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成都的路上，我们听说当地会戏称怕老婆的男人“耙耳朵”，虽是句调侃，倒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都在性别意识上的包容。

三年前作为中国首个官方立项支持的女性影展，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以下简称山一）落地成都。8天的活动，上百位志愿者以及不到50部中外影片展映，决定了这个影展的体量属于小而美的范畴。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由300+剧本中挑选进入创投会的10个项目，作品的多元性与成熟度令不少评审与市场嘉宾印象深刻；包括全球狂潮、华语力量、非凡女性、致敬经典等7个展映单元的影片在太古里展映，开幕片《春潮》出票后几秒售空；年轻观众涌入方所书店听耐安、麦子、竹原青分享女性电影人创作，影展的帆布包、徽章等周边衍生品一时间竟炙手可热。

​很难想象一个影展能够在行业之外还肩负着深远的社会意义。女性议题无疑是宏大而复杂的，但从电影范畴内，今年山一大使姚晨在寄语中道出了不少人对于女性与电影关系的误解：

“当下的社会，提到一个人是女性主义者，仿佛就自带了某种抗争和对立情绪；当一部电影被定义为女性电影，仿佛也就先天注入了‘小众、冷门’的基因，注定不被市场接纳。尽管银幕上总会不断有耀眼的女性闪烁其间，但在更大的版图上，‘她’依然会被忽视、被曲解，被符号化。”

而关注女性文化的山一，没有选择偏安一隅甘居小众，或者带有性别二元对立思维的苦大仇深。如果一定要总结气质，包容度、高品质与专业性，让山一在中国西南孕养出自己的一山一世界。

去性别化的影展创投：“我想拍部好电影，只不过主角是女性”

参加过很多次创投的导演叶舟头一次感到，作为男性的自己在路演选手中成为少数——10个项目中有6个由女导演做提案，有9个项目主创团队包含女性。

同样有些忐忑的还有刘兵。上台前他与制片人鲁小伟相互打气，“我们既不是女性也不年轻，好像没什么优势啊，”他笑起来。影展这几天作为观众，刘兵看了侯麦的《绿光》，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与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是无意选择的，但后来发现这几部都是男导演拍的”。

自己最想看的电影进入到了女性影展的范畴，让第一次尝试写作女性视角的刘兵找到了些许信心。已经改到第7稿的剧本是一个围绕女孩讲述的犯罪喜剧，“其实我是想拍一部好电影，只不过主人公是女性，”他坦言。“当然我们需要具备基本的性别（平等）意识，至少创作中避免自己的男权视点吧。”

男导演们也许有些多虑。在听完第一天的提案陈述后，阿里影业“薪火计划”负责人李静平约了4位创作者洽谈。性别显然不是考量的第一要素，她更关心创作概念的成熟度，创作经验以及作品题材的新颖性。

创投终审评委、制片人沈暘则惊讶于男导演对于女性情感的感知与理解程度，他们中有的来自男性更多占据话语权主导的东北，作品中却没有流露出任何偏见，“这是中国电影的一种进步，也是文明的进步”。

女性视角，并非山一创投征片的绝对要求。高源导演的《纪录片导演》就是以男性视角来观察和回顾奶奶不平凡的一生；申迪讲述义务小商贩与也门女商人跨国婚姻的荒诞喜剧《好生意》，在创投会上引起了很多资方关注，差点让阿里影业与京东的代表为谁作为电商品牌植入其中而引战，同样没有选择女性作为第一视角。

​申迪的理由分外简单而且非常的制片人思维，“中国观众为什么要去看一个阿拉伯女人的故事？这样一来，故事的商业性就不强了，我还是想亲近大众（笑）。”

她对于跨文化交流以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种种错位感洞察细腻，第一次从上海去义乌时，申迪就被火车站广场前苏丹商人号召大家献血的广告牌震撼，中欧合作男性泌尿系统医院、跨国婚姻妇女俱乐部、阿拉伯人高唱《大中国》的画面，违和又喜感地出现在这座国际小商品之都。

