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指标体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研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国际性、有用性的对中国城市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研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国际性、有用性的对中国城市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也是对中国城市健康状况的一份综合“体检报告”,每个城市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城市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指标是亚健康的、哪些指标是不健康的。每个城市都可以据此或保持健康状态、或加强锻炼预防城市病、或加快治理城市病。既然是“体检报告”,就有必要年年“体检”,不断增加新指标,反映新情况,查找新问题。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中国城镇化的路程还很长远。同时,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历史潮流汇合了。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高质量发展了,整个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

我们要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均衡。我们每天都在说的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一是经济发展,主要是GDP的增长;二是人的发展或社会发展,主要是增进人的幸福和社会进步;三是可持续发展,主要是自然再生或生态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不是仅就经济发展而言的。如果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很大、质量也很好,但生态环境很糟糕,雾霾频频光临,就不是高质量发展。同样,如果经济指标很好看,但连城市居民的居住问题都解决不好,多数人特别是常住外来人口买不起甚至租不起功能比较完备的住房,人的发展也就谈不上了。这样的城市是畸形的,不是高质量的。

我们要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主要靠产品产量的规模扩张,靠要素的高强度投入,靠货币的大规模投放,靠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靠房地产、出口和投资的拉动,消耗了大量无法再生的耕地、能源、矿产资源。

推动质量变革,就是要从主要依靠扩大产品产量实现发展,转向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发展。如果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两个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就会形成高质量的生产体系。推动效率变革,就是要从主要依靠扩大要素投入规模实现发展,转向主要依靠提高要素效率实现发展,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能源效率、环境效率以及大数据的效率等。推动动力变革,就是要从主要依靠旧动力,转向主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向科技创新要动力,更多依靠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的带动,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拉动。

推动三大变革的主战场在城市。如果有一套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各个城市就会在三大变革中你追我赶,而不是在招商引资和GDP中你追我赶了。

我们要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城市的基础在产业,城市的繁荣在产业兴旺。一个城市不可能什么都搞,成就“十全武功”,但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必须协同共进,不能单兵突进。科技创新必须同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IT产业的发展相协同,不能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两张皮。创新不能仅看研发投入,还要看科研成果是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现代金融必须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不能孤立发展、自我循环、自娱自乐,所以不能仅以金融占GDP的比重来评价是否是金融中心。教育发展必须跟上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的发展潮流,不能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房地产发展要以满足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为基础,要与其他功能及其人口集聚的速度规模相适应,过快则带来空置,过慢则造成供给不足。

我们要建立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本途径是形成向高质量自动转轨的制度环境。世界银行《2019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排名跃居全球190个经济的第46位,比去年提高32位,这主要反映的是北京和上海的改革进展。国内也有一些机构对各城市的营商环境做了评价,城市之间的营商环境很不平衡,现在的地区增长分化,除了海拔、温差、湿度等自然差异外,很大程度上是体制之差、改革之差。城市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主动改,自主改,改革越快、越深入,营商环境越好,才能越早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有必要制定一套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引导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中比学赶帮、争先创优。《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一功能,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一,进一步增强时代性。指标要体现当代发展潮流。要体现当代中国发展大趋势,反映高质量、高效率、协同性、新动力;体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反映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智慧城市等的进步;体现改革开放,反映政府职能的转变、审批的减少、营商环境的改善;体现软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垃圾分类制度可能比硬件上建设多少垃圾处理设施更重要。

第二,进一步增强科学性。目前国内对地区和城市的综合评价指标已经有不少了,但也有不少争议,主要是科学性有欠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好就好在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即三个发展来评价城市发展,体现了空间均衡。如果再增加反映高质量的指标,增加体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指标,就会进一步提高科学性,成为中国第一个全面反映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并会变成各地区高质量发展都要参照的指标体系。同时,科学性要求指标涵义要清晰,可计量、可评估、可比较。

第三,进一步增强国际性。就是总体上要符合国际规则,也就是可以用这套指标同时评价世界上的其他城市,可以进行国际比较。例如,城市的定义就要国际可比。中国至少有三个由大到小的城市概念,一是行政区,即城市的行政区面积;二是城区,即设区的行政区,现在京津沪所有县都改成了区,行政区和城区范围一样了,但在多数设区的城市,城区是小于行政区的。三是中心城区,北京的中心城区是城六区。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城市的比较和评价应该使用第三个概念进行,否则,国内不可比,国际上也不可比。

第四,进一步增强有用性。指标既是对发展结果的评估,也是推动工作的准绳,能对指导城市工作有现实意义。为了增强有用性,《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可明确为检验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正在谋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各城市对此的需求十分急迫。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并同步向各城市推荐。进一步挖掘指标价值,既要有数据比较,也要进行数据分析,可以给需要的城市开出高质量发展的“体检报告”。同时,可以向上和向下延伸评价,向上覆盖城市群、都市圈,形成对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评价;向下可以覆盖到县级市,中国城市数量的大头在中小城市。(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

来源:中国网

打开APP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