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潘向黎:作家是容易“失恋”的人

一身旗袍,素履而至,伴着《梅花三弄》的古琴曲,潘向黎身上的古典气息自然地弥散开来。9月22日,作家潘向黎与路明来到上海作家书店,与读者分享了他们进入文学的方式、写作的喜悦、写作的困境以及与文学有关的有趣故事。

9月22日,作家潘向黎(中)与路明来到上海作家书店。摄影 刘欣雨

作家可以被“培养”吗?

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一种说法:“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潘向黎表示,她初入大学时,也曾听过类似的说法。那时老师告诉他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教授、评论家一类的学者型人才。“老师告诉我们,一要好好读书,于是列了一堆书单,留了大量的阅读功课。二是不要蠢蠢欲动,不要轻易尝试写一些东西。”心怀疑惑的潘向黎又去询问同为中文系教授的父亲,也得到了相似的答案。至此,“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传统,成为潘向黎心中一个“确凿的悬案”。尽管失望于这一传统,但喷薄而出的写作欲是不可能被轻易压制的。于是她决定在暗地里偷偷创作。后来她渐渐发现,中文系课堂里“为那些培养学者做的准备”其实对于成为一名作家也是很有好处的。经历了多年的文学跋涉,潘向黎被许多创意写作专业的年轻人都追问过类似的问题,她给出的答案坦诚又直接:作家是可以培养的,但好的作家是天生的。作为从小到大的理工男,路明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他曾谨慎地将部分文字放到人人网上,受到不少陌生网友的鼓励,一鼓作气之下写出了第一本作品《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但写第二本书的时候,过程却不甚明朗。“所以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身边大多数人只要愿意,写第一本书是比较容易的,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第一手资料记录下来就行,但要写第二本书,可能就需要一些写作方面的技巧。这大概就是一个业余写作者与作家之间的区别。”路明说。

从第一个字开始就在出卖自己

写作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潘向黎看来,人与写作的关系大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视写作为生命”,只要活着就不停笔,其他身外之物都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典型如路遥、陈忠实,一旦动笔,就进入了一种高速燃烧的状态,甚至于忽略身体的任何警报;第二种是“以写作为生”,这样的人也许爱写作,也许没那么爱,但恰好有这方面的技能,又与工作匹配,便以写作维持生计;第三种则是“把写作当成终身爱好”,潘向黎表示自己就是那第三种人。“它(写作)就是我的一个‘亲人’,比朋友还要好。朋友虽然谈得来,但两三年不见面,电话联系也行,但亲人的话两三年不见面是不行的。”潘向黎说。在处理自身与作品的关系时,潘向黎坦言,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作品,作家都是无处躲藏的。读者会通过文字形成一种感觉,使很多东西不言自明,作家与读者逐渐在相互周旋中接近无限透明。“不要以为虚构的(作品)就好藏起来,我觉得没用,从第一个字开始,作家就在出卖自己了。为什么写这个故事?为什么从这个角度写起?为什么第一个奔入你脑海的词是这个不是那个?让不让这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是这两个人?”在潘向黎看来,文字中的一切无不充满了作家本人的选择。所有的价值观、审美观早在开篇就暴露无遗。只要读者选择阅读,这种窥探几乎是难免的。

作家是容易“失恋”的人

潘向黎的创作被认为具有游弋于“60作家”与“70作家”之间的多重介质,尤擅书写浮华都市生活中女性心灵富有质感的一面。她的长篇小说《穿心莲》就是一次完全而充分的展示。潘向黎提到“穿心莲”的文学隐喻,“莲子把心去掉之后还是完整的,但其实已经毫无希望了,不会再开出莲花、结出果实,我正是用它来比喻一种毫无希望的爱情。”“我觉得作家也是经常‘失恋’的人。”在潘向黎眼里,作家这个职业有“两大不好”,第一是过于敏感,时常因为对生活的不满而处于‘阵发性职业失恋’之中;第二,作家的思绪经常被瞬间激发,以致不能在与别人的交流中给出正常的反应。潘向黎谈到自己在为陈忠实写纪念文章时,憋了半肚子的眼泪,只为把该说的话说清楚,在有限时间的高压下,她接连引发了胃痛、呕吐、心绞痛,身体系统完全崩溃。“从这个角度上讲,写作真是一个很糟糕的职业,它会对你榨取得非常多。”“感情的水流达到一定程度,会冲开理智的阀门。但在‘冲开’的同时,一篇浑然天成的文章也就自然地流到纸面上。整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早就有的。”潘向黎说。最后,提到自己最喜欢和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作家,潘向黎坦言,前者范围广泛,唐代的李商隐、王维,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清代的曹雪芹,现代的汪曾祺都是如此。但要说起对她的写作影响最直接的作家,还要数《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作者张岱。张岱对潘向黎的影响不只在写作风格上,更多的是影响了她的写作观、人生观。“作为明朝遗老,国破家亡之后,他知道写作不可能改变命运了,便借此回忆过去的生活。那时我才恍然,原来文学的起源可以是这样的,不包含世间的考量,只是源于一个人在绝境里的无路可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写作者最纯粹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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