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著名社会学家和世界系统理论的开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去世，享年88岁。在这本第一次用英语出版的具有开创性的晚期作品中，沃勒斯坦描绘了西方左派在过去和未来的轮廓。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关于左翼与国际主义关系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左翼如何在21世纪规划新的前进道路的问题。本文最初由人类科学研究所以法文形式版出版成书，书名为《全球左翼：昨天、今天、明天》（La gauche globale: Hier, aujourd'hui, demain），书中还收录了埃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 González Casanova）、詹姆斯·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ames Kenneth Galbraith）、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尼吕费尔·格尔（Nilüfer Göle）和米歇尔·维奥尔卡（Michel Wieviorka）的回应。
这本小册子近日被译作英文，由Verso出版。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组织了沃勒斯坦晚期这篇长文的中文翻译，按照其本身的三个章节将这篇译文编辑为三篇文章
，
分别为《
资本主义与反体制运动：1789-1968
》、《
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左派的困境
》、《分化与集体选择：转型策略》。
此篇为第二章，讨论了全球左翼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30-2019）
左翼社会运动和中左翼政党几乎总是宣称其价值观和政策是国际主义的。众所周知，他们的做法绝非空谈。我们将在三章的内容中尝试探讨在三个时期的左派实践，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希望证明，今天已经出现了“全球左派”，但他们不仅受到全球右派的质疑，而且还受到自称左派或至少是中间偏左的党派的质疑。
二、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左派的困境
为了分析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给全球左派带来了什么不同，我们必须看看以前的情况。
在大约1945年到1968年我称之为世界革命的这段时间里，全球左派从1848年世界革命时的非常微弱的地位上升到了似乎非常重要的全球地位。他们通过推行所谓的两步战略做到了这一点，即各运动首先要获得国家权力，其次再改变世界。
这一战略使他们能够在1945-1968年期间在世界大部分体系中获得国家权力。然而，这也正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通过主导产品的准垄断实现剩余价值最大扩张的时期。这也是美国无争议的世界霸权时期，这是地缘政治力量最广泛和最集中的准垄断时期。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反体制运动夺取国家权力的最不利氛围。不过，这绝非反常，而是唯一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时期。
然而，第一步——反体制运动夺取国家权力——根本没有导致第二步——世界转型。相反，这标志着第二步的反体制运动近乎被放弃。这种近乎放弃反过来解释了1968年的世界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革命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废黜所谓的传统左派，即已经掌权的只完成了第一步的反体制运动。
一如既往，康德拉季耶夫A阶段之后是全球停滞的B阶段，事实上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一阶段。此外，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美国开始缓慢衰落，并在2001年，由于旨在恢复美国霸权的入侵伊拉克行径，导致其陷入了目前所处的瘫痪困境。
因为世界体系像所有系统一样（从整个宇宙到最小的纳米系统），不是永恒的，而是有一个可以分为三个时刻的历史性的生命轨迹：历史体系的创造；利用体系规则正常生活的功能；以及标志着该体系不可能继续运行的结构性危机，这时的体系进入分岔和混乱的动荡，并最终导致所有参与者的斗争，使分歧不断加剧。
大多数人问，为什么现代世界体系的两种主要节奏——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不能简单地无限期持续下去。非常简短的回答是，由于其长期趋势，整个系统已经偏离平衡太远，再也不可能恢复平衡。我们现在必须详细解释这些长期趋势是什么。
在历史系统的持续生命周期中，每次周期性衰退都不会回到以前的低点，而是总会回到稍高的一点。把它想象成向上两步，在向100%渐近线移动的百分比曲线上向下一步。从长期来看，长期趋势达到了难以进一步推进的地步。在这一点上，系统已经远离平衡。我们可以称这一点为历史体系结构性危机的开始。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它的结构性危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三种基本生产成本稳步上升：人员成本、投入成本和税收成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通过使这些成本的总和尽可能低于他们能够销售产品的价格来获取利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也会上升，超过潜在买家购买商品的期望价格。这时不再可能通过生产积累资本。也就是说，全球有效需求开始下降。这就在实际成本的上升和有效需求的下降之间形成了张力。
