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萨特和波伏瓦的开放式伴侣关系，仍然时常令大众感到好奇。
萨特晚年疾病缠身之时，波伏瓦始终陪伴其左右，用真挚的笔触记录下萨特脆弱但真实的瞬间。这部作品，就是《告别的仪式》。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告别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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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分子”萨特的临别肖像
波伏瓦与萨特的终极对谈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孙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9月出版
ISBN：978-7-5327-7849-2
定价：75.00元
2019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推出 《告别的仪式》中文版 ，让中文世界的读者能够近距离体验波伏瓦与萨特这对神秘伴侣的最后时光。
前天（9月28日）下午，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念、张闳两位教授，在科勒体验中心3楼举办科勒×译文读书会第三期“在一个物质世界创造人的生活：波伏瓦作品《告别的仪式》分享会”。
分享会席位一早售罄，线上直播也吸引了大批读者围观。两位学者从存在主义哲学、亲密关系、城市与公共生活等话题切入，为读者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对谈。
9月29日，译文君推送了（👈点击可跳转阅读），今天为大家带来《〈告别的仪式〉分享会精彩对谈记录（下）》。
科勒×译文读书会第三期
在一个物质世界创造人的生活
波伏瓦作品《告别的仪式》分享会
精彩对谈记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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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攀援障碍，才能超越“地狱”
存在主义者的“丧”是一种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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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念
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病态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当我们说“病态”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心里面设想了一个“常态”的标准。
存在主义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来描述一下。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战争的产物。萨特在战俘营里面，被当成一个奴隶和物件，被德军支使来、支使去。他发现自己不仅是一个物件，甚至是一个卑贱的物件，因为他体弱，视力又不好，还不如其他的战俘，所以他就是战俘里面最卑贱者。
受到生理因素的限制、成为一个物的状态下，他越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卑贱，同时还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后来他写了《存在与虚无》，成为战后一代人的圣经式的读物，因为那是他们共同的人生体验。存在主义者不可能、也根本没有可能体会到在我们生命所谓的“正常”、“小清新”、“小确幸”。他们就是一种死寂的状态，这是战争经验带来的。
这种个体经验，再加上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也使得他们对外部世界产生一种敌意。《告别的仪式》里，波伏瓦在谈话时一直在试图“袭击”萨特，他们到晚年还在玩这种语言游戏，成为一种彼此瓦解对方的力量。
比如说，波伏瓦就问萨特，你是不是有一种荣誉感？你是不是试图影响什么人？波伏瓦一而再，再而三问他这些问题。由于人类所谓的虚荣，我们需要给自我找到存在感。但存在主义者，恰恰是非常蔑视存在感。存在感是社会给他们的，社会身份什么的——她一直在试探萨特。
对于这种死寂的状态，我们要更加迂回的来看。确实，人与人之间彻底的了解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他人即地狱”，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理解的，不可理解就是不可认识、不可厘清的，周围的隔膜像墙一样伫立着的。
意识到周遭的一切都是障碍，意识到他人世界的冰冷，意识到一切都很恶心，是让我厌恶的状态，这还不够。存在主义者远不止于此，他们背后有一种道德勇气。萨特认为存在主义者应该攀援障碍，人的存在就是越狱的过程。存在主义者越是把这个世界塑造得险恶、阴冷、宛如地狱的时候，就越有攀援这些障碍、进而超越这个世界的想法。
所以，存在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不可能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世界越阴冷，反而越激起他的道德勇气，他背后有一种成为道德英雄的意愿。这个意愿是他深埋在他们内心的。
当然，这里所谓的“道德英雄”，和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好品德、好品性——不太一样。存在主义者看上去是莫名其妙的，冷漠的。你看像加缪笔下主人公的那种冷漠：母亲死了，他也不知道哪天死的；不明不白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在法庭上自己也说不清楚……就是这样的。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萨特介入政治的行为。萨特并没有觉得“我知识分子”、“我在号召你们”、“这个社会很糟，你们都需要我去拯救”。这不是他们介入政治的路径。因为他们的厌弃，他们唯一信任的就只有个人的力量，背后有一种他没有说出来的、潜藏着的“越是地狱，我越要成为道德英雄”的意愿。“他人即地狱”、社会冰冷残酷的认知，成为这个意愿成立的前提。
