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晩期，孔子奠定了以儒学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开创了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和制度正当性根据的文化大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儒家和对其反思、批判、部分否定和全盘否定的种种思想，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博大而深厚的基础。

道家：对儒家价值的全盘否定

讲先秦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人从社会中走出来，追求不依赖于现世社会的终极价值，不能仅讲儒家（关于儒家与中国的超越突破，请参见《金观涛 刘青峰：“以道德为终极关怀”--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奠基与演变》），道家亦是如此。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的话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表明儒道两家的人生关怀都在现世，不以超现世的彼岸天国为思考人生意义的出发点。道家和儒家一样，高度重视个体的自觉，如何在现世实现人生价值，过好自己的一生。儒家强调，君子求诸己、反身而诚，追求道德完美，获得乐莫大焉的生命意义。道家认为，人只要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到天道即自然，就会自觉地选择度过自己的顺其自然、无挂虑、逍遥自在的人生。因此，从文化的超越视野上看，重现世和靠自己这两点，儒道两家是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道家不能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政治主流呢？对比分析儒道两家的思想结构，可以看到道家主张全面否定儒家的价值。不要从《道德》的书名，就以为老子推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道德。二十世纪出土的《道德》也叫《德道》。“道”字的本义是通往某一目的地的道路；“德”字由心、行、直三字构成，意思是“心、行之所陟”。老子写《道德》，是要告诉人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合于道之人生，这个道是否定儒家之道德追求的。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个体意志指向善，善具有确定的价值，对应着一组礼仪规范，人追求道德目标就应该遵守这些规范。道家否定儒家，首先是根本否定任何确定的规范。《道德》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如果道是可以说出来的（第二个“道”字），就不是常道了，“常”也是指道。老子的知，不是孔子说的对礼义廉耻等道德的知，而是理解“常道”之明，即“知常曰明”。什么是常道？老子说“反者，道之动”，道的本质内涵是“反”，即返，世界上哪有什么固定的规则啊！常道是“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往复循环、流变着的，没有规则、变化无常才是道。依此，道家认为任何确定的规范都是没有意义的。道家第一个观点，可称为反规范。

儒家认为普遍之好的善对应着确定的道德伦理规范，道家以顺其自然来否定这种善。老子也讲善，但对善的理解与儒家完全不同。在道家眼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有确定内容的善，善是自以为聪明的人造出来的：“智慧出，有大伪”；儒家提倡的那些道德礼法，不过是因为“大道废，有仁义”。老子以水的品性来喻善，讲何为道。他说，最高的善就如水那样，水滋养万物而不争利，安处众人讨厌的低下地方，差不多可以说水接近于道吧。在老子看来，要做到善，应该如水那样任其自然，而不必刻意探问追求什么是代表普遍之“好”这个问题。任何价值都是人施于对象的主观评判，因人因时而异，无所谓确定的好与坏。道家认为不存在确定的价值，因此，符合道的正确态度是听任自然，它是什么样就怎么样，既不肯定，亦不否定。道家的第二个观点可称为自然。

儒家讲的道德是向善的意志对应着一套行为规则，道家先否定了善是具有确定内容的好和特定的行为规范，进一步还要否定对道德的理解，即所谓向善的意志及其指向。道家也讲“德”，但道家的德必须符合变化无常、没有形迹和具体规定性的道。因此，道家的德行是没有确定指向、没有具体内容，任其自然的“无为”。老子说：上德之人不以德为德，才是有德；那种德性差、害怕失去德而刻意追求德的人，才是无德；礼不过是因人的不忠不信而设立，是祸乱的开端。道家认为，符合老子所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德，表现在“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家第三个重要观点，是以“无为”来否定向善的意志。

道家这三个主要观念，第一是反对既定规则，第二是价值的好坏会不断向反面转化，第三是无为，否定向善的意志，不要有任何执着，它们全是由否定儒家而来的。劳思光先生曾用“情意我”来概括道家所主张的个人精神追求，我认为非常准确。何为情意我？情意我是对儒家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德性我的否定。道家对儒家的全盘否定，可以解放人的精神，使人由谨小慎微的德性我转变为自得其乐的情意我。但是，按照道家这些主张，除了有可能适应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群居小社会外，显然不能作为建立大而复杂的整全社会的理论基础。因此，道家只能作为儒家的反思批判者而存在，而不能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正面价值和基础。

老子开创道家，庄子进一步深化、拓展了老子思想。老子讲“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到庄子看透世间一切，认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演变成了齐物和齐论的论说，达到更加洒脱的逍遥境界。在庄子看来，任何生物，草木自然，大至鲲鹏小至蝼蚁，貌如西施或丑八怪，有无形体，生与死，统统一样，这叫齐物。因此，儒墨之徒那样爱评论是非、好坏，正如同幼鸟鸣叫，没有任何意义，这叫齐论。庄子说，任何事物和言论都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庄子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破除对有形体的事物、生死的执着，破除对言说正确与否的执着。这个很厉害啊。

