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一统

在欧亚大陆的临海两端，分别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和多国林立的欧洲诸民族。但是从地理环境来看，欧洲大陆更为平坦，几大平原连在一起，没有太多分割地形的大河和高山，只有几个半岛地理位置较为不便；而中华大陆被长江黄河与众多的崇山峻岭所切割，可供农业生产的完整的土地支离破碎。但是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和民族；欧洲诸国分裂至今，少数的统一帝国也都是昙花一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气候。

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季风性气候，欧洲大部分地区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或地中海气候。季风性气候的特点是降水量不稳定，要么多、要么少，就很容易形成洪涝灾害或旱灾。所以黄河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首要问题，我们最古早的传说也是“大禹治水”这样的故事。

人类古文明都是起源于大河流域，但我们看一看尼罗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要么终年水流稳定，要么有固定的、有迹可循的泛滥期——比如尼罗河，在其上游雨季的时候，尼罗河下游会形成洪水，但是这个洪水来的时期固定，还会带来上游肥沃的土壤，因此古埃及神话中会有歌颂洪水的故事。而古希腊文明先天不足——土地贫乏、狭小，不足以养活众多人口，所以他们会在地中海沿岸开辟众多殖民地。之后的罗马帝国也继承了希腊海外殖民的传统，所以说航海、殖民的血液是写在欧洲人骨子里的。这个问题我就不多分析了，今天的目光聚焦于中华民族。

要应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个体的力量是不足的，这个时候就要诉诸于“宏观叙事”了。《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651年，此时周王室已经衰微，不能再统领诸侯。但齐国领主代替了周王室，召集了诸方诸侯盟誓：互相承诺不修建阻碍邻国的水利，承诺不在灾荒时阻碍跨国粮食买卖。史书中称为“葵丘之盟”。

不过《孟子》中也提到过，“葵丘之盟”的实践并不理想，毕竟各诸侯国各行其是缺乏统一的号令。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孟子提出的方案是“定于一”——大一统，只有统一，才有安定。

所以说，大一统是埋在中国人血液里的。秦始皇一统天下，并且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等举措，也是完全符合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自秦大一统以来，中华大地上或因各种各样的矛盾而分裂，但是统一的向心力从未停止，也成为了我们如今民族性的基石。

（二）苍生与鬼神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中华大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我们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里就包含了一种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精神。看看我们的神话和传说故事：盘古开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每一个都是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相比于西方神话人匍匐于神的怒火、畏缩于自然灾害面前，中国神话传说故事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了，这也体现着我们与众不同的民族精神。

网上有一个梗：华夏男儿和亚拉伯罕废物。虽然大家都有些开玩笑的部分在其中，但是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自古以来我们就是重实践、重结果、重人本，这是一个在恶劣自然环境中顽强成长起来的民族特有的精气神。

最近瑞典环保少女Greta Thunberg比较厚，我也手贱做了个缺德图：

左边两位华夏男儿是石家庄井陉县的两位残疾人，一位双目失明，一位失去了双手。13年间他们就这样相互协作，栽下上万棵树，将曾经的荒滩化为密林。

石家庄井陉县还有一位著名的“种树老兵”马三小：他不幸失去了双腿，回到家乡后承包了村里的黄山，用自己高速公路边捡破烂的钱购买树苗，十几年间种下了一万七千棵树木，让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青山。

他们的事例感动了许多人、影响了许多人。2016年夏天的洪灾，让马三小栽下的3500余棵树木受损，经媒体报道，四天之内先后有一千余名石家庄热心群众前往井陉县秀林镇马峪村帮助老兵植树，让荒山重新焕发起生机。

“民族精神”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埋藏在万万千千普通人骨子里，它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优秀特质的集合。“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中华文明有一个与西方诸文明区分的显著特征：我们没有宗教文化。有影响力的佛教是印度传入的，也很快经历了“三武灭佛”这样的打击，最终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相融合，剥离了其宗教性，变成了单纯的信仰和士大夫修身养性的参考。本土的道教也是非常“特立独行”的——爱信信不信滚，不要打扰我飞升。