刚才我们还谈到语言的问题。对话是日常语言，它是有限的。但是萨特和波伏瓦，恰恰是要在这种有限的、充满歧义的日常语言里面探索。越是不可靠的日常语言，越是摇晃的东西，他们就越是要冲到它的内部，把这种不可能、歧义、隔阂，再挖得更深。但是，他们不是为了要获得什么结论，不是为了要确信什么东西，而是要伴随着这个对话的过程建立人与自我的关系。
他们本身是写作者，当然知道“语言是毒药”、“语言是陷阱”这些语言哲学的观点。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语言是毒药和陷阱的话，那我就把这个毒药吞下去、跳进这个陷阱。他们坚持一生所谓的对话，绝对不是我们日常语言里的相互试探：你对谁有好感，你在跟谁约会，你跟我讲讲和他约会的感受……不是这些。你们的徽章（注：指上海译文出版社向预购《告别的仪式》的读者赠送的纪念徽章）做得很好，那句话“人是言说的存在”，不说是会得抑郁症的。
但是社会上存在很多复杂的关系，导致我们不能说、不可说。比如在同事关系里，我们不可能跟同事完全袒露内心的想法，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办公室里面充满了利益的冲突。在竞争性的社会关系里，我们首先要自保，怎么可能在一个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里，对他人谈论自己真实的想法？
好在我们还有一种维度，虽然社会让我们都戴着面具——所谓的面具就是当然就是社会身份——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更加本真的存在，那就是我们的亲密关系。那么，我们在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里面，可否做到坦诚？
所以，萨特要在物质的世界中创造人的哲学——这是他的原话。我认为，还要在物质的世界中创造人的生活。就像这种亲密关系，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完全效仿他们建立开放式伴侣关系——这完全没有必要——而是说我们可以效仿他们关系里面人人都能把握的、人人都能上手的维度。比如，在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里，交谈是很重要的，这种对话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练习。我们和爱人的坦诚对话，它牵涉到人与自我关系的建立。这是我们可以效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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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
作家、文化批评家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亲密关系这个话题，如果让我来讨论，大家听了大概会感觉很沮丧。
亲密关系里有那么多阴谋。席勒有一部作品就叫《阴谋和爱情》，爱情常常像一场阴谋一样的。我刚才路过人民公园相亲角，那个空间里有多少隔膜，但它的存在却是为了“爱”，为了“交往”。在这么一个冷漠的城市里面，这里充斥着对亲密关系的焦虑和渴望。虽然这种焦虑和渴望，跟主体本身没有关系，在相亲角，主体是缺席的，一切都是“父母们的阴谋”。
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世界里，常常是“缺席的存在”，是不在场的东西。我们每天去上班，跟公司打交道，看上去时刻在场，其实依然是缺席的状态，因为那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公司或者单位里一个被异化的他者。
甚至，不仅仅是建立亲密关系，现代人连建立自我的时间和空间都很缺乏。有人说过，“卫生间是我们的教堂”，因为卫生间别人不能随便进入，是我们独自拥有的小世界，是我们唯一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刻。这个偌大的世界，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和空间是如此匮乏、逼仄，以至于单独自我的时空退缩到卫生间的马桶上，几乎没有了。那么，存在实际上就是虚无了。
说到城市，现在的巴黎，也不再试当年萨特和波伏瓦的巴黎。萨特他们经常去巴黎以外的城市旅游，包括到威尼斯那些地方，并不是说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刻意追求那些生活方式，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坐在那里聊天，谈论的就是书里面写的事情。
巴黎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文化，塑造了这样的人。虽然说萨特是“巴黎的叛徒”，但只有巴黎这样的城市，才能容纳这样一种反叛者，他是这个城市的灵魂。没有这些人，我们到巴黎看埃菲尔铁塔，有什么可看呢？知识分子跟城市是共生的关系，巴黎的城市空间提供给他们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让他们得以享受这种生活方式。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为了谈什么事情才见面。我们在星巴克跟客户谈生意，这是事务性的交往。巴黎左岸很多咖啡馆，却能提供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排除了那些事务性的东西，可能就坐在那儿发呆，或者我们几个老朋友就坐在那里随便聊聊。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给我们的精神留下充足的空间，而谈话更进一步地开辟出话语空间。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面对闲谈有一点排斥。没有意义谈论的闲话，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与我们每个人的感受相关联的散漫性的谈论，才使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成为可能。