那么，庄子的自我是什么呢？我觉得劳先生的总结非常之好，念一段他的话：“盖自我观赏流变之世界，既无所求，亦无所执；形躯固不为累，知识是非亦不系于心，不唯觉时‘无忧’，寐时亦不梦矣。”这种达人，“并不求理分之完成，亦不作舍离之超越。不求事事如理，不觉一切法空。只是顺物自物，观赏自得”。因此，老庄与孔孟的根本差别在于：“此所以为‘情意我’之自由境界，而非‘德性我’所显现之主体自由。”

讲儒家和道家的关系，需要强调两点。其一，从文化的超越视野来看，虽然道家主张的情意我是否定儒家的德性我，但其超越视野和儒家一致，仍然是个人在现世的精神追求。道家主张的无为、无执，物我两相忘，是身处此世但不干预任何事物的观赏逍遥，一旦道家讲舍离世，就不是道家而是佛家了。儒家作为正面的基本价值存在，道家作为否定儒家的价值存在，二者共生。有儒家，就一定有道家。全盘否定儒家一定是回到道家，这种共生现象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所以道家文化是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非常发达，也是中国人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智慧之源。

其二，在中国文化的演变中，道家作为否定儒家的存在，对儒家理论的提升、对融合外来文明--如印度佛教，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先秦道家否定儒家而主张的相反价值，主要有反规范、情意我、无为、自然和养身这五个方面。老子和庄子否定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老子强调无和无为，更多地表示否定本身，而庄子的自然则指向否定的结果。东汉末期由于对汉代儒学价值的逆反，道家价值成为新的道德追求，这是儒学演化的内在动力，演化正是沿着老子的无为与庄子的自然两个不同方向展开的。也与魏晋玄学兴起和印度佛教的传入有关，另有文章展开讨论。

从道家和儒家的关系可以看到，任何一种实现了超越突破的文化，给定一个明确的人生意义的价值取向后，批评和否定这个价值方向的主要思想，也属于这个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道家是对孔孟儒学的全盘否定，给出另一种人生意义。如果不是全盘反对而是部分否定儒家者，便是我们今日所知诸子百家中的另一些流派，如名家、法家和墨家。

名家：名与实剥离以否定儒家

中文“名”这个词有两重意思，一是名分，二是指事物的规定性。前者是道德问题，后者涉及逻辑、哲学。孔子最注重正名，他讲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和“唯名与器不可假人也”两句名言，直到今天还常被引用。在名与器中，名是指名分、名教，即伦常秩序的等级及道德规范；器是按名分规定的礼仪，使用与身份等级相称的器物、配乐、衣饰等。儒家最重视名的社会功能，为了维护礼教，一定要正名，而对抽象的哲学问题兴趣不大。先秦有关名的逻辑哲学问题讨论，后来被主流的儒家道德论述掩盖了。荀子专门写了《正名篇》，虽然也涉及一点逻辑问题，但他讲名，主要还是为了区别身份的贵贱。

除了从道德规范上谈名，名还具有规定性及其关系的意义，因此，思想家也会从逻辑和形而上角度来讨论名。所有怀疑、批判儒家的思想流派，包括道家、名家、墨家，都有形而上的思考兴趣。前面已讲过道家，另外的两家，一个是以“名”命名的名家，另一个是墨家。先简单讲讲名家。先秦名家留下的东西不多，名家对儒家从道德规范谈名，完全没有兴趣，名家最著名的辩题是“白马非马”、“坚白石离”。人们一提到名家就说是诡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和青峰曾探讨为什么先秦思想家没有发现逻辑学的三段论，翻看了不少中国哲学史书，看看任继愈（1916~2009）的书，看看冯友兰（1895~1990）的书，看他们如何解公孙龙（前320~前250）的“白马非马”，都讲得令人一头雾水。后来找到劳思光的书，几句话就讲明白了。他指出，“白马非马”的论题，关键在于弄清楚“非”字是什么意思。“非”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否定同一性，另一个是否定类属性，这两类否定都是用一个“非”字，很容易带来意义的混淆。名家讲“白马非马”中的“非”，是否定同一性，白马当然和马不是同一的。所以，公孙龙讲你要选白马，就只能选择白马；而你要选马，那么黄马、黑马什么马都可以。因为“非”还具有否定类属性的意思，毫无疑问，白马当然是属于马一类的。如果把“非”字的否定类属性和否定同一性两个意思搅和在一块，“白马非马”就变成诡辩了。假定搞清楚了“非”的不同含义，就一点诡辩都没有了。

