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余治平，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 ，董子学院、董仲舒国际研究院、董子讲坛首席专家
李宗桂教授早年即志于董学，学生时代就曾手抄过《春秋繁露》全书，已发表许多董学研究论文，在董学界形成广泛影响，历年来对本专栏的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很大支持。在他看来，董仲舒推动了儒学形态从先秦到汉初的创造性转化，因而是一位“创新性发展的思想大家”。“向前、向上、向善、向实”是董子儒学的精神方向。作为儒者的董子非常注重解决现实的社会治理问题，而不只是空谈道理、概念。大一统、更化、调均、教化、价值整合、民族融合问题都是在面向社会现实需要。董仲舒通过与政治家的合作而把理论变成了现实，解决了儒家的社会关切。这些观点读来宛如清泉润心，启发良多，非常受益。
林乐昌教授是当代关学研究的巨擘，精治横渠学的大家，在学术领军人物行列。他以理学视角比较董、张天人关系论，所述所论别开生面，颇能让人耳目一新。董仲舒与张载的天人之学都使用了“天－人”框架，都突出了天人合一观念，都使儒学形态发生了很大改变。但二人所倚重的经典，董仲舒是《春秋》，张载是《易》《礼》。董子天论主张“天之数”为十，其天具有复杂的结构。而张载所谓天则是宇宙之间的最高实在，是“至一”的主导力量。董、张的天道论都重视阴阳之气，但董子主张“天道之大者在阴阳”，而张载则主张天道是由太虚（天）本体与阴阳二气三方面构成的统一的宇宙生成力量。天道之大者在天，而不在阴阳。董子天人合一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的，强调以“感应”而合。但张载则回避自然“感应”论，强调道德工夫论，天与人必须经由主体的诚明工夫才有可能相合。这些都有助于厘清汉宋之间的学术脉络，其研判准确、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董仲舒在东汉的影响非常大，王充、班固都有一定程度的“董仲舒崇拜”情节。《论衡》一书竟然62次提到董仲舒。王充把儒士分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等，董仲舒则归为最高档次的“鸿儒”。杨朝明研究员指出，“孔子之文在仲舒”一句指孔子的治世理论到董仲舒这里成了政治管理的实践，这恰恰是孔子当年所孜孜以求的目标。董仲舒适应了西汉中期历史需求，与武帝这样的政治家合作，努力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通过制度建设、核心价值观构建，通过行政系统，而使孔孟荀思想变成现实。“文王－孔子－董子”的论说框架比“孔子－董子－朱子”更能说明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其论精当、充沛而有力，颇值得治董学者关注。
朱康有教授着力探讨董仲舒借“长于治人”的《春秋》架构起“为政”之理，以为董仲舒在解说、引申和发挥《春秋》公羊学的同时，为汉代几百年的天下奠定了一个稳固的精神基础，也为儒家实现了从学术到意识形态的转换，确立了其在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其从意识形态形成与管理的视角，肯定和褒奖董仲舒的贡献，对当下中国则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杨清虎博士则颇有创见，他提出董学中蕴含着天、君、儒三角关系哲学。天授权于君，君分权于儒，儒诠释于天；但天受制于儒的解释，儒受制于君的管制，君受制于天的安排。这种三角哲学吸纳了神学，天是至上的神性之天，君是赋予了神学的政治实体，儒则游离于信仰与理性之间，充当了这种权力制衡理论的设计者。观点新颖别致，但仍有诸多可商榷之处。说“儒的角色上有天的尚方宝剑在手，下有君的权力庇佑，无往而不利，是这种三角权力结构关系中实际受益最大的一方”，不是夸大其词，就是罔顾历史真实。“董仲舒把神学引入儒学，真正目的是构建整个汉王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为了打造一套新的神学政治理论模型”一句中，应该对“神学”概念做必要的清洗，然后再加以使用；把“神学”引入儒学，难道“神学”与儒学原本是两体不一的东西？其仅仅是为了“打造一套新的神学政治理论模型”吗？
崔锁江博士检讨了董仲舒五行关系论中“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相干”“五行相助”“五行相和”多重模式，而以为，相和相助模式是对相生相克通俗模式的颠覆、超越与辩证否定，更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需求。通过在恶与善、差异与平等、单向性与双向性、生化性与稳定性、斗争性与同一性、约束性与自由性等多重维度上比较两种模式，可以得到相和相助优越于相生相克的结论。有论有据，颇为得力，还能够联系当下人们的精神状况而开显出自由、和谐、人性解放等现代生活智慧，值得一读。
董学之中，天、元、一、道、神的概念蕴含比较复杂，有永远说不完的思想内容。具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苏暐峰博士从宗教神学切入，试图促成汉儒与西方经院哲学的对话。他指出，董仲舒借助天的权威建立了一套由天、元、神组合起来的神学系统，目的是制衡王权，因而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神的意向结合的政治神学。东方神学的幻想性投射则让外在自然之天得到了人格化的面纱，元则涉及董仲舒的时空和历史始源问题，助推董子神学接入天人共际层面。董仲舒建构神学体系，运用于现实政治，形成所谓政治神学。视角新颖，观点别致，论证充分，其话题值得我们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人活世上，没有理想，就是动物；而如果理想太甚而罔顾实际，则是疯子。禅让制是上古儒家所设计的一个永远都兑现不了的梦想，许多人为之粉身碎骨。曹婉丰博士后指出，《尚书》尧舜禹禅让的记录确立了儒家禅让的基本模式与大致流程，汉儒的改造则使禅让与五德终始说、符瑞灾异说、天人感应论以及谶纬神学等多种元素相结合而形成独特的面貌。王莽改制的惨败意味着禅让制根本就经不起现实力量的敲打。禅让不是简单的君臣易位，而是经历了政治军事权力的逐渐转移过程。这些都是不为空乏的理想主义所忽悠的真知灼见，读来令人拍手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