这三个成本都很复杂，因为每种成本都由几种不同的子成本组成。人事成本一直是最透明的。在这些成本中，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非熟练劳动力的成本。从历史上看，随着康德拉季耶夫A阶段的工人参与工会，非熟练劳动力的成本随之上升。在康德拉季耶夫B阶段，生产者的主要回应是搬迁工厂，将生产转移到“历史上工资较低”的地区。也就是说，企业家需要吸引农村劳动力，这些农村劳动力与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较少，他们愿意为较低的实际收入而工作，因为他们从未赚到过这么多钱。从这个意义上说，雇主和非熟练劳动力都可以感觉到他们正在获益。双方的愉快合作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几年后，这些工人会习惯他们的新环境，并会参与工会行动。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者便开始考虑其他地区。对企业家来说，这种解决方案依赖于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基本上不参与世界市场的农村工人。这种工人的全球供应已开始逐渐枯竭，这可以通过当今世界体系的大规模去乡村化来衡量。
非熟练劳动力的成本只是人事成本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中层人员（有时被称为“干部”）不断增加的成本。他们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生产者在两方面都很依赖他们。第一，从组织上来说，他们需要处理扩大的公司复杂结构。第二，在政治上，他们可以从两方面抑制非熟练劳动力日益增长的工会需求。如果工人坚持工会权利，中层人员可以协助压制那些非熟练劳动力；另外，非熟练劳动力如果提高生产效率和自身能力，就可以成为中层人员——这一晋升可能经常用来“激励”最有效率的非熟练劳动力（如工头）。面对非熟练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常规解决方案是通过机械化和自动化将他们扫地出门。新的工作随之出现，用白领工人取代所谓的蓝领工人。然而，近年来，劳动力的减少也开始影响到白领工人，他们的工作也开始由机械化接管。
实际上，最大的人事成本增长发生在最近几十年的第三个人事成本，即上层管理者的人事成本。那些身居管理职位的人能够利用他们作为守门人（gatekeepers）的职位来索取巨额佣金，他们的报酬是从投资者（股东）的利润中提取的。结果是，与过去的成本相比，今天的人事成本非常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在投入成本方面，情况类似。生产者试图通过转移三种主要的支出来保持低成本：清除有毒废物、更新原材料、修复基础设施。大约500年来，有毒废物处理几乎不需成本——只要倾倒在公共空间就行了。但是全世界的公共空间已经快饱和了，全世界环保运动的压力要求生产者彻底处理有毒物质。这只能由各国家来完成，且不可避免地提高税收。它还导致各国迫使生产商从内部承担这一成本，这也降低了盈利能力。公共空间的稀缺是生产者成本上升的原因，这类似于未参与市场经济的乡村地区的枯竭也是生产者成本上升的原因。同样，原材料的更新问题在500年来几乎都不需要考虑。今天，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供给的缺乏和需求的飙升突然导致了世界范围内能源、水、植被和基本食物（尤其是鱼和肉）的严重短缺。短缺反过来导致了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分配物质需求的激烈政治斗争。另外，基础设施是生产和商业销售的关键因素。历史上，生产商只需要为基建支付部分费用，将大量的成本转移给了其他国家。鉴于翻新和扩建基础设施的成本不断上升，各国发现自己无力承担巨额成本，这导致了全球运输和通信设施的严重恶化。
最后，税收也一直在稳步上升，尽管金额巨大的逃税似乎持续不断。首先，政府税种繁多——不仅是广为人知的国家税种，还有各种地方和中间结构税。说到底，这些资金不仅用于支付官僚机构的费用，还用于满足反体制运动提出的对教育、卫生服务、终身收入保障（如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些保障共同构成了“福利国家”。尽管各国被迫削减福利国家的条款，但现实情况是，全球范围内这些支出仍然比过去多得多。
除了税收，我们每天都被腐败的报道连番轰炸，不仅仅是在相对贫穷的国家，在相对富裕的国家更是如此，毕竟那里可以偷更多的钱。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腐败的成本和政府征收的税一样多。最后，由于其他限制因素（特别是短缺），黑手党式的经营不断扩大也令企业家支付了更多的资金。
随着生产成本稳步上升（以向前两步、向后一步的模式），提高产品价格的能力，受到世界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大幅加剧的严重限制。
随着劳动力被自动化淘汰，有效需求下降。随着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减少，人们越来越担心生存，个人消费者和企业生产者都不愿意有风险的支出，这进一步降低了有效需求。因此，世界体系已经到了结构性危机，下层阶级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都找不到可接受的回报。他们的注意力必然转向可用的替代方案。
一旦我们陷入结构性危机，体系就会陷入混乱，曲线开始剧烈波动。该体系不再能以传统方式运行。它分岔了，这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这个体系绝对会完全消失，但不可能预测后继系统是什么。人们只能概括地描述两种替代方式，以便用新的体系秩序解决混乱。
第二，分歧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关键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究竟会选择哪一种替代方式。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能预测结果，但我们可以造成些许影响。正是在这里，反体制运动具有潜在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右翼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似乎能够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政府，甚至包括历史上在老左派运动掌权后崛起的政府。新自由主义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苏联结构的崩溃及其在1989-1991年的解体。即使对那些1968年后批评苏联政策的运动来说，苏联结构的崩溃也是对全球左派的一个重大打击。几乎所有地方的左派都持悲观态度。
对于全球左派来说，随着他们能量的复苏，世界局势终于开始改变。在我看来，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1月1日，当时萨帕塔民族解放阵线（Zapatistas，西班牙语首字母缩写是EZLN）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崛起，宣布当地原住民自治。