劳先生还指出，“白马非马”命题中，“白马”由白和马两个概念组成，二者中白与马无涉，白只是马的属性；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性质独立存在之说，与柏拉图《巴门尼底斯》篇的理念说有近似之处。柏拉图的理型论，是古希腊超越突破以求知为终极关怀的结晶。虽然先秦名家和墨家在逻辑上都有重要发现，但是并没有发展出古希腊那样的逻辑体系和理型论。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名家把名与实相剥离，是为了否定儒家以“名”来指称道德，而并没有更高的理性逻辑追求。这表明，在不同的超越视野中，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不同的。

法家

法家也是部分地否定儒家。今天，有许多人推崇法家，还有人为追求法治，想在中国传统思想找资源而提倡新法家，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把法家和西方法治混在一起，那就错了。二者的差别又在哪里呢？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法，法是治理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中国历代都有法，有很细致的法典，它们和道德不一样。但是，法背后的精神和价值是什么，不同文明是不一样的。

古希腊文明是以追求知识作为终极关怀，所以古希腊哲人认为，人可以通过追求知识去认识自然法，法治传统的背后有更高的价值，这就是理性。这种理性后来被基督教吸收了，自然法也发生了分化及转型。历史上，在西方传统社会的法治精神中，一个是对上帝的信仰，另一个是理性，强调逻辑、数学以及依靠规则来治理。法律的具体条文，不能违背上述法后面的精神。先秦法家思想的来源是对儒家的否定，法的背后并没有更高的精神。

著名法家李斯和集大成者韩非，理论上主要是师承老子和荀子，他俩都是荀子的弟子。荀子是儒家，但他提出人性恶，否定孟子的人性善，是部分地否定儒家。荀子认为礼是一套由圣人制订的约束人行为的外在规范，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礼，只有靠皇帝权威去推行和维护礼，以礼教化和约束百姓，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韩非笃信老子的无为，写过《解老》《喻老》。他从道家汲取了什么呢？按劳思光先生的讲法，韩非取了道家的价值否定论，世间压根儿没什么确定的好和坏，法家把这个拿过来，管它什么好不好的价值啊。韩非从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提出“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韩非强调君权和法，法是君王统治天下百姓的工具；君虽无为，但若一切依照法条文去做，则上下可各得其常而无不为。

韩非从荀子那里汲取了重视外在规范的思维，从道家那里拿来了价值否定论，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提出以维护君权权威为中心的法、术、势，作为统御天下的一套治世方法。所以法家的法除了作为君王治理天下的工具以外，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也没有提出其最终的正当性根据。因此，秦国以法家治国虽然很有效，可以富国强兵、统一中国，但秦帝国很短命，二世而亡。讲法家时，一定要看到它只是否定儒家的以德治国，法家的法与西方法治有根本的差别。

杨朱和墨家为什么消亡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实现超越突破的时代。诸子百家中，有的完成了超越突破，有的则没有。孔子实现了文化的超越突破，继承光大孔子的是孟子。在百家纷争的局面中，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当时杨朱和墨子的影响力大过儒家。为什么这两家显学在汉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呢？简单地讲，因为墨家和杨朱思想都没有完成超越突破，就避免不了衰亡。孔子超越视野下的道德精神是基于个体的觉醒，是个体对道德的觉悟和永恒追求，这种精神是超越社会和历史的。而墨家和杨朱都不具备这样的超越视野。先看墨子和墨家。

（一）墨家

墨子晚于孔子，针对礼崩乐坏，征伐战乱，墨子提出了不同于孔子的方案，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尚贤”“尚同”。看上去这些主张比孔子的“克己复礼”更多元、更具体可行，但没法儿落实，国与国之间争霸恶斗数百年，哪儿有“非攻”啊。墨家也更具有客观精神，《墨辩》中有很多实用知识和科学思考，有点儿接近古希腊精神。许多中国哲学史的大家，如沈有鼎先生(1908~1989)等把《墨经》作为中国逻辑学的著作来研究。当人们看到《墨辩》中保留的许多科学和逻辑命题，至今仍有不少人感慨，如果墨家不消亡，中国文化该有多么不一样啊。问题是，为什么在历史长河中，墨家无法与儒家竞争而走向消亡呢？只有从文化超越突破的角度，才能理解其原因。

我们仍然从知和仁两个关键词入手，对比孔、墨两家在这两个重要观念上的差别。孔子的知是指向个人道德意识的自觉，墨家的知又是指向什么呢？墨子曾说，天子的知是知自己能否治理天下；三公的知，是知自己能否辅佐天子；诸侯的知是选择好的“卿之宰”，等等。可见，墨子的知，对不同地位的人有着不同的知，这样的个人并没有超越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没有从社会中走出来。

