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谁是“一线城市”?

原创: 见羽卸甲 大地理馆

|少年本六郡,遨游遍五都|

(南北朝·刘孝威《结客少年场行》)

战国临淄街市复原图 今有北上广深,古有西汉五都

撰文|齐大羽

制图|秦大海

审校|楚大江

什么是“一线城市”?并没有标准答案。其实,这是媒体、相关从业者在报道分析中形成的一个认知性词语,官方从没有发布过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等级体系。

如果非要解释一句,所谓一线城市,是来自民间对城市分级体系中最高等级城市的称谓。尽管无法说出一线城市的标准定义,但人们普遍公认:当下中国的一线城市是北上广深,即首都北京、直辖市上海、广东省会广州、经济特区深圳,它们经济总量排行前四,GDP、财政收入、吸引投资总量,分别约占全国的1/8、1/6、1/4。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线城市更是如此。

时间上溯至40年前,深圳前身是与香港隔河相望的宝安县;向前推200年,上海是松江府管辖的一座江南县城;向前推1000年,广州是珠江口的一座著名港口,但综合实力和辐射能力无法跟开封、杭州、苏州、成都相提并论;向前推1500年,当时叫幽州的北京,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军事藩镇,那时的主角是长安、洛阳、扬州、成都。

一线城市的光环,从古至今,轮流坐庄。各个历史时期的一线城市,又分别是哪些?

国家尽管没有对“一线城市”的认定,但有一个近似词语:国家中心城市。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年)》明确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为首批国家中心城市,与“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有所出入。

我国已确认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呼声较高的候选城市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古代,城市没有今天的数量规模,更没有严密的规划体系。所以,古代城市中的佼佼者,实际上兼具一线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角色。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定义,国家中心城市指的是居于国家战略要津、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代表国家形象的现代化大都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在我国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

套用这个标准,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历史上的一线城市名单呼之欲出。今天,大地理馆为您讲述两千年前的一线城市。

两千年前,历史刚跨过“公元前时代”,进入公元1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首个较长时间的大一统时期,也是城市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60年前,国家领袖考察一座城市的时说的一段话,就曾把人们引向那段岁月......

“五都”:西汉新莽的一线城市

1959年9月24日,南方考察结束的毛主席来到位于华北平原中部的邯郸。跟工人攀谈过程中,主席特意说起历史上的邯郸: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是五大古都之一,那时候有邯郸、洛阳……那时候没有上海、天津等大城市。

说起古都,我们首先想起的是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这些做过王朝都城的地方。毛主席熟读《二十四史》等历史著作,自然对古代城市发展状况十分熟悉,他这里说的包括邯郸在内的“五大古都”出自何处呢?

这里的古都,并非我们王朝都城,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都会——当时考察邯郸,关注的是当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复兴,谈话中将城市历史、现状和未来联系起来,引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知识点。

古时,小城市为邑,大城市称都。都指最早是有宗庙的大邑,如《左传》中有记载:“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同时,也引申为今天所说的大都市。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意思是,将我的著作传给后人,并让其传播到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市。

战国到秦汉时期,铁器时代到来,商品经济发展空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发展高潮。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保障,统一的疆域内,商品自由流通,有利于促进市场中心和商业都会的形成,全国范围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弥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经文景之治积淀,经济发展平稳,帝国疆域空前,城市星罗棋布。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战国以来到西汉初期,重要的城市和经济中心进行了盘点,将燕、邯郸、临淄、陶、睢阳、吴、寿春、番禺、宛九个城市称为“都会”。又经过数十年发展,到了西汉中后期,城市的地位格局更加清晰。

东汉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对西汉时期的重要都会地位进行了明确记载,将西汉至新莽时期的五大重要城市称为“五都”(长安、洛阳除外),这五大城市是: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 《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 张五均, 设诸斡者, 所以齐众庶, 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 西市称畿, 洛阳称中, 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 钱府丞一人。

这就是所谓“五大古都”的出处。

这段话的意思是,朝廷将长安东市改为京市、西市改称畿市;将“五都”所设的市称为中市和东、西、南、北市,即洛阳中市、临淄东市、成都西市、宛南市、邯郸北市,并设立专门管理工商业的“交易丞”和管理金融机构的“司市钱府”。用今天的话理解,就是商务部、工商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经济部门在五个大城市设置了分支机构。

显然,这里的五都,并非五个副首都,也不是陪都,而是强调城市的经济地位。记载中设立“五市”的年代背景为公元9年,新莽时期,距今2010年整。

根据上下文推测,“五都”应该在西汉时期就已确立,而城市的积累和建设,从先秦就开始了。

长安加上五都——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这就是两千多年前,西汉到新莽时期的“一线城市”。都城长安的意义自不用说:西汉长安城垣周长60里左右(汉里),高3丈5尺,四周各开3座城门,不仅是全国最大规模的都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自然也是重要的总部经济中心。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居民区分为160个里,横门东西两侧设9个市进行交易;另外在覆盎门外也设有市,城南还有专门交易书籍的文化市场“槐市”。