法国哲学，尤其是20世纪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不太一样。德国哲学是什么？是海德格尔一个人黑森林小路上散步，在那里反复思索，森林、大地、天空……法国哲学是咖啡馆哲学，甚至是行动的哲学。比如萨特今天在那边写一些哲学的东西，明天可能就去演讲、签名等等。他的这个“哲学”，和日常生活、行动、周遭世界密切相关，这就让看上去跟精神性没有关联的日常生活，包括他的行动，转变成一种精神性的生活。
法国“68一代”精神世界的构建，并不是在书斋里面完成的，而是在街头行动，在咖啡馆，在彼此日常的社会生活，甚至包括他们的恋爱。存在主义哲学的强大之处，就是它把颓废、无聊也变成一个哲学概念，也就使得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那些感受，那些心理状态或者一闪而过的念头转化为哲学，转化为一种实践性的行动。
至于你刚才讲到的，他们的“自我搏斗”、“成为道德英雄”，需要加以澄清，否则很容易误解。萨特没有直接参与塑造这个观念，他写的是很颓废的内容。是加缪用西西弗斯神话来面对荒谬，完成了这个任务。荒谬本身无法靠理性来克服，但是勇气——后来神学家把它总结为存在的勇气——面向存在的勇气，这样一种对荒诞的担当，本身就是道德的尺度，虽然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它实际上很有力量。尤其对一般的日常生活而言，是非常有力量的东西。对荒诞、对虚无，甚至绝望的局面的担当，而不是说由一个外在的道德尺度来赋予我们价值，这就是存在主义企图塑造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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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维系城市的公共生活？
用人际交往展开城市的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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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念
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有那种很“丧”的感觉，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存在主义试图把“丧”转化为面对荒谬的道德勇气。
我们谈到了人和世界的关系。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变态，存在主义者的回答是我要比你更变态。萨特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但首先他也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布尔乔亚，反对所有一切的规矩，才可以回击你的变态。
资本主义还有个产物叫城市。城市是什么？城市是一个陌生人聚集的地方。我去一个叫城市的地方生活，肯定带有一些明显的意愿，比如我可以享受好的服务、我的居住条件可能会变好、衣食住行品质可能会更高。但是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意愿，就是和陌生人聚在一起共同生活：我们既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认识彼此，但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
城市不是一个既定的物理空间，也不是是物理条件的集合。在城市里，我们一群陌生人如何共同生活聚在一起？我们必须有公共生活的维度：在一起言说，不是为了谈项目，不是为了具体的、有目的的事务。
这种言说活动，在强调行动的存在主义者那里，成为了一种日常习惯。我们在交流和交谈的话语行动中开辟了一个空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物理空间，而是精神的联结。不是因为有了书店，我们才要聚在一起，而是因为我们要阅读，我们才在书店这样一个地方联结。哪怕没有一个现成空间让我们像现在这样交谈，但我们随便在哪里，只要我们有言说的行动，都可以开辟这个话语空间。
人天然有这种倾向，就是在物质世界里面过人的生活，它是无形的、在空气中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有这种冲动，所以我们聚在一起说话；因为我们的言说，所以才有一个叫城市的空间。
《告别的仪式》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中国读者长期以来对萨特有一种误解，就是把萨特放在我们的政治谱系里理解“左派”立场。通过波伏瓦的谈话，我们发现萨特的“左派”不是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因为在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面，他要批判那个敌人，他得想像一个社会形态作为批判他的生活世界的武器。他对于这个“武器”的态度就在于批判生活世界，只要能为我所用就可以了。
比如，你看他对物质的态度。萨特有十块钱，一定会花掉或借出十一块钱，就连波伏瓦都看不过去。波伏瓦还有点布尔乔亚，但萨特却可以忍受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萨特拒绝养生，一辈子就喜欢吃一种食品，叫沙丁罐头——什么水果、蔬菜、沙拉。他说那是假的；一年四季就穿一件夹克。
他们两个人还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东欧、苏联来逃难的知识分子，萨特全部要招待，结果就是他永远没什么积蓄。如果有人问他，你那么多版税都到哪里去了？他会说，我要养很多人，养很多女性朋友。再比如，文学青年在巴黎没钱了，肯定要去找萨特老师，跟他说：你是左派，你得帮我，萨特就真的会给钱。他其实没有必要营救这些受政治迫害的人，他又不是体制内的人，完全可以拒绝的一切。
