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云南档案|昆明起义:加速西南解放进展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顺应民心,在昆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顺应民心,在昆明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在《卢汉关于宣布云南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给毛泽东、朱德的电报》中表示:“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夙已归心,仁者终于无敌……人民革命洪流,实已布满地下,解放全滇,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决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遏阻。”

卢汉宣布:“爰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并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宣布之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及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对川黔滇康宣布之四项办法,暂组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如有反动势力,为害乡邦,汉当率三迤健儿,负弩前驱,迎头痛击,完成人民解放大业。谨此宣言,诸维公鉴。”

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指出“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全体文武官员、全省民众印发的《云南全省解放通电》,宣布“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电末的“亥佳”,是当时电报用地支代替月份,用韵目代替日期的纪日方法,地支“亥”代表的是12月,韵目“佳”代表的是9日。

1949年12月9日,云南绥靖公署、云南省政府宣布起义布告。

昆明起义是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总形势下实现的。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是促使卢汉为首的云南地方统治集团走上起义道路的决定因素,人民解放军南下野战军进军西南、迫近云南,是起义能够举行和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云南各族人民为争取自身解放,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人民游击战争和群众革命斗争,也是促成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1949年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指出“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指示卢汉接受已经进驻重庆的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指挥,做好“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等四个方面的工作。

1949年12月11日,卢汉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报告起义后“云南革命秩序已完全恢复”。

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月14日,新华社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彻底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

为配合野战军向华南进军,迎接全国胜利,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命令将滇桂黔边区人民游击武装部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滇东南人民武装与粵桂边部队和桂西人民武装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这时,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已经遍及全省,在滇东南、滇南、滇西南、滇东北、滇西北、滇西、滇中、滇北相继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形成了包围昆明的态势,动摇了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治基础。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对迎接全国解放的新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作出总的部署,毛泽东主席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这里所说的“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这“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北平方式”就是用和平的方法,将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就是让其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等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改编。中共云南省工委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分析云南的形势,明确了在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武装斗争、作好配合野战军解放云南的准备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以“绥远方式”解放云南。

1949年12月14日,为“便于处理军政起见”,卢汉于1949年12月12日电告刘伯承、邓小平,“暂组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 ”。12月14日,刘伯承、邓小平回电卢汉,指出“在此过渡期间,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是适合的,请领导该委员会切实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四项指示”。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地方实力派为主要对象,发起广泛的政治攻势,并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店员、市民、妇女、农民,造成了反对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争取和平解放的革命声势。全市大部分工交企业、全部大中学校都建立了党组织或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以新的形式和规模进一步发展。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云南地方实力派中的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已成定局。原滇军高级将领张冲于1946年前往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龙云逃离南京到香港后,于1949年4月公开表态反蒋。这些事件都对地方实力派转变政治态度产生影响,使他们进一步倾向于响应中共中央号召,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1949年12月20日,朱德、周恩来致电卢汉,指出“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即望团结全省军政人员,与人民游击部队,共同维护地方秩序,消灭反动残余,并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云南而奋斗”。

昆明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云南地方实力派进行长期的争取工作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由于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统治集团中央势力之间的区别和矛盾,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并直接部署和进行争取卢汉的工作;云南地方党组织也结合云南实际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促使云南地方实力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走上投向人民的光明道路。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拒绝签署和平协定。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5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接着向尚未解放的长江以南和西北等广大地区举行空前规模的大进军。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对长江以南地区党的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决定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妄图利用云南地处边陲、有国际通道的条件,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把云南作为大陆上最后的反共基地。“边纵”部队加强了阻止敌军退据云南的部署,各部主动出击,打通了滇黔、滇桂通道,彻底打破了敌人在云南建立反共据点的企图,为解放军野战军进入云南扫清了障碍。

1949年12月25日,昆明保卫战胜利后,卢汉以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身份发布《告云南全省军政人员书》,宣告“本省自九日起义以来,反动残余,已被我军民伟大的力量所击溃,新的革命秩序,正积极从事建立中”,“凡每一个云南人民,尤其军政人员,地不分三迤,人不分老幼,从今天起,须抱定最大决心,从精神到物质,从思想到行动,都应该在新民主主义的最高指标之下,有目的的变,有计划的变,迎接新时代所付予我们的任务,及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所给我们的指示,彻底的消灭反动残余,改善官兵和军民关系,协助入滇的人民解放军,共同为新云南的建设而努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以强大兵力迅速挺进西南的总形势下,卢汉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顺应民心,当机立断,于1949年12月9日晚10时整,率领所属第九十三军、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宣布起义。随后,驻昆明的一些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省内各地,除“边纵”已经解放的地区以外,其余国民党专、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实现和平解放。自12月13日,昆明受到国民党第8军、26军的反扑进攻,昆明各界各阶层人民支持协助起义部队,展开昆明保卫战。在保卫战的关键时刻,解放军二野五兵团第49师奉命从贵州驰援昆明,神速进抵曲靖,歼灭当地残敌后向昆明突进,“边纵”部队也快速逼近昆明,12月20日晚,进犯昆明的敌军唯恐被围歼,仓皇后撤,向滇南逃窜。

昆明起义有利于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歼灭西南地区和云南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从而使昆明没有受到国民党溃军和特务的破坏,云南全省也避免了更大的战争破坏。昆明起义,使蒋介石集团控制云南的计划完全破产,为云南解放、西南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给卢汉的电文中,先后指出“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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