这是个好故事，而且似乎不那么“女性化”——没有围绕女性电影常见的家长里短和爱恨情仇展开叙事，在部分人的刻板印象中，这就是女导演和女编剧的全部格局。

对此申迪倒没有想这么多，打破冰冻三尺的性别成见需要更多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她只希望大家在看待这个项目时不会贴上很重的女性主义标签。正如来到山一，一开始她也会顾虑带有“女性”前缀是否意味着某种局限，“但到了之后发现，影展还是非常开放的状态”。

除了关注女性议题和女性文化，山一的创投会与其他创投会并无明显差异，征集的328个项目中，很多入围过北影节创投、吴天明青年导演专项基金或者青葱计划，也有人选择把自己的创投第一次留给山一。尽管今年才是第三届，助推新人导演作品面向市场的步履却走得很快，前两届山一创投的入围项目《莫尔道嘎》和《伊比利亚的派对》已经进入到拍摄与制作后期。

并不强调性别区隔甚至去性别化，恰是山一创始人杨婧希望达到的状态。出色的电影节展从不强调二元对立，而是海纳百川。有人认为女性的细腻与丰富的表达能力让男性望尘莫及，也有人坚称“最了解女人的都是男人”，多种声音在创投会、沙龙与电影展映此起彼伏，一千个人心目中大概有一千种女性主义。

“这可能是我参加过的影展里，住过最好的酒店”

山一进入第三个年头，杨婧的感受是“刚开始有了像成年人一样思考的能力”。此前中国也曾有过民间女性影展，但规模与组织都尚未形成足够的影响力，做首个电影局正式批复的官办电影节更是趟着石头过河。

目前国内除了北影节、上影节、金鸡百花电影节和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与山一性质类似的是平遥国际影展，均属于民营企业与政府以股份形式来合资做项目。比起贾樟柯的知名度，杨婧也许算是“无名之辈”，从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又有过广电总局工作经历的她，很敏锐地意识到要在中国做女性影展需要更多官方支持。

​但这样的念头令周围一些朋友们感到诧异，觉得独立影展应该非常酷、非常地下。“那一刻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是性别，而是想法，”杨婧觉得。“自己吃苦可以，但大家跟着你一起苦，我觉得不OK。”

拿到电影局批复，杨婧与策展人李沫筱去国外考察和学习了很多电影节，研究其商业模式。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引导资金、商务赞助与影展自身营收比例在4:4:3，对山一而言，成都市政府给到了相应的支持，而招商方面得益于影展品牌与杨婧团队有过4A公司的经验，吸引了华为、宝马等大品牌的赞助，让运营仅3年的影展能够基本达到收支平衡，同时让参展嘉宾能够收获不错的体验。

“这可能是我参加过的影展里，住过最好的酒店，”有市场嘉宾向我们感叹。

入住和参会在成都最好的博舍，转场去闭幕式由宝马车接送，这样的规格让一些人猜测主办方的财大气粗，但只有杨婧知道这完全取决于愿意拿总成本中的多少投入到影展配套设施上，而摩羯座A型血的她不想让一个女性影展与穷苦、怠慢或者马虎挂钩，或者做得不够好就拿情怀与理想来说事儿：官方通稿不能有任何错误，闭幕式现场一定备好雨棚和雨衣，活动的线下安保与线上直播都需确认到细节。

​山一对才华的褒奖从不吝惜，今年创投大奖给到了张紫薇的《北鲵额吉》，这位1994年出生的导演带着家乡新疆的蒙古族女性故事而来；专门用于奖励本土电影人和本地拍摄的四川电影大奖今年意外空缺，则是宁缺毋滥的严格标准使然。

杨婧并不是不在乎钱。相反她与合伙人李沫筱的搭配仿佛是制片人与导演，负责策展的李沫筱把控内容与品质，而杨婧每年大半年要为筹集影展资金而奔波。影展自身收益的30%毫无疑问是艰难的，今年关于世界首位女导演的《爱丽丝·盖伊-布拉切不为人知的故事》在山一首映，300人场次坐满也cover不住版权费与DCP素材运输，还要与影院分成，每放映一场就亏好几万。

