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宗国

编辑 | 小志

宰相成员的安排和配置，要考虑到当时社会上的主要阶层和集团的力量与利益，要考虑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变化，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宰相处理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所需要的素养和才能。

有时候还可以通过宰相人员的安排来弥补制度中某些环节存在的问题。因此，研究各个时期宰相人员的配置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宰相制度各个环节的认识，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社会的变迁以及各个时期国事的重点和基本国策的变化。下面我们对唐前期宰相的配置进行重点的研究。

唐高祖时期

唐高祖时期共有十二个宰相，其中包括皇子李世民和李元吉。

其余十人中，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刘文静等七人出身关陇贵族集团。除刘文静外，余人都出身显贵家庭。窦威、窦抗、萧瑀和宇文士及都是隋唐皇亲，封伦即封德彝是山东士族，陈叔达是江南贵族，裴矩是齐隋旧臣。

关陇贵族占据多数，说明关陇贵族在唐初政权中仍处于核心地位。但他们之中，刘文静任职不到一个月即被除名，窦威只做了二十八天宰相就去世了，窦抗也只做了四个月。裴矩和宇文士及武德七年（624）和八年才任宰相，时间不长。杨恭仁则是遥领，并未真正担任宰相职务。长期担任宰相、执掌政务的是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

这说明在实际政务的处理上，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关陇贵族集团本身成员即不多，加以尚武的风气，能够经世治国的人更少，因此必然要吸收其他人员来参加统治。由于唐高祖和唐初统治核心的门阀观念，吸收同样具有贵族门阀身份的江南贵族和山东士族就成为很自然的选择。而刚刚建起来的王朝，需要建立一整套典章制度，还需要迅速安定山东和江南。

因此，在隋朝就参加过中央政府工作的山东士族封伦、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具有江南贵族和关陇贵族双重身份的萧瑀就成为合适的人选。

唐太宗时期

唐太宗时期在宰相人员的配置上继续高祖时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做法，但又有所变化。 其一，不论是在贞观时期宰相总人数上，还是个别时期的宰相中，关陇贵族都不占据多数。太宗时期共有宰相二十八人，其中高祖时旧相六人，除萧瑀外，裴寂、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在位时间都不长。属于关陇贵族集团的只有来自关中的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杨师道，以及来自山东的但已成为关陇集团一员的高士廉，共七人。其二，这些人中一些人如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高士廉等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务处理能力。

唐太宗还起用了一批来自山东地区非贵族高门出身的官员，以及南朝的名臣之后为宰相。来自山东的除了前已列入关陇贵族的高士廉以外，还有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戴胄、李、张亮、马周、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等十人，其中只有房玄龄的门第是最高的。南朝名臣之后则有岑文本、刘洎、王珪、褚遂良、许敬宗等五人。

唐太宗对于宰相的配置有他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决策、立法与行政并重。贞观初年，唐太宗逐步排除高祖时旧相，起用了一批新人，组建了自己的宰相班子。贞观二年（628）十二月，黄门侍郎王珪守侍中；三年二月，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至此，宰相班子的调整基本完成。

在这个班子里，王珪、魏徵除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外，更多地侧重于谋议、决策和谏诤，在基本国策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坚持执行上，他们起了主要作用。唐太宗高度评价二人在这方面的贡献。贞观十年（636）他谈到，当初“唯魏徵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我勉强从之，大觉其利益，力行不息，以致今日安宁，并是魏徵等之力”。魏徵之后，刘洎、马周等继续起着这样的作用。尽管由于形势的变化，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在确定基本国策和统治方针等方面，他们不可能也不需要起到王珪、魏徵那样的作用，但对国事的极其关心，看到问题就及时提出，朝夕进谏，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唐太宗曾说过：“自朕临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进谏。自徵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

房玄龄、杜如晦则更偏重于立法和行政。《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云：“（房玄龄）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同卷《杜如晦传》则云：“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谈良相者，至今称房、杜焉。”在方针政策确定以后，能否贯彻执行，关键就在立法和行政各个环节能否有效地正常运转。唐太宗尽管在口头上说：“成我功业，惟魏徵之力也。”但对于房玄龄，还是看作自己的左右手。《贞观政要》卷二《任贤》记载，贞观十六年房玄龄进拜司空后，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戴胄的行政才能是很突出的。贞观二年尚书左右仆射出缺，戴胄时为尚书左丞，《旧唐书》卷七《戴胄传》说他“性明敏，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武德已来，一人而已”。他担任宰相后，王珪称赞他，“处繁理剧，众务必举”。

除了决策与立法、行政并重，在宰相人员的配置上，唐太宗也很注意军事人才的选用。贞观二年正月，李靖检校中书令；四年十一月，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预朝政；十七年四月，兵部尚书李世为特进、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让这些当时最有名的武将出任宰相，就是为了加强武备而做的一种有意的安排。

