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实践家，一代楷模
巨赞法师——桂平西山的实践活动
在巨赞法师的一生中，在广西期间是他最重要的时期。抗战的锋火使巨赞法师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然而，他并没有因国破而意志消沉，反而更加斗志昂扬。当他于1940年从湖南南岳辗转来到当时号称“模范省”的广西省会桂林，即着手创刊、主编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最著名的《狮子吼月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提出“新佛教运动”，要和全面抗战、 全民动员的阵容配合着，普遍发动同仁参加实际工作，还提出了“学术化”、“生产化”两个新佛教革新口号。
巨赞法师选择广西，是因为当时广西党政界较为开明，加上文化界的赞同。他说，我们想在这里建立新佛教运动的基地，同时想应用“生产化、学术化”的原则，组织一个实验丛林，为全国佛教界之倡(巨赞法师《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1940《狮子吼月刊》第一卷)，这个实验丛林，巨赞法师第一个选择距桂林四百多公里的桂平西山。 关于选择在桂平西山推广新佛教运动，巨赞法师在《桂平的西山》提到: “佛教西来，已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和我国文化早已打成一片，很难分得开。近几百年来，因为僧团组织的每况愈下，僧众分子过分庞杂，佛教的真精神隐没不显，以至不能随时代的转变而前进。到现在，社会各阶层都有崭新的姿态，惟有佛教团体还是那么封建，那么死气沉沉，假定不设法革故鼎新，将因不切需要被整个社会所厌弃，那实在是人类的一个最大的损失，所以有新佛教运动的提倡——我倒很想把西山做个实验的场所......”
桂平西山巨赞法师纪念馆
桂平西山，又名思灵山，位于广西桂东南的桂平县，据县志记载，山有灵水出日灵，又因在桂平城西面一里路而得名。西山风景殊秀，僧侣结庐，历代登临不乏名士，周敦颐、程颢、程颐，民国的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谭延恺、邹鲁、李宗仁等，清人黄植南《云林幽谷记》载:“西山为浔(桂平古称浔州)名胜，其最著之古迹，厥惟李洞姚岩。盖二公去中州，弃官爵而遁于此，所谓潜德而隐者也。”这李洞姚岩，是西山佛教的开始。当时宋知州姚坦，常与龙华寺僧唱和于此，故称姚岩:清王俊臣《唐御史李明远西山都主庙游记》一文中有云:“苏东坡在赴贬所琼州 途经桂平，睹此佳山水，度先百年恋恋于此。西山洗石庵建于清顺治三年，现在是全国重点保护寺院之一，巨赞法师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他的新佛教运动的实验场所，首先考虑要有典型示范作用。
但是，从中国佛教史来看，明清时期佛教已成颓势，广西的佛教更是因为与道教、民俗神参合在一起，出现了明显的民俗化的特征，清嘉庆谢启昆《广西通志》载“粤西民力简薄，二氏之庐无宏规杰构，然自明以来，乡里之间及文昌、魁文等” (郑洁《西山佛教文化研究》)。这正是巨赞法师所指的“佛教封建鬼神迷信。”
首届贵港佛教论坛暨纪念巨赞法师诞辰108周年座谈会
在同属一个专区、距离桂平仅60公里的贵县，则有建于宋太宗端拱二年的南山寺，宋太宗赐御书220轴藏于山，后宋仁宗又额匾“景佑禅寺”，元文宗图贴木尔两度御驾亲游并题“南山寺”三字，但是这个寺庙不寻常的地方还在于它的“典型”(主要是庙产过于庞 大)并被当时的新佛教运动列为改革的对象。