所以，萨特的“左派”不是我们语境里的概念。他完全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建立人和写作、生活、城市、世界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了一个陌生人共同生活的状态。
我们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它仅仅是物理空间吗？这个城市里的人，如何在物质世界过人的生活？我不相信我们两千多万人的城市，可以不去思考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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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
作家、文化批评家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心里是有抵触的。前面说了，这些年来我对他有一些反感。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作为一个哲学家，写过《恶心》，写过《辩证理性批判》的人，萨特在很多问题上有非常愚蠢的判断，那么我觉得他的价值、判断力，就很可疑，乃至于他的哲学都很可疑——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看这本书的。甚至，我还想，波伏瓦是萨特的伴侣、女友，有没有可能对他有一些刻意的掩饰。
但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意识到波伏瓦的表达力确实很强，慢慢看下去以后，我已经有一点理解他了。他这个人很奇怪，好像谁找他签名他都签，波伏瓦对他的这种行为也有点烦。他就觉得，人家要求他签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就签了。他其实是在塑造一种“新知识分子”的形象，这样的知识分子，乃至今天在世界上都还是未成型的。
我们现在讲的“知识分子”，通常是有某些专长、有很多知识、做很深的学问等等。如果把它放到整个法国思想文化的谱系里面去看，其实从雨果开始，波德莱尔、左拉乃至于巴尔扎克，一直到萨特，都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些知识分子，我觉得有点像马克思所塑造出来的那种“无产阶级”形象。萨特过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没有产业、没有房子、没有家庭，就是一个“四无中年”，甚至连职位都没有——不像福柯他们，好歹还是教授——最后只有一个墓地。
为什么他要过这样一种生活？他在书里讲过一句话：违法就是我的哲学。这里的“违法”不是偷东西、抢劫的那种违法，而是要脱离既有的秩序。他要树立“新知识分子”的形象，就不能依附于任何产业、土地、资本，甚至连学术机构都不依附。他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因为他有钱或者有地位。他做的这些事，原来那些有钱有闲的贵族也可以做到，但他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努力。
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天天坐在家里读读书、想想事情。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行动者——萨特的写作就是他的行动，言说就是他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萨特很活跃，越南、中国、阿尔及利亚，所有的事情他都要参与，还要发表言论，而且是发表和别人不同的言论。
他的这些言论，很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就连错误他也不在意，这很有意思。知识本身是要追求正确，右派就是要追求正确了，所以说他是左派嘛，他不追求这些东西。当然，现在的西方左派也变质了，追求“政治正确”，这就跟萨特的理念背道而驰了。萨特就是要“违法”，要不断的破除任何确定的、稳定的秩序。
于是，萨特以一种“新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了知识界的无产阶级。但是这里又有个矛盾，因为他强调了个体作为自由离子的力量，不可能建立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只能在政治空间里不断地骚扰，像游击队一样的。那么，萨特就是“游击队长”了，所以世界各地的“游击分子”都跑去找他，找到了他，就找到了“组织”。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是很危险的。这种自由离子的状态，和知识阶层通过言说和书写的力量来实现的政治和社会的冲击力，怎样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或者隔阂，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完）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告别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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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分子”萨特的临别肖像
波伏瓦与萨特的终极对谈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孙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9月出版
ISBN：978-7-5327-7849-2
定价：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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