那么，为什么在1994年1月1日？萨帕塔主义者选择了那一天，因为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开始运作的日子。根据他们的选择，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向墨西哥和全世界发出了以下信息：恰帕斯人民长达500年的自治要求的戏剧性重现，既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也反对墨西哥政府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对恰帕斯人民的压迫。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强调，他们无意夺取墨西哥的国家权力。恰恰相反！他们希望脱离国家，建设和重建当地的生活方式。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非常现实，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发动战争。因此，当墨西哥境内的同情力量推动墨西哥政府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停火时，他们完全同意。诚然，墨西哥政府从未遵守停战协定，但由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能够获得国家和国际支持，墨西哥政府受到了限制。
这种全球支持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追求的第二个主题的结果。它声称自己支持世界各地寻求更民主和更平等的各种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恰帕斯召开了所谓的“星际会议”，他们邀请了全球左派人士参加。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也在这些会议中拒绝了党派斗争——老左派的模式。相反，他们宣扬全球左派运动的多元性和相互宽容。
全球左派的复兴在1999年得到了第二次有力的加强。全球右派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华盛顿共识》制度化，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内通过一项保障所有签署国知识产权的条约。这项条约将禁止签署国生产廉价产品（例如药品）供自己使用，或出售给其他国家。
西雅图会场有两个显著的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有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在会外示威。示威包括三个从未联合过的团体：劳工运动（特别是美国主要的工会运动——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此外，这些团体的成员大部分是美国人，这证明了只有在“南半球”才能动员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论点是错误的。
第二个显著的方面是抗议成功了。它们使世贸组织会议中对抗议持同情态度的代表团坚决反对通过新条约。世贸组织会议没有达成条约，从那以后，任何通过该条约的企图都失败了。世贸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此外，西雅图抗议导致在抗议的技术和策略广泛传播，以至于国际会议的召集人开始将会议安排在偏远地点，在那里他们更有可能控制示威者的出现或抗议者的规模。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反体制运动第二次浪潮中的第三个重大发展——恰帕斯和西雅图之后，是阿雷格里港2001年的世界社会论坛（WSF）。最初呼吁召开2001年会议的是七个巴西组织（其中许多组织受到天主教的启发，但也包括主要的工会联合会）与法国的ATTAC运动。他们选择了世界社会论坛（WSF）这一名称，这与世界经济论坛（WEF）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举行了约30年，是世界精英们相互讨论和规划未来的主要场所。他们决定在达沃斯会议的同时举行此会议，以强调这种对比，他们选择巴西南部的阿雷格里港作为2001年会议的地点，以强调全球南方的政治重要性。
组织者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会议向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人开放。他们还做出了更有争议的决定，即排除政党和抵抗运动组织。最后，在他们最具创新性的决定中，他们决定WSF既不设置官员，也没有内部选举或通过任何决议。这是为了建立一种“水平主义的（horizontalist）”方法来组织世界上的反体制力量，而不是“垂直主义的（verticalist）”的方法，因此是对旧左派运动的排斥。总而言之，他们选择了现在著名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作为会议的座右铭。
阿雷格里港会议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巨大成功。召集人原本希望吸引5000人，实际上10000人与会。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参与者主要来自巴西和邻国，以及法国和意大利。WSF在第一次会议上立即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他们决定继续举行阿雷格里港会议，寻求更多国家的人民参与。他们创建了一个国际理事会，通过共同指定的委员来监督未来会议的组织。
在随后的几年里，WSF在全球南方的不同地区举行了会议，与会者人数大幅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持续的成功。然而，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过去，WSF的困境开始凸显。从世界体系本身的演变来看，它们是容易理解的。在这一演变中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是2007-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危机，它让世界各地的评论家认识到世界体系中存在某种“危机”。第二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崛起——特别是但不仅仅是所谓的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这两个问题共同导致了一场关于巨大贫富差距和全球北方地缘政治主导地位之未来的公开辩论，并在评论者中引发了如何评估这些事件的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将其视为根本性的变化，还是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一次短暂冲击？反体制运动及其支持者对于如何评估不平等和“新兴”国家崛起的辩论同样矛盾。这也导致了WSF内部关于其成败的激烈辩论。
