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从作家入编剧,但人道主义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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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所有编剧中,刘恒是相当独特的一个。在刘恒这里,“壁”似乎是不存在的。

他是一个作家,但他的作家入编剧之路走得相当成功,在电影和电视剧领域均留下了代表作。可以说,在小说、电影、电视剧这三大占领当代精神生活的艺术门类中,他切换自如,展现了均衡的才华。

每个人的路线都是不可复制的,但这并不妨碍后来者的模仿。能把作家与编剧,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全打通,这种能力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但并非偶然。

刘恒

虽然我们无法拥有上帝视角获悉一切秘诀,但在刘恒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我们可以捡起许多碎片,从这些碎片中观望出诸多不同的东西。

1987年是一个分水岭,从作家入编剧

那年刘恒开始接触电影,自此,刘恒这个名字跟影视密不可分。

《黑的雪》是刘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谢飞让他的文学编辑来找我,要改电影,非常之兴奋。”于是刘恒有了第一部电影《本命年》,此片由谢飞执导、姜文主演,导演谢飞凭借此片获得了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杰出个人成就奖)。

《本命年》

刘恒第二部编剧的电影是《菊豆》,此片改编自他的小说《伏羲伏羲》,由张艺谋执导,巩俐、李保田主演。

这部电影的责编是王斌,王斌以前主要做文学评论,后来成了张艺谋的文学策划。“1988年我34岁,那个时候圈子非常小。”也是因为《菊豆》,刘恒跟李保田变得熟悉起来,刘恒的第一部电视剧《大路朝天》也是由其主演。

《菊豆》

当时,刘恒在文坛的主要作品如《小石磨》《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已经写出来了。

1989年,海马影视创作室成立,刘恒是其中一员。“因为王朔接触电影比较早,大家图新鲜,都进来玩。当时比较活跃的作家有二三十个都在里边,包括王朔、朱晓平、马未都、莫言、刘震云、苏童等。海马影视创作室的第一部作品是《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是在友谊宾馆租的房子,一二十个人在那儿攒故事,集思广益。”

在刘恒看来,小说素养、电影素养和电视剧素养,虽然是同一种艺术感觉,但技术层面差别很大,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优秀小说家在尝试影视创作后,都以碰壁收尾。

《本命年》

“小说和电视剧所受到的束缚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难处和便利。电视剧更像影像化的评书,啰嗦一点没关系,道理可以重复说。小说会受到一定限制,道理已经说完了,就没必要再扯别的事儿了。”

写剧本,不过是早年爱好的涌现

刘恒虽以小说成名,但其实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剧本了。“那时候电影少,我看了一个电影之后,会把电影里发生的事情用剧本的形式记一遍,觉得好玩,其实是用非常土的方法训练。”

最初热爱文学是写诗,接着是写电影剧本、话剧剧本,后来才是写小说。写小说尝到甜头后,他一篇一篇地写,最后有人看中小说要求改编电影,电影这根筋又续上了。

张艺谋与刘恒

早年的爱好涌了出来,剩下的就是顺其自然。

写作能力究竟靠什么启蒙,似乎谁也说不清楚。刘恒小学作文五分制只得三分。十五岁当兵后给家里写信,他自己早忘了这回事,家里还留着。很长时间后打开一看,发现就两行:“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很好,你们好吗?”

“这就完了。真奇怪,怎么没话说呢?那时候字写得很差。”

也是当兵的时候,刘恒买了小笔记本开始记日记,每次写日记前抄几段最高指示,然后写自己今天干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有什么心思,坚持记了几年。那时候刘恒突然迷上押韵,没有押韵的书,就把《新华字典》拿出来对着声母韵母一遍一遍地看,现在想来这是基本训练。2011年的歌剧《山村女教师》,刘恒押韵写歌词的能力派上了用场。

“但是电影的能力很独特,到现在我仍然不认为我掌握了它的窍门儿。美国好莱坞的一些编剧非常专业,把技术分析得很细致。如果不掌握技术,不会是一个好编剧。我还是按照早年文学的那种惯性,凭直觉写,我是业余编剧,不是专业的。”

后来刘恒跟《故事》的作者罗伯特·麦基见面了。麦基告诉刘恒,自己到世界各地演讲,讲五个案例,其中有《菊豆》。刘恒不太相信,去看了麦基的书,看到书里确实有,讲《菊豆》跟古希腊悲剧的关系,“我早年根本不了解古希腊悲剧,也许是不谋而合吧。”

