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清代的文字狱之下，人人自危。那么如此紧张压力下的出版与编辑工作又是如何“自我审查”免惹官司呢？我们将从清朝文字狱时期的书稿编排、印刷、发行、铲板等等一系列过程来探讨出版者自我禁抑的现象。

- The self-report of the publish -

“求生意识”一：出版商及刻工的自我检点

文字狱下，出版商是承受不少压力的一群。首先，回避哪些书不出版就是一大考量。如果细考清代出版史，可以发现有些书中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再制造”（reproduce），如文天祥的集子，从雍正到道光，有一百二十多年没有刊本。

出版商在出版他们认为或有可能出问题的书时，也是尽量以各种方式乱人耳目。譬如：刻书时不注明刻书年代与刻书者，刻工也不留下名字，或是作者不署真名，而署一些奇怪的别称、别号。

还有一些书坊主人在刊刻小说时标榜“京本”，以示这是来自京师。有的则标明“本衙藏板”，让人误以为是在某官府刻的本子。有的是借以提高身份，但有些可能是为了躲避麻烦。

编者与作者一样要在紧张压力下暗暗检点自己，从取舍内容到安排先后，到记叙的丰俭，都可以看出复杂的心理活动。

- Literature has been left -

“求生意识”二：文学大家被殿后或遗漏

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将顾炎武、黄宗羲置于书末“补编”中，这个安排与二人早年的抗清背景甚有关系。在一本讲清朝学术发展的书上，顾、黄在清初学术的地位及与清学发展的关系是不能被遗漏，编书的人既要收入他们，又要表示自己已留意到他们不仕于清的背景，所以将他们置于卷末。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岭南地区极为活跃的文人，当时有“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而大均就是不折不扣的首领。论诗文的成就，梁佩兰不能与屈大均、陈恭尹相比。可屈、梁二人一抗清、一仕清的行动，让王隼编《岭南三大家诗选》时，以梁佩兰居首而屈大均于末。

嘉庆年间，屈大均早已因雍正、乾隆朝的文字案的牵连，成为众矢之的。顺德罗学鹏辑《广文献》，列了王邦畿、程可则、梁佩兰、陈恭尹、方殿元及方氏的两个儿子方朝、方还为清初岭南七子，并故意漏掉了屈大均。这一个遗漏是很有用心的，王隼编书的时间在清初，当时屈大均因参与抗清，故被殿后。

- Change with political climate -

“求生意识”三：随政治气候变动剜改内容

因为发现政治气候的日趋紧张而在印刷前挖板、铲板的情形非常之多，以致常有铲挖之后面目全非、文义不通的例子。

《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中，曾举江苏太仓王时翔的《小山诗初稿》这一部书为例。该书应该是随编随刻，所以整个出版完成的过程拖了许多年，前面的已发行，而后面的还在陆续刊刻。

这部书开雕时，《大义觉迷录》已颁行天下士子诵读，作者有一首《宣读大义觉迷》诗，可是当它尚未全部刻完时，乾隆即位并且下令查禁《觉迷录》，所以原是要吹捧雍正的诗，现在变成禁忌了，乃急忙删去正文，可是目录早已刻成，不能剜改，因此形成有目无文的现象。

在曾静案中，吕留良被开棺戮尸，这使得全天下人的文字中凡有“吕留良”三字者都特别感到紧张，陆陇其的后人就属其一。吕留良是清初江浙一带，在王学盛行的空气中转而提倡朱子学的一位重要领袖，坚定护持宣扬程朱学说。

吕留良是陆陇其思想发展最关键的一个人，可是这一层关系，在读《陆平湖文集》或其后人所编的《陆陇其年谱》时却看不出来。吕留良被曾静案所牵连，陆氏后人赶快重改年谱。文集中或语焉不详，或以空格代替吕留良的名字，非真熟悉陆氏思想交涉之实况的人不能知其所以。

- Burn and secret to collect -

“求生意识”四：既刊书的焚弃、秘不示人

明季以来流行一书多序，而且常常连篇累牍，这种标榜之习常把一个人的交友圈一清二楚地呈现出来。在晚明这种标榜之习没有什么危险性，可是在清代政治压力下，它却变成瓜蔓抄的依据。

雍正帝曾以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中一些细小的问题作为借口诛杀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虽是一部毫无可观的少作，但却请了朱彝尊、韓菼等七八个人作序。然而根据观察，没有一篇序在作序者自身的文集中留存，只有朱彝尊的《曝书亭集》卷二十，还保留了与汪氏西湖唱和的五首诗。

书本既刊之后，发现空气不对而紧急将书收回、修改或秘不示人的例子也颇有所见。有些书当版片刻好之后，出于经济或其他因素，等了相当久才印刷，就在等待的期间，却改朝换代了。

乾隆四十二年（1777），也正是文字狱空气大为紧张的时候，太仓陆时化突然想起他的《吴越所见书画录》中有诋斥满洲的句子，赶紧将所存的板块焚毁，并尽量将所发的书追回焚弃。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时“下有对策”反而是帮助政府扩大其禁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