拿出来恐怕说不过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华也留了个字条说“怕你急，赶早送来”的话。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页的半本日记(始自1920年11月17日)，发现与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记衔接不上，这半本日记的最后一句是“计划很糟”，“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也就是这后面还缺了一大段。林徽因当时是气急败坏的，后来她又去找胡适求助，于是胡适在12月28日写信给凌叔华说:“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因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处处都替凌叔华设想到，但又处处进逼，让凌叔华无法回绝。凌叔华接信后当曾立即向胡适响应，因此胡适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释，如此才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连写了两封长信给胡适的举动，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说她急着要《康桥日记》(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话说得很轻松，其实是因为那有着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愿这日记落到别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缘故。胡适从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他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之后，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到北平后他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胡适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说:“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平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胡适的日记粘贴着凌叔华归还日记的信:适之: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即偶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为见好于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备与未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胡适得到凌叔华送来的《康桥日记》，无疑转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在这之后的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总括筹个办法……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青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志摩作品中诗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紧要问题，不知近来有人办理此事否?‘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　　林徽因在信中明白地表示，这些日记在当时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目前“只是收储保存”。后来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谈到这批日记的去向时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打听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话说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爱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过世后，确是“有人有意”让它消失于人间了。陆小曼在为徐志摩编全集时，就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即除了已编辑出版的《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等之外)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很多。”而与陆小曼合编《徐志摩全集》的赵家璧也说:“小曼当时就告诉我，有几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记留在北平的凌叔华和林徽因处，应设法弄到，以便编入全集。”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说过一些关于《徐志摩全集》难产的原因，他说:“听说，志摩有一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搁下来。我不知道这传说是否正确，总之，《志摩全集》没有印出来，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责任。”后来《徐志摩全集》虽然印出来了，而且还有两三套之多，但这“爱情潘多拉”，是永远付之阙如，人间蒸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