但是我们有特殊的、类宗教性的文化元素——祖先崇拜。我们去现在真正的古镇看（不是变成了旅游步行街的古镇），镇上最重要、最宏伟、最豪华的建筑一定是宗祠——供奉祖宗的地方；而家族最重要的活动也是祭祀祖先——大一点的家族有专门的祭祀仪式，普通农民就是扫墓、上坟。想想道理也很简单：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修堤坝，兴水利，种树木，屯田地……你神仙干了点啥？

当然，没有宗教不代表我们古人是无神论者，这差的有点远。李商隐有诗云“不问苍生问鬼神”，隐含的意思是“苍生”大于“鬼神”，一切以老百姓真实需求为先。而西方主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这三教根出同源，统称为“亚伯拉罕一神教”，当然这个名词仅供我们使用方便，学术上还是有争议的）中，神是高高在上、仲裁一切的，人是需要向神赎罪的存在。

而我们民族对于“鬼神”的态度则显得非常有趣。我们古人确实也“拜”鬼神，但是其重要性是服从于祖先崇拜之后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神明”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你可以与他做交易的。比如久旱未雨，一些地区的习俗是会给龙王上贡；但我给你上贡就是给你面子，如果还不下雨那就是不识趣了，乡民们就会把龙王的塑像从庙里搬出来，用皮鞭抽打一顿。这就是“打龙王”的习俗，有些地方也有“打城隍”“打土地”的做法。

《三侠五义》里有个小故事，讲包公为一个盆子伸冤断案，由此还有衍生的戏曲《乌盆记》。戏中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一个老头张别古拿到一个盆子，但是这个盆子有冤魂于其中，所以一直会哭泣。于是张别古就去拜菩萨，说求求菩萨帮我解决这档子邪事，事成之后我给你多少多少贡品。然后他一离开这个庙，盆果然就不哭了；结果这老头就后悔了，他觉得这个盆子也不是很值钱，为这要拿出好多贡品太亏了。于是他又回到庙里，跟菩萨说对不起啊菩萨，答应给你的贡品我办不到了，你也就别忙活了收了神通吧。结果一出门这个脸盆又哭了起来。

从这些很有趣的民间故事中就能以小见大，看出很多问题来。宗教不单单是信仰这样简单，它更是社会主要组成形式。我国土地支离破碎，所以宗族层面的组织农业生产、开垦荒地、修建农田水利、维护基层秩序就成为了社会的基石，因此我们没有宗教，而儒家思想的“尊尊亲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完美符合了这一基层组织形式的要求，儒家思想也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

所以这就是唯物史观：并不是儒家思想规范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就是需要这样一种思想，而它恰好叫“儒”而已。

（三）文化向心力

中华文化熠熠生辉，并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向心力。四大文明古国的其余三个，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已经湮灭。唯有中华文明历经磨难，绵延至今。这不是我们自吹自擂，这是学界公认的结论，不信的去看看历史学最通识入门的基础书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第7章 中国文明）。

当前对于历史上“中国”国家概念的研究，一大主流方向用的是“想象共同体”这一理论。“想象共同体”这个理论最早是西方学者研究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它可以解答我国历史上关于国家观点的许多问题。意思是国家这概念，是古代精英阶层——尤其是有文化影响力的群体共同想象构建出来的。

例如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治国”指的是诸侯国，肯定不能用来等同我们现在的国家概念；而“天下”，从地理意义和政权意义上讲就是现在的中国。但是古人彼时并不会意识到什么“中国”什么“国家”，而他们话语中的“天下”，就是一种想象共同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郝若贝这样来解释中国国家概念的塑造：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是由文人士大夫阶层——具体可分为国家精英、职业精英、地方士绅共同赋予了意义。同样是用“想象共同体”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国家”。

