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相居:关于《阿Q正传》中“崇正”的问题

相居(成都) 《阿Q正传》第七章在讲到革命党进城时,说他们“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其中“

相居(成都)

《阿Q正传》第七章在讲到革命党进城时,说他们“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其中“崇正”这两字眼很吸引人,稍有历史常识者,立地便能依据常识下结论:“唉唉,这就是崇祯的讹写么!”这确乎也算得一样发现,于是我们所见的但凡有注解的《阿Q正传》大抵都自以为聪明地在句末附上了一条尾注——其意见便同上面所谓的“讹写”、“讹称”相仿佛了。

起先我也是信从了这个说法——毕竟此说有它与常识的契合处,加之是钦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零五年版,这还正是学界所认为的最好版本),具有天然的说服力。不过据说光是这个出版社就有三四种版本的《全集》,而且不同版本之间似乎修正颇大。然而我并不预备将它们通统搜集起来,作一番勾稽校勘的工夫,因为那毕竟是鲁迅研究者们的工作,何况我也并不需要藉此作出一篇学术文章来。因而就只是依仗手边的《全集》,谈一谈《阿Q正传》中“崇正”的相关问题。

我以为,“崇正”并非官方注解所称的“讹称”,大致有两个依据:

其一,“崇正”这个作法是有些来历的,其本身就非是讹称臆造,因此鲁迅不应当,也并不会在文章中使用这种会引发歧义的作法。案“崇祯”的“祯”字是为避雍正帝名讳而改为“正”的,某些先生“文史资料中,别无崇祯作崇正的例”一说似不恰当。倘需举例证成,清代自雍正及以后的文献中凡涉“祯”、“禛”二字改为“正”字的都算,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鲁迅先生自己的例子,可以拿来谈一谈。

鲁迅先生曾在《病后杂谈》一文中提到《蜀碧》,看样子应该是读过的。这书的著者彭遵泗是乾隆前后时人,其书总该是作“崇正”的,而我所见《蜀碧》诸版本也正是无一不作“崇正”。因此想必鲁迅先生不会对文前《义例总言》以及往后的“崇正”纪年视而不见。此外他的《阿Q正传》在《病后杂谈》之前作成,距有清一朝更近,加之鲁迅所接触到的与崇祯相关,乃至一切在雍正及以后刊成的与“祯”、“禛”相涉的清朝文献,大致都作“崇正”和“正”,这正是一项长时的风尚,鲁迅先生作文也实在难逃那个时代避讳用字的影响——即使鲁迅还讽刺过“书是民国刻的,仪字还缺着末笔”(亦见《病后杂谈》)。“崇正”的作法,是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的。

其二,“崇正”不宜于被作为乡人因讹而致的谐音。“崇祯”、“崇正”本来为一,纵使有谐音的成分在,也绝对与“讹”无关。故而有人将“崇正”与后文的“柿油党”相比附的说法并没有根柢。如果说“柿油党”还可以引起文章幽默的效果,增强其讽刺的力量,那么“有意”将“崇祯”置换为“崇正”简直就教人感到不明所以了。鲁迅先生是要讽刺这帮乡民糊涂,连前朝先王的年号都忘却了么?恐怕他并没有想表达这层意思,更何况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只提及了“柿油党”的谐音问题(“说白了”),同“崇正”所谓的“讹称”问题丝毫无涉。

综上,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的“崇正”恐怕并不是钦定版本所注明的“讹称”,而是有相当渊源的、符合当时用字习惯的正当的写法。

由此也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即鲁迅研究者们在光忙着研究鲁迅深邃的思想和精绝的笔法同时,是否可以抽出空来,先审一审《全集》的注释所作断论恰当与否——现在大家读的《阿Q正传》不都是有“崇正”是“讹称”一样的注释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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