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举办的“宏观金融系列研讨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做了关于宏观杠杆率的主题报告。张晓晶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的趋势是先升后稳，一季度宏观杠杆率大幅攀升5.1个百分点，二季度仅上升0.7个百分点，上半年杠杆率共计上升了5.8个百分点，相比于2017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抑制。张晓晶解释，一季度杠杆率大幅攀升，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超预期。而二季度杠杆率增幅的大幅回落，将给后续增长带来压力，单季杠杆率增幅0.7个百分点态势恐较难持续。“从助力稳增长的角度，我们需要容忍杠杆率，特别是中央政府杠杆率的适度抬升，将重点放在体制、结构与效率上，把握好稳增长与稳杠杆的动态平衡。”他说。从各部门的杠杆率情况来看，结构方面，居民较正常，略高；政府不够正常，偏低；企业不正常，过高。张晓晶表示，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债务攀升，中国债务扩张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具体而言，我国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不到250%，远高于新兴经济体不到190%的平均杠杆率，接近于美国的水平。居民部门杠杆率仍在快速上升，从2018年末的63.2%增加到2019年二季度末的65.3%，半年累计上升2.1个百分点，每个季度1个百分点，2008-2018年这10年间共上升35.3个百分点，年均增幅3.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美国居民杠杆率从1970年末的43.4%上升至2007年末的97.9%，用了37年的时间上升了55个百分点，其中上升最快的一段时间是2000年到2007年，7年时间上升了28个百分点。居民杠杆率之中，占比最高的是住房按揭贷款。截至2018年末，居民贷款规模达到51.7万亿，其中中长期消费贷31.7万亿，占比61%，短期消费贷9.1万亿，占比18%。住房按揭贷款是中长期消费贷款中的最主要部分，2018年末达到25.8万亿元，占全部居民贷款的54%。今年以来，居民杠杆率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居民总贷款增速从2018年末的18.2%下降到二季度末的17.0%，其中短期消费贷款下降幅度最大，从2018年末的29.3%下降到二季度末的19.7%，经营性贷款从2018年末的12.3%下降到2季度末的12.2%，中长期消费贷款略有回升，从2018年末的17.3%上升至二季度末的18.0%，但相比一季度，增速有所趋缓。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先反弹后回落，企业杠杆率自2017年一季度达到161.4%的峰值后持续下降，到2018年底的153.6%已下降7.8个百分点。但今年一季度大幅反弹3.3个百分点，二季度则下降1.2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微升。从一季度末的37.7%升至38.5%，上升了0.8个百分点，上半年共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杠杆率的上涨主要源于地方政府杠杆率，从2018年末的20.4%上升至二季度末的22.0%，半年累计上升1.6个百分点，而中央政府杠杆率微降0.04个百分点。张晓晶表示，2018年，将国企与政府杠杆率合计形成公共部门杠杆率，达到140%，大大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居民+非国企，合计103.9%），这在国际上是罕见的。国际上，私人部门杠杆率远远高于政府（公共）部门杠杆率，新兴经济体平均相差80多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平均相差50多个百分点，所有经济体平均相差60多个百分点。谈到未来杠杆率趋势，张晓晶预测，以效率原则配置私人部门杠杆率，以风险原则约束公共部门杠杆率。居民稳杠杆，国企去杠杆，中央政府加杠杆，地方政府去隐性杠杆，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略下降。张晓晶总结，金融部门的基本功能是配置风险，但现在这个功能未能得到很好发挥，或者说出现了功能障碍，原因在于政府干预导致风险定价扭曲，使得金融体系风险配置的能力大打折扣。针对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的结构和问题，张晓晶认为，中国经济赶超的典型特征是（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和隐性担保，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发展风险。特别是，政府将资源、发展机会与发展收益更多地配置给了国有经济，但与此同时，却未能将相应的风险配置出去，导致国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收益不匹配，形成软预算约束和强烈的扩张冲动。他表示，化解债务风险集聚，需要将资源配置与风险配置匹配起来，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杠杆是一种资源，获得了这种资源，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解决风险收益不匹配的根本，在于取消隐性担保、刚性兑付以及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只有取消了这些制度性扭曲，才使得风险定价回归常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财具备了基础、风险的市场化分担才有可能。不能因为政府干预因素，导致风险定价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