她会计算闭幕式场地搭建用了十几万，也会唠叨影展主视觉潘通802C光调颜色就花了3万，工作人员有时挤兑她，说从杨老师嘴里从来听不到什么情怀。杨婧并不介意，情怀理想与商业变现她拎得很清，带领一群人站着奔赴小康可比苦大仇深说教更有意义。

影展品牌与调性的确立，正让山一在商业运作上尝到甜头。今年衍生品周边卖的非常不错，有不少品牌找过来希望推出联名款。另一方面在政府支持下，山一与华侨城等合作计划在成都落地电影宫，用于打造艺术电影放映、影展活动空间、青年导演创作工坊等系列活动，培养长线的文化品牌。

女性影展内外：需要更多人发出声音

今年山一首次将闭幕式迁往距离成都市40公里开外的安仁古镇举办，虽然拥有上千年历史，安仁的商业化开发在众多古镇中属于较晚的，当地人对于一个影展的从天而降分外好奇，不少店铺被摆上了“影展制定商家”的标识，我们在杨醪糟吃饭，老板娘兴致勃勃地表示她晚上要出门围观。

​他们对影展一无所知，更不要提女性电影和女电影人。对于山一在北上广之外的城市落地，沈暘是感到期待的。“我一直觉得中国电影尤其1949年以后都是北方文化占主导，南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传统，也许可以催生出不一样的电影美学。山一女性影展在成都举办，我觉得很有意义，电影节需要错位竞争，不同空间孕育的电影节气质也不一样，成都的城市文化特别适合让大家放松下来去关注和谈论电影本身。”

专业和低调是不少参加过山一的人的切身体会，但它并不是一小撮人的圈地自嗨。影展之外，山一在中国传媒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分别设立了女性电影研究中心，明年起山一学院将推出免费的大师公开课；山一公益则携手演员田沅，致力于为四川大凉山的儿童带来更多艺术教育与性别教育。

而此时谈论山一中“女性”前缀的意义，并不是要把女性议题甚至女性电影人单拎出来，成为继女博士、女司机之后的又一群“特殊动物”，被特殊对待或者过分保护。某种意义上来看，女性影展的存在，是电影行业甚至整个社会一定会经历的发展阶段，它会提醒我们去关注女性或以女性视角发出的声音。

​和当代社会任何一个行业一样，电影从业者因为性别遭遇的不公并不鲜见，演员郝蕾今年携新作《春潮》归来，她毫不讳言曾在工作中和男演员提出不同的拍摄方案，“导演明明觉得我说的是对的，但还是采用了这位男士的意见”。从美国归来的新人导演苏日娜则告诉我们，她在纽约寻求电影相关工作时，同样会遇到别人听说是女生就一口拒绝的情况。

比起歧视，更需要被注意的是忽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去年签署了竞赛导演性别比达到50：50的“性别平等承诺书”，但当年女性导演的电影入围率只有不到5%。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大咖啡馆放映《工厂大门》之后的一年，爱丽丝·盖伊就开始了电影拍摄尝试，而电影史遗忘了这位女性导演的名字。

将关于她的纪录片引入山一放映的李沫筱感叹：“去年就在戛纳世界首映过，但直到现在，中国这么多电影节展还没有放映过这部影片，可以想见大家对于女性电影人的重视程度。”

庆幸的是，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以及各方力量的推动，电影行业也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更多男性电影人不再抱着刻板印象去解读和诠释女性角色，更多女性从业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优势与特长，电影中带有女性力量的角色与具备先锋意义的女性表达，正在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一股春潮。

喧嚣与争议过后，杨婧相信山一最终会回归电影，回归女性文化。“中国整个的社会经济包括成都这块地域，是有着非常肥沃的文化土壤的。我有信心山一成为全亚洲最好的女性电影节，对产业有影响，同时独立与自信，就像山一这个名字一样。”

闭幕式结束，露天广场上开始放映阿涅斯·瓦尔达最后的杰作《听瓦尔达说》。这位90岁的女导演面对镜头娓娓道来她终身从事电影行业的三个关键词：灵感 （inspiration）， 创作（création）与 分享（partage）。

有那么一刻，头顶与脑海同时烟花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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