用“想象共同体”的理论可以解答许多民族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如金宋对峙时期，金主完颜亮南侵之时，曾写下“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诗句。这首诗非常耐人寻味，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少数民族皇帝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汉语水平，这首诗在帝王诗中绝对算得上乘。“万里车书尽混同”说的就是少数民族汉化，女真族与汉族已经别无两样——他们丝毫不掩饰对异族文化的崇敬与认可——这在欧洲的众民族对立中是几不可见的。同时第二句更有趣，“江南岂有别疆封”就意味着女真皇帝认为他是“中国”的正统，是理应由北方统一南方的。毫无疑问，不管南朝军民是如何憎恨入侵的异族，这位少数民族领袖已经被纳入了“想象共同体”中，成为了古代朴素国家观念的践行者。

对游牧民族的“归化”，就是中华文化生命力、向心力的完美体现。在历史上，无论中原王朝怎样被“异族”所颠覆，我们的“软实力”都能很快地同化“入侵者”，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拥抱先进文明，最后“衣冠士族，尽在中原”。曾几何时，农耕地区所面临的大敌：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等民族，都在民族融合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历史的长跑中，骑马与砍杀或许会赢得一时的胜利；但是那些看不见的文字，那郎朗的读书声和印满方块字的纸张，决定了最终的赢家。

（四）新中国

历史的车轮走到了1949，这是我为什么要在今天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

我在这篇文章里详细分析过，爱国情怀这样的“大共同体意识”不是天生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一个基本的关于“国家”的概念、承认国家的存在，一个必要条件——注意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普遍的义务教育。

马前卒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他的母亲是一位乡村教师，马先生的母亲在教书育人中，经常用一个问题来测试小孩子的家庭教育水平如何。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问小孩子：你是哪国人？然而就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天经地义的问题，但在落后的农村中，这个问题能难住很多学龄前的孩子。

正如上一节所说，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是由文人士大夫阶层——具体可分为国家精英、职业精英、地方士绅共同赋予了意义。但是少了一个：最普通也最普遍的劳动人民。

曾经的“祖国”，并不是属于所有人的。曾经的国家属于皇室贵族、属于文人士大夫、属于地主乡绅；到后来又属于外国老爷、官僚资本。唯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属于”全体人民——国家危亡之际。唯有这时候底层人民才可能建立起“想象共同体”的意识，但是促使他们建立这种意识的不是来自国家的文明之光，而是异族的屠刀——不反抗，便是刀下亡魂或是猪狗一般的奴隶。也是基于此大思想家顾炎武才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概念。

只有等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农村合作社运动、城市文明建设、没收官僚资本、收回租界和帝国主义一切特权、农村农田水利建设、普及识字消灭文盲、取缔烟馆妓院赌场、消灭天花霍乱血吸虫病，再到后来的三线建设、乡村教师、赤脚医生等等等等一系列举措，现代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进中华大地最基层的角落。

自此“国家”的概念，不再是精英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才属于了所有的人，属于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底层人民。

新中国建立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重塑民族性的过程。

近代中国是被列强凌辱的中国，不平等条约、殖民地、治外法权、租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首都被外族屠城等等，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摧毁的。

曾经，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黄祸，是傅满洲，是不配与高贵的民族平起平坐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时，毛泽东主席特别电令解放军部队要穿过东交民巷。因为东交民巷在旧社会是属于外国老爷们的“特权区域”，外国人派兵驻守，中国军警无权进入，中国人更不能入住。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要证明：旧时代结束了，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光明正大从我们自己领土上走过。用毛主席的话讲：“东交民巷是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是到了根治的时候了。”

毛主席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毛主席又说：“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抗美援朝到香港回归，从三线建设到一带一路，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红旗渠到三峡大坝，从成昆铁路到青藏铁路，从治理淮河到南水北调，从屠呦呦到袁隆平……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着我们“行”。

这就是十月一日的意义。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