反体制运动现在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境。首先是是否要明确承认资本主义历史性结构危机的存在。第二是运动的短期和中期活动的优先事项是什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反体制运动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19世纪最后三十年的辩论——大概是在1968年世界革命中被驱除和埋葬的——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困扰他们。
我们已经概述了三次主要辩论。第一个涉及国家在实现不同历史体系中的作用。第二是在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关于谁是争取更公正的历史秩序的主要历史角色。第三种是chui主义者和水平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者坚持认为多个被压迫群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主要历史角色的优先考虑，后者坚持认为所有被压迫群体的要求同等重要和紧迫，任何一个都不应被推迟。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各种辩论。在世界社会论坛内部和更大的全球正义运动中，有人以各种方式回避国家权力，有人坚持认为获得国家权力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有些人坚持阶级斗争的优先地位（99%对1%），有些人坚持民族主义斗争的优先地位（南方对北方）。还有一些纵向主义者，无论是在WSF还是在更广泛的全球正义运动中都坚持联合的政治行动，还有一些水平主义者，坚持关注真正被遗忘的群体——全球最底层的人民。
这些辩论在拉丁美洲最为明显，因为它已成为各领域的全球发展的主要场所。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美国地缘政治力量的衰落，在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拉丁美洲出现了大量中间偏左或泛左翼的政府。委内瑞拉和巴西也以不同方式领导了一场运动，建立南美洲和拉丁美洲结构（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CELAC），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此外，还建立了区域经济区及其结构（南方共同市场、南方银行）。
与此同时，这些左翼政府、中左翼政府，当然还有少数政治右翼政府都追求发展主义目标，包括违反当地人民传统的侵占性政策。原住民指责左翼政府在这方面和他们的右翼前任一样糟糕。反过来，左翼政府指责本土运动蓄意地与右翼内部团体和美国地缘政治保持一致。
最终结果是，全球左派在围绕新的体系秩序的政治斗争中出现分裂。全球左派试图通过将分歧转向一个相对民主、相对平等的世界体系（或多个世界体系）来建立新的体系秩序。当然，全球右翼也参与了一场关于策略的内部辩论，但这对全球左翼来说并没有什么安慰作用。
分析全球左派的种种选择的一种方法是，将它们放在一个区分短期和中期优先事项的时间框架内。我们都生活在当下（短期）。我们需要养活自己，找到住所，保持健康，然后生存下去。如果不认识到每个人的这种迫切需要，任何运动都不可能得到支持。因此，在我看来，所有的运动都必须尽一切努力减轻眼前的痛苦。我称这一行动为“最小化痛苦”。这需要各种短期妥协，但这仍然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最小化痛苦绝不会改变体制。这是典型的社会民主幻觉。它只是减少了痛苦。
在中期（即未来20-40年），全球左派和全球右派之间的辩论是根本性的和全面的，不容妥协，我称之为达沃斯精神（spirit of Davos）和阿雷格里港精神（spirit of Porto Alegre）之间的战斗。达沃斯精神呼吁建立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体系，但保留其最糟糕的特征——等级制度、剥削和两极分化。他们很可能会建立一个比我们现在更糟糕的世界系统。阿雷格里港的精神是寻求一个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制度。我说“相对”，是因为一个完全平均的世界永远不会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比以前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可能取得进展。进步是可能的，但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我们不知道谁会在这场斗争中获胜。我们所知道的是，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每一个纳米级问题中的每一个纳米级时刻的每一个纳米级动作都会影响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用蝴蝶的比喻来结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了解到蝴蝶翅膀的每一次颤动都会改变世界气候。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对世界气候参数的改变非常微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参数的微小变化会不断扩大，直到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在向新的世界秩序过渡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小蝴蝶，因此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倾斜转变的机会取决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作为积极活动者的努力不仅仅是“有用的”：它们是我们争取更美好世界的重要因素。
获胜的可能性是50%。但五五开的概率已经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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