而此时的巨赞法师，已经是满腹经纶，“读经七千多卷，写下三百多万字的读经笔记”(《巨赞法师全集》序五，朱哲)，现在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他欲将前往桂平西山，充满激情。巨赞法师当时的一首诗《将至西山留别桂林诸友》最能反映他的心态了: 十年磨剑学屠龙，碧海风翻浪几重入桂何期逢沈案，归山犹得卧云松巨赞法师在西山期间，一方面继续精研佛学，一方面垦复，增植荒废已久的西山茶，实践自己在桂林时就提出，但一在没有在桂林实践过的“学术化、生产化”的主张，1942年6月，在巨赞法师的倡议下成立桂平县佛教会，会址设在西山龙华寺。当时会员约有200 多人；同时在觉光法师的帮助下，把西山半山窝的李公祠和水月宫改为居土林，附设五明图书馆；巨赞法师还在龙华寺实行自我教育，每天规定时间讲授佛学，研究其他学问。巨赞还用讲学所得经费在山下创办“女子佛学研究班”，讲授文化知识和佛学课程；在生产方面，巨赞法师带领众僧开垦种植十多亩地的西山茶，研究制茶方法，以提高西山茶的产量和质量。同时，还计划种植油桐、棉花、芝麻和各种水果等。上述行动，大大促进了桂平西山佛教的改革和现代化，在广西建起新佛教运动的示范点。巨赞法师百忙中还曾自撰《桂平的西山》一文，最初发表在1943年香港出版的《旅行杂志》第16卷第9期上，后印成单行本 并附印《西山吟啸集选》，柳亚子先生见到此文后，非常赞叹“读之令人神往，惜少杖头线，无能为买山终老计耳。”从那时起，桂平西山因巨赞法师的大力宣传，而名扬天下。
巨赞法师题写的《大雄宝殿》牌匾，现存桂平西山洗石庵大雄宝殿。
作为新佛教运动的实验场所，巨赞法师十分关心西山风景名胜事业的建设，在驻锡西山龙华寺期间，桂林的一些老朋友，也不时过来看望他，如万民一、尹瘦石、李焰生等。其中，万民一在听取巨赞法师建立新丛林的想法后写成《西山风景期望咏》，一桃坞、二莲塘、三枫林、四梅岭、五图书馆、六佛学院、七果园、八动物园、九茶园、十疗养院。法师将建议交到风景区建设委员会，最终大体按照《期望咏》的原则，进行修理和建造。可惜，二年后因日寇连陷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巨赞法师不得避难到桂平北区的大瑶山里，最后辗转离开桂平。巨赞法师当时的心情显得很悲凉，在与觉光法师告别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凄伤，写下一首情挚意切、哀婉动人的离别诗《1944年赠别觉光法师》:
山门两载赖维持，缘尽思灵未忍离。
此去好研真佛理，男儿当不负相期。
西山论坛——纪念巨赞法师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巨赞法师匆匆离开桂平西山，有另一种说法，就是法师坚持新佛教改革，提出“学术化、生产化”两个口号，反对佛教替人念佛拜忏化缘求乞之陋习，鼓吹太虚大师的“三大革命”主张，巨赞法师宣传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据觉光法师的回忆，当时的巨赞法师确是沉迷于“学术化、生产化”，对于做佛事已很生疏，以至完全依赖觉光法师，如此不合时宜的思想，对于文化相对落后的广西柱平，怎能为当地的士绅所容纳？有人说巨赞法师满腔热情的鼓吹佛教改革，实际上得到回响相当有限。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当地的一些官员认为巨赞法师是“政治和尚”怕惹出麻烦，这或许是法师决意离开桂平西山的另一个原因吧? 但是，巨赞法师想要改革佛教的愿望，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把希望寄托在新社会， 1950年在北京担任《现代佛学)主编巨赞法师认为，“过去三十年的佛教运动，可说毫无成绩，因为佛教和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没有革命，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如今，新政府把束缚佛教的封建、迷信绳索割断了，把诸般附佛外道也铲除了，佛教从此可以建立自己的新生命。巨赞法师念念不忘在桂平西山实践的新佛教主张，他建议，此后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应是“学术化”、“生产化”。
文章节选自杨造宁《巨赞法师的新佛教主张与桂平西山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