汉长安城格局示意图

宋代的《太平御览》这样说道: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意思是,只要去了五大都市,就可以买到全天下的货物了。这种情形,就像今天,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各种新款商品,往往最先聚集于北上广深一样。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洛阳就是今河南洛阳,又称洛邑、雒邑、雒阳、成周、新大邑等,周代就确立了东都的地位。关中地区的长安,地形封闭,无法全面辐射全国。而位居北方大平原和东西枢纽位置的洛阳,就可以弥补首都的不足。洛阳所在,是半封闭的盆地,既有粮仓,又背山面水,有安全保障,又距离长安不远,可以充当最佳副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洛阳作为周天子所在地,就是天下名都。先秦至汉代,人们将河东(晋西南)、河南(洛阳盆地)、河内(安阳一带)称为“三河”。按照《史记·货殖列传》说法,尧定都河东,商定都河内,周定都河南。在五都之中,洛阳是集重要政治中心和经济都市为一体的城市。

洛阳的区位优势促进了商业发展,如战国时期闻名各诸侯国的商人白圭就是洛阳人。《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意思是,洛阳向东可以跟齐鲁做生意,向南跟梁楚地区做生意。当时的洛阳商人,充分利用枢纽区位和开凿的水渠交通道路,充分把生意做大。

洛阳为周人倚重的东都,汉代也是地位仅次于长安的城市。在《汉书·食货志》中,洛阳位列五都之首,乃因其区位优越、政治副中心和商业重镇等多方面的综合实力,它是长安控制中原的桥头堡,也是天下货物进入长安的必经之地。

同时,洛阳也是重要文化中心。上古至先秦,“河洛”这个著名文化IP在洛阳孕育形成,它至今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文化符号,所谓河洛,其地理区域即黄河、洛水之间的洛阳盆地。

汉魏时期的洛阳城平面图

《诗经·周南》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产生于洛阳,其中以《关雎》为代表。战国时期,主张合纵的苏秦是洛阳人;两千多年前,名篇《过秦论》的作者贾谊为洛阳才子,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

邯郸:冶铁之都、富冠海内

邯郸因战国赵国都城而闻名。而邯郸城邑,在更早的商晚期已经兴起。商代始建都于邢,后迁都殷——数百年间,邯郸始终是商朝畿辅之地。

邯郸地区的新石器“磁山文化”,距今约8000年

成书于战国的《竹书纪年》记载,商末在邯郸地区兴建离宫别馆。甲骨文中“甘”即为邯郸一带。春秋战国,邯郸地处四战之地,是列国争夺的要塞,《春秋·谷梁传》第一次提到了“邯郸”:

故出奔晋,织絇 邯郸,终身不言卫。

公元前387年,赵敬侯治理邯郸,使其成为通都大邑兼著名冶铁中心,并于公前386年迁都于此。从这一年到秦灭赵,邯郸为赵都158年。秦末战乱中,邯郸成为废墟。西汉经过休养生息,汉代再度兴盛,城区面积达到了13.6平方公里,人口有15万之多;手工业、商业和冶铁铸造发达,有“冶铁都”“富冠海内,天下名都”之称。

空中俯瞰战国至汉代邯郸城

战国时期,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邯郸,就成为商人汇聚之地。入秦之前,吕不韦的经营总部就在邯郸,他人生中最奇货可居的一笔投资,也是在邯郸完成的,推动当时在邯郸为人质的秦公子为继承人,继而有了后来的秦王嬴政。

邯郸西依太行山,东、南、北三面是华北平原,位于南北大道与太行八陉之一——滏口陉交汇处,“关天下之形胜,绝天下之转输” “居五诸之中,跨街衢之路”。

邯郸附近铁矿资源丰富,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冶铁工业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说“邯郸郭纵以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靠着冶铁。邯郸人郭纵可以跟王公贵族比财富。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曾撰文说,战汉时期,邯郸还以倡伎众多著名,这是古代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生下秦始皇的赵姬就出自邯郸娱乐圈。战乱并没有让邯郸衰落,到西汉后期,成为全国五大经济中心,即“五都”之一。

据《史记》盘点的全国都会,邯郸是除长安、洛阳之后的全国第一大都会。《汉书》五都中,邯郸列第二。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河北起兵后,攻占邯郸,并改为邯郸县,邯郸第一次由王国之都改为县治。东汉末年,袁绍在漳河北岸建邺城,取代了邯郸的地位。