“张大民”的生活,刘恒有过

1997年,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在《北京文学》刊出。写这部小说时,刘恒怕待在家有干扰,借了一个房子住。当时正值夏天,顶层六楼热得一塌糊涂,没人给做饭,没手机也没电话。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刘恒把家里的冰箱给搬去了,自己找了一个三轮骑着运,用带子把冰箱背到了六楼,又买了好多饺子和冻面条放里边。天气热,他就在地上铺个凉席光着身子写,中午坐凉席上盘着腿吃饺子,满身大汗。

“在那儿吃饭,有点像农民锄地锄到地头儿了,拿出干粮吃那种感觉。完全的体力劳动,非常之累,但写得很投入,很过瘾。”房子边上挨着西苑宾馆,写一天刘恒会下来到西苑宾馆给老婆打个电话:“一切正常。”

“写到最后,有一个作家团要到山西去访问,有王安忆、刘庆邦。就要出发了,我一看时间不够,于是仓促结尾,就为了去山西,其实到最后也有点写烦了。”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剧照

当时刘恒在《北京文学》做编辑,编辑部向他约稿。后来各大报纸连载,《北京青年报》专门组织了专家和读者开讨论会,拍电视剧顺理成章。

关于弥补这件事,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谁都有这个能力。但小说要改编电视剧,原来仓促间没写的东西可以加进去了。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不仅写得艰苦,一些情节也是来源于刘恒的亲身经历。比如张大民那个长着树的小屋,就是刘恒结婚的房子。

“当时家里只有两间平房,二十平米,住三代五口人。1976年地震,房子结构被破坏了,单位批准可以加盖一间六平米的红砖房。我们家种了非常好的奶葡萄,盖房子的时候把它砍了,但没刨根儿,铺水泥地铺薄了,后来葡萄又从地上拱出来了,树的灵感是从这儿来的。有一个生活基础之后,想象力就有了源泉。”

不过张大民很贫嘴,刘恒却不贫。“以前我是根本不说话的,当兵不说话,到工厂也不说,到编辑部还不说话,最后作品开讨论会不得不说话了。”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剧照

这部剧播出后,观众的反响非常热烈。唯一的小插曲是剧里设计了一个破产的保温瓶厂,然而北京只有一个保温瓶厂,经营得很好,突然在一部剧里“被破产”了。“后来就平息了,艺术的虚构还是被允许的。”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导演是沈好放,沈好放曾在东京学拍电影,受过小津安二郎的影响,像小津安二郎对日本底层人的描绘,以及慢悠悠的节奏,他很有体会,也一定程度地应用到了这部剧里。

早在青年时代,刘恒就有意锻炼“瞻前顾后”的能力,写前面的时候想后面。《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剧本初稿一稿成,一字未改。“这是我的本事。据我所知,有的作家是这样的,写东西稿面很整洁。”

心血之作《少年天子》,爱与死是永恒主题

到了《少年天子》,刘恒身兼两职,他既是编剧又是这部剧的总导演。刘恒写剧本的一个特点是台词量很大,《少年天子》也是如此。

戏刚开拍,刘恒看回放,发现台词速度很慢,怀疑演员拿到剧本后没有工夫背台词,要说得慢才能顺下来,但这样一来,影响了戏剧节奏。加上台词量大,一个演员说七八句后,下个演员才接,观众看着会很难受。“后来我要求演员的台词速度加快一倍。演员后来都下功夫背了。”

那时候潘虹接这部戏有压力,毕竟在《康熙王朝》中,斯琴高娃已经将孝庄演得太好了,但潘虹另开了一条路,演绎了味道完全不同的孝庄。当时剧组条件差,只有晚上的固定时间才能洗澡。屋子冷,潘虹靠着暖气片背台词,天没亮就起来化妆,化几个小时,才到现场去。

《少年天子》剧照

《少年天子》中,福临死前,和静妃有一段对话,那段对话十分经典,令人印象深刻。“那段戏郝蕾的表演把我给惊着了,入魔一样。”

“你身上的种种好处只是睡着了,总有一天,它们会一一醒来,让你成为完全不同的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每一个善被恶遮蔽了的人,适用于一个事物好被坏盖过了的发展阶段。有一天,那些善意、那些美好会一一醒来。