孔子讲的仁是儒家道德的核心，本身就具有最终价值，墨子又如何讲仁呢？墨子说仁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工具，要做利于人的事，不做不利于人的事；又说，仁作为天下法度，是要人不追求耳目口舌身等感官享受，不做劳民伤财的事。因此，在判断是否具有超越视野的两方面，即个体的，追求非功利的终极人生意义上来看，孔子讲的仁是诉诸个人的道德感，是超越个体生命的最高价值追求；而墨子把仁视为外在的法则和准绳，仁作为判断人和事的法度，也只强调其社会效果，即看人的行为后果是否利人利天下。因此，墨子讲的仁，既不是诉诸个体，也不是最高价值。

孔、墨都认为，他们所处社会之所以礼崩乐坏、征伐战乱，是由个人不受控制地追逐私利而引起的，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很不一样。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方案，只要个人都以实现儒家等级制的道德秩序来约束自己，社会和政治的秩序也将随之落实。墨子的方案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兼相爱，国与国之间要非攻。那么，在“人争利、交相恶”的现实生活中，又如何可以实现兼相爱和非攻这两个善良愿望和好价值呢？与孔子主张依靠个人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相反，墨子认为，这两种好的价值体现了天意，因此要依靠“天志”和“明鬼”等外在约束来保证其实现。

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志具有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罚恶扬善，赏罚分明。天志势必惩罚那些“交相攻”的君王和“别相恶，交相贼”的人；鬼神则协助执行天志。孔与墨，一个是靠人内心的道德追求，另一个则要求人顺天意、敬鬼神，正当性根据不仅外在，而且是社会性的；孔子把追求道德视为人生的终极意义，而墨子则把仁视为“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工具；因此，可以说墨家不具备文化的超越视野。

你们或许会问，墨子的“天志、明鬼”是不是近似于希伯来宗教呢？也不是。希伯来宗教讲天国彼岸，墨子的关怀在现世，已然不同。更重要的，希伯来宗教的救赎是个人的终极关怀，而墨子心目中的天志，是如同圆规和尺那样的度工具。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可见，墨子的“天志、明鬼”，并没有如希伯来宗教那样把个人对上帝的皈依视为终极价值。墨家的尚同、兼爱、非攻等价值再好，但因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个体性的终极关怀精神追求，故这些价值都不能离开社会。因此，墨家没有完成超越突破，也就不能受住时间的考验，被一代代地忘掉了。汉以后，虽然有墨家典传世，但是此后除了游侠和实践精神外，墨家就没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了。直到两千多年后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冲击时，人们才遗憾地重新挖掘墨家思想资源。

（二）杨朱

再来看杨朱。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朱可能与孟子同时在世。杨朱说了那么多的话，但后世只记得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句话。现在只能从诸子文献中去了解杨朱的思想，这足以证明杨朱消亡得比墨家还要彻底。简单地说，杨朱的主张主要是针对墨家，墨子主张“兼爱，交相利”，杨朱就强调“为我”。墨子重社会、重功利，杨朱极注重个人，社会在他那儿根本没有意义。既然杨朱重个人，为什么也没能实现超越突破？这是因为杨朱并没有提出超越个人生命的终极价值。

杨朱认识到个人生命很短暂，他说“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特别是生逢乱世，不知何时就死了。因此，他说人活着就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尽可能地享受，“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与孔、墨的忧患意识不同，他提出养生、贵生和乐生的人生哲学。确实，杨朱是回到了个体，重视并赋予个人的自然欲望以正当性，但他并没有找到超越个体生存和享受以外的终极意义。及时行乐是很享受，但你能长生不老吗？人总是要死的，你如何面对死亡，死后意义在哪里？杨朱统统避而不答。因此，可以说杨朱和墨家一样，思想上都没有完成超越突破，汉以后就很快衰落了。

以上，我从文化的超越突破角度来讲先秦诸子，侧重于讲为什么说儒家奠定了中国文明的主流形态，并以儒家为参照比较分析先秦的道、墨、法、名、杨等诸家思想。尽管儒家和道家各自主张的最高价值--道的内容正好相反，但两家都承认存在超越个体生命的非功利的道，都强调只有依靠个体的觉醒去认识这个道，并以此为人生意义和追求，才能使自己的生命与天地沟通，即获得永恒的天人之际的价值。由于儒家和否定儒家的道家都完成了超越突破，所以儒道两家共同塑造着汉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相比之下，先秦的法家、墨家、名家和杨朱，均没有提出超越个体生命、不死的和非功利的生命意义，汉以后它们或是消亡，或是被儒道两大家吸纳为隐性成分保留下来，如道家吸收了杨朱的养生存性，汉初黄老学吸收了法家，使主流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厚广博并呈现出不同形貌。（徐洁/编辑）

本文为金观涛和刘青峰老师原创思想，双体实验室汇编整理，学术讨论请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