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之较高文明所征服。
这句话用来形容少数民族取得统治地位后，所做或者说不得不做的一些治国方略来，再合适也不过。
从明朝的覆灭到清朝的建立，其实并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改朝换代而已，与历史上相似的朝代相比。
满清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割裂、猜忌、防备之严重，在历朝历代绝无仅有。
满清自辽东起兵之后，深深地忧虑便伴随着统治者，“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思想”终究挥之不去，我认为究其原因是由于满清的实力，本来没资格获取江山。
自古以来，一个朝代能够建立，说到底是靠三种方法：文明的碾压，绝对的实力和道义的优势
满族文化说实在就是一种部落文明，与中华上下5000年的思想文明相比，碾压自然是不够格的。
道义的优势。尽管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不停地把自己美化成“拯救者”的形象，但是他在道义上是没有优势可言的。
以绝对的实力而言，满清的实力足以割据辽东和华北，但是完全不足以问鼎天下。
毕竟算上老弱病残，总人口才30余万，与辽东的几百万汉人相比，差距已经极其悬殊，就更不能与整个中国相比了。
而与北魏辽金的统治者建立政权之后的主动汉化相比，满洲八旗则是一个以血缘和宗亲为纽带的封闭团体，这种宗族团体的封闭性与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就产生了清朝历代统治者对汉民族独特的治国方略。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清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汉族士绅的关系演变过程。
一、对士绅阶层的屠戮-努尔哈赤时期
自明朝万历44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建立了后金政权，攻城拔寨取得军事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汉民族人民的处置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努尔哈赤的一贯态度就是“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也就是只要反抗后金统治的一概杀之，就算顺从的也没有好下场，他们的命运就是赐给贵族和将士为奴。
而汉族士绅，不仅不会幸免于难，还成为主要的捕杀对象。
查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罪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
也就是说，在努尔哈赤看来，人世间的种种罪恶，都是地主阶层和知识分子干的，只要查出这一类人，直接处死。
二、招抚重用-皇太极时期
皇太极和努尔哈赤相比，要论军事打仗方面可能有所不如，但是治国方面要比他老爹强的多，在努尔哈赤大肆屠杀汉人带来严重的后果之后，皇太极就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在公众场合一再强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满汉一体”论调。
具体措施为：大量招抚明王朝的官僚和武将体系，使敌对的力量为其所用，通过此举不断瓦解明王朝的力量，壮大自身。
为了用汉人治理汉人，解决当时人才奇缺的问题，皇太极通过科举荐举的方法，大量选拔人才，许以名和利，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大汉奸-范文程。
这种优待政策对于投降后金的官员和士绅来说，可谓是狗遇上了屎，这群降清士绅纷纷上书皇太极表示:“虽肝脑涂地，不能仰答于上恩万一”。端的是无耻之极。
但对于皇太极来说，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丰富统治经验，为他巩固统治，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从重用到疏远-顺康时期
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后金政权在李自成的起义军把崇祯拉下马之后，利用吴三桂打开山海关，一举入主中原。
从此开始，满清在对待汉民族的政策上做了重大调整，竭尽全力的伪装成仁义的面孔，告别了曾经的强盗行径，不过，伪装就是伪装。
顺治时期，当清王朝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和统治经验，有了一定的底气之后，狐狸的尾巴又露了出来，虽然也任用汉民族知识分子为官，参与朝政，但是也充满了“重满轻汉”的味道。
清朝法纪混淆，重满轻汉，虽一放马厮养，鞭棰府县正官，无敢不忍受者。
府尊和县令放在当就是市长和县长，但是满族一个放马养马的小厮，不仅可以随意鞭打汉族官员，而且被打之人还不得不笑脸迎之。
不仅如此满族官员和汉族官员职位相同时，品级却相差悬殊之极，以大学士之职为例，满族人当大学士为正一品，而汉人则为正五品。而康熙皇帝还一再声称:“满汉皆朕之臣子”，对于汉民族的尊重，这些统治者可能也只是说说罢了，骨子里怎么想的？从所作所为就可以看的出来！
四、怀柔和高压-雍乾时期
康熙后期，众位皇子之间为了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雍正上台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树立自己的合法性，大兴文字狱，严厉打击知识分子，控制思想舆论，连坐制度使被牵连的知识分子数量更广。
乾隆和他爹雍正相比，对于文化统治的手腕运用的更是娴熟，一手是怀柔，一手是高压，不仅继承了文字狱，还主持编撰《贰臣传》，给朝廷官员打标签儿，称他们为“腼颜降附”之辈，更为加大了对汉知识分子与人民的打击力度。
五、防范与重用-晚清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华，清王朝在认识到了八旗子弟的无能之后，虽然不想，但不得不重用汉官，来给清朝吊命。
内优外患之中，新兴的一些汉族地主士绅阶层借此机会崛起，比如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
为此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提到:“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无从居之者”。
不过，重用归重用，清朝几百年满族与汉族的猜忌与间隙，不是短时间可以打破的，晚清统治者对于崛起的汉族高官也有着深深的防范。
以曾国藩为例，湘军投入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后，取得相当大的战果，有满族官员便向咸丰帝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里中一呼，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闻后“黯然变色者久之”，可以看出满满的猜忌。
防汉甚于防外，内耗大于外战，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清王朝，似乎认为这种政策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以防生变，不过清王朝又何尝不是因为这种思想覆灭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