《少年天子》剧照

“凌力逝世一年多了,前不久是她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北京出版社开了一个追思会,我也去了。《少年天子》这部剧是我们共同创作完成的,我是站在人家的肩膀上进行创作的,对她前期的艰苦创作始终怀有感恩之心。”

《少年天子》是刘恒的心血之作。

“这部剧其实是死亡主题。剧本身就涉及死亡,加上写的过程中我父亲病故了,那个感觉一下就加重了,角色不停地死亡,博果尔死了,乌云珠死了,福临也死了。”

《少年天子》剧照

死亡主题在凌力著作里就非常明显,只不过她的笔触相对柔和。“凌力对死亡的认识很好,一种温和的悲观主义。我可能稍微沉重一点,后来我回过头看我的小说,没有死亡的小说几乎没有。死亡主题可能是我下意识比较喜欢的主题,当然爱与死本就是永恒的主题。”

写《少年天子》的时候,刘恒跟演员住隔壁。夜里,写到某些段落,他哭得泣不成声,担心哭的声音影响到演员,会赶紧把嘴捂上。“那个状态是特别好的状态,是一个特别大的自我安慰。”

电视剧应具备世俗眼光,这是一种人道主义

上到福临,下到张大民,刘恒的同理心似乎可以触及每一个人。

《少年天子》可以说是集历史正剧、戏说剧、宫廷剧于一身的。

“那个时候对类型没什么印象,就是沿着惯性往下写,写到贪污的官员,监狱里的人,男女爱情纠葛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往里加。对生活的认识可以应用到任何题材。对电视剧作者来说,那种世俗的想象力非常重要。”

刘恒始终认为,从纯技术角度看,对于电视剧创作者第一位的能力要求很细微,就是还原口语的能力,是否能还原得跟真实生活一样。

《少年天子》剧照

“出于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需要,其实对生活,尤其是皇族的关键人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我认为所有人在喜怒哀乐和善恶上有相通的地方,大家都是善恶同体。”

与其说是同理心,倒不如说是刘恒考虑到电视剧的观众,做的这两部剧都比较接近世俗的眼光。

“早年的时候,我对精英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某种期待,时间久了,进行自我否定后,我觉得知识、智力和观点不能成为蔑视他人的基础。自知找到了真理,就蔑视没有找到真理的人,是有问题的。人有过世俗生活的权利,人也有庸俗的权利,只要不妨碍别人。这是我坚持的人道主义。”

批判永不过时,但现实主义需要新的批判方法

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将市井哲学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年再没有出过这样一部平民剧。然而看刘恒早年的小说,很难想象他会写这种调性的作品。严格来讲,这部小说,跟刘恒之前小说中激进的批判性相比,有所后撤。

“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觉得世俗的力量值得尊重。世俗的乐观主义对生活有意义。当普通人的能力天然地有限,自我拯救的方法也许就是自己的乐观主义,它未必不是一种精神财富。我在小说中肯定的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深度,但代表了我自己的一种人生哲学。”

在刘恒看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偏浪漫主义的作品。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剧照

“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有相当的浪漫主义在里面,那种乐观主义是被提纯的。生活中有很多污浊,乐观主义要打折扣。但电视剧将这种乐观主义极端化,这是我艺术上的权利。我有这个权利,它能强化我要宣扬的东西。”

这就牵扯到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现实主义应该是怎样的?这是当下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真正的现实主义,批判性应该更强一点。对于现实中污浊的东西,不要遮蔽得过多,要把污浊的东西适当端上台面,但那个现实主义会让人不舒服。就像在人际交往中,说真话反而伤人。”

在现实主义对国民性的批判这一脉,刘恒认为始终没有间断。“现在不是间断不间断的问题,是大家对国民性批判还有没有兴趣?有的人觉得不值得在这儿费心思了,因为批判了之后发现没用。”

“跟国民性自身强大的潜移默化、一代传一代相比,所有的批判都是无力的。一个民族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依靠人为的努力、号召和批判去迅速改变,我觉得是妄想,这跟人类的基因难以改变一样。各个民族的长短处不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安排。一个民族如果完全彻底弥补自身的弱点,这个民族就太强了,别人没法活。当然,在激烈的民族竞争中,善于自我反省的民族比较占便宜。文学是反省的工具之一。”

旧有的批判方法会过时,但对国民性的反省永远不会过时,或许现在要做的,是找到新的反省角度和有效的批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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