唐太宗时期宰相配置的第二个特点是，注意保持关陇贵族和一般官吏的平衡，同时继续保持关陇贵族的核心地位。有学者对唐初关陇贵族是否还存在提出疑问。在几次王朝更替中，关陇贵族的一些家族被消灭或被削弱，到唐朝初年关陇贵族的家族所剩不多。正如《资治通鉴》卷一八五所记武德元年（618）六月李渊诏中所云：“近世以来，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诛夷。”是否还叫它集团，可以研究。但是关陇贵族中的一些家族，有的成为皇族，如李渊家族；有的成为皇亲国戚，如窦威、长孙无忌家族；有的成为朝廷重臣，如杜如晦、李靖家族。它们中的一些人自高祖以来就不断出任宰相。尽管在贞观时期它们在宰相中不占多数，太宗对它们中的个别人还怀有疑忌，如对李靖、侯君集，但是它们在宰相中还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微妙的地位。

贞观十一年（637）定制以勋臣为世袭刺史，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高士廉、侯君集、李道宗、李孝恭、尉迟敬德、李世、段志玄、程知节、刘弘基、张亮等十四人。其中前八人皆为关陇贵族，后六人虽多为山东人，但都是在唐初统一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将。十四人中有七人担任过宰相，其中关陇贵族六人，来自山东的武将一人。世袭刺史虽然由于大臣们的反对而最终没有实行，但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这些人，而其中主要是关陇贵族，才是屏藩皇室的主要力量。唐太宗还通过联姻来加强与大臣的联系，史称李唐皇室“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

事实上，不仅没有尚山东旧族，就连来自山东的一般官吏也没有一个真正与皇族通婚的。魏徵临终前，唐太宗前往探视，决定以衡山公主妻魏徵子叔玉，可算是唯一的例外。但不到半年，太宗就因怀疑魏徵阿党，而罢叔玉尚主。所谓勋贵名臣家，是指关陇贵族以及一些与关陇贵族关系密切的山东旧族和江南贵族，还有一部分是武将子弟和归降的突厥酋长。由此也可以看出，唐太宗真正想依靠的，还是关陇贵族。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庶民和一般官吏出身的宰相。因此，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定、庶民和一般官吏出身的大臣力量的发展，他们除了在军国之务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他们也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先是魏徵极力保护太子承乾的地位。贞观十七年承乾被废后，岑文本、刘洎和崔仁师又建议立魏王李泰为太子。李泰从小爱好文学，受到太宗的喜爱，他们的建议本来是符合太宗的意愿的。但太宗考虑到要保持皇位的稳定，并避免皇子兄弟相残，最后还是接受了妻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意见，立晋王李治为太子。这件事在当时以妥善解决皇位继承问题而告终，但在太宗内心对一般官吏出身的大臣和宰相的疑虑也同时加重了。如果说，魏徵维护太子承乾的地位还是为了保持皇权的稳定，而在魏王泰与太子承乾的斗争中，“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那么，这就牵涉到各派大臣的利益所在和价值取向了。这也是非贵族高官出身的大臣力量增强的表现。

此后，唐太宗对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就特别敏感。贞观十九年（645）刘洎被褚遂良谗害致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诬称刘洎曾说过：“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而唐太宗听后，不听刘洎、马周的说明，即以“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的罪名，赐刘洎自尽。对这些非贵族高官出身，特别是非关陇贵族出身的大臣的疑忌之心，跃然纸上。因为在唐太宗看来，执朝衡，处伊、霍这些事关皇权的大事，乃是皇族和关陇贵族的特权，其他人是不得染指的。尽管刘洎、马周和褚遂良各执一词，唐太宗还是宁可信其有，将刘洎赐死。这种心态严重影响到唐太宗对身后顾命大臣和宰相的安排。

贞观二十 三年五月，太宗临终前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卧内，对他们说： “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 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 ”这是明的公开的顾命大臣。 还有暗的私下的，这就是李。 一次李侍宴，太宗从容对他说： “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 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 ”临终前，怕李不为李治所用，又把李贬出，让李治即位后召为仆射。

至于宰相班子，太宗死后第二天，即按照太宗生前的安排，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师、黎阳县公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书左丞张行成为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摄户部尚书高季辅为兼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六月，又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李被召回后，六月，同中书门下三品；八月，为左仆射。

在上述宰相人员的配置中，侍中：于志宁，是关陇贵族；张行成，是山东士人，在隋做过小官。中书令：褚遂良，是依附关陇贵族的江南士人；高季辅，来自山东，父为县令。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李勣。

唐太宗生前安排的这些顾命大臣和宰相有几个特点：第一，一个关陇贵族，一个来自山东的官员。第二，一强一弱。于志宁出身关陇贵族高门，是西魏八大柱国之一于谨曾孙。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褚遂良是顾命大臣。而来自山东的张行成虽然具有功臣、武将的身份，但年事已高，高季辅则威望不高，且均无杰出才能。关陇贵族的力量明显强于山东官僚。这是为了继续保持关陇贵族的核心地位。第三，只有一武，而且是山东庶民出身。作为一个军事贵族集团，竟然再也找不到一个武将来作为皇权的保护神，太宗只好多少冒着一些风险，把希望寄托在李勣身上。这也预示了关陇贵族必然衰落的命运。

（本文摘自吴宗国主编、刘后滨副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