邯郸后来没能继续辉煌,但我们仍能从文化遗存中感受昔日一线城市的魅力——成语“邯郸学步”就是一例。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邯郸由于城市繁荣,所以连走路方式也受到追捧——这是在经济繁荣基础上,“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邯郸学步邮票,中国邮政2004年发行

这个成语出自《庄子·秋水》,故事里,那位慕名到邯郸学走路的人,来自燕国——用现在的话说,一个北京人以学邯郸步为荣。现在情况已经颠倒:北京遍地是说说京片子的河北人,以及其他外地人。

无他,唯城市强大,则话语强大尔。同理:正因城市强势,说粤语者才会有强烈的文化自信。

今天,邯郸人有一个特别骄傲的荣耀——这是一座“成语之城”,除了邯郸学步,还有 “胡服骑射”“负荆请罪”“围魏救赵”“完璧归赵”“纸上谈兵”“黄粱一梦”……诞生或关于邯郸的成语典故,据专家统计共有1584条。

形成这些成语的故事,在当时的角色犹如今日的网络热词和段子——一个城市能诞生这么多段子,可见它当时是一个自带流量的大都市。

临淄:千丈之城,万家相望

临淄,古称营丘,秦汉时称为临菑。西周初期,周武王把首席功臣太公望分封于此,建齐国。太公的第七代继承人齐献公迁回营丘,因其地在淄水畔,遂改名为临淄。

战国临淄城复原图,齐国历史博物馆

考古发掘临淄齐国故城的城址显示,临淄的城市格局十分独特——分为民众生活的大城和国君居住的小城,两城相连,周长21公里,面积15平方公里,共有13座城门。城内干道纵横交错,排成“井”字形,并有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统。

临淄地名至今仍在使用,为淄博市临淄区,国际足联认定的“世界足球发源地”。临淄之繁荣和蹴鞠的描写,最早的记载来自战国时期洛阳人苏秦的一次见闻: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出自《史记·苏秦列传》)

这段话在叙述古代足球历史的时候,被不断引用。比这更早的记载出现在《战国策》中:“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甚富而实,临淄之途,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

大致意思就是,临淄这个城市规模大,人口稠密,老百姓富裕殷实,大街上人挤人,人们热衷玩音乐、斗鸡、六博、足球等活动。仓廪实而知礼节——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临淄市民,已经开始追求更高级的精神享受,这种引领时尚的行为,连当时的天子之城洛阳也望尘莫及——因为见证这一情景的苏秦,就来自洛阳。

临淄还有另外两张文化名片:

一是春秋齐国的韶乐,因为孔子的传播而天下闻名,“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意思是,孔子听了齐国的韶乐后,好几个月都不想吃肉。要知道,孔子可是讲究“食不厌精”的美食家,而这种音乐可以让孔子数月不吃肉,其魔力该有多大。

《稷下学宫》,韦辛夷绘 270cm×530cm ,2016年

另一个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由齐国官方提供经费,官家举办、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各种思想学说都可以在这里传播,据西汉刘向《别录》,当时的谈说之士皆期会于此,孟子、荀子、张仪、苏秦、邹衍、淳于髡等大咖均在这个学宫里发表演说。这个学宫,是那个百家争鸣时代缩影。“稷下”已经成为当时的一个著名文化品牌。

汉代,临淄继续繁荣昌盛。

临淄城,位于当泰山山脉东北,东临滨海平原,土地肥沃,适合种植桑麻, 加上滨海渔盐资源丰富,成为那个时代最富庶的都市。汉代在淄水和济水之间开通运河,不仅让它成为齐鲁的经济中心,更与其他地区建立了联系,成为西汉的一大经济都会。

据史载,汉代临淄约有十万户人,依然是中国东部地区最大的城市。《汉书》通过汉武帝大臣主父偃讲述,道出了当时临淄的城市规模和社会经济状况:“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弟子亲爱不得王此。”

蹴鞠复原图,齐国文化博物馆

汉末晋代之后,临淄地区多遭兵祸,政权更迭频繁。此后,临淄的地位被益都(今青州市)所取代,今为淄博下辖区。临淄昔日的的煌煌巅峰,停留在汉代。但是,那些记载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惊呆苏秦的蹴鞠斗鸡击筑画面的文字,依然在讲述属于临淄的时代。它不仅是当时最大的都市,也是时尚潮流和思想文化的引领者,是战汉城市星空中最耀眼的一颗,之一。

成都:水旱从人,天府之国

成都之富饶,被冠以“天府之国”。实际上,历史上有多个地方先后被视为富饶的天府,但持续繁荣的只有成都平原——天府也几乎成了成都的代名词。繁荣一时的邯郸、临淄,后来均走向了衰落,与其同为“五都”之一的成都则长盛不衰。

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出自晋代《华阳国志》这段话说的是,李冰修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文明,从古蜀时代的迁徙不定,进入稳定发展的成都时代。

成都,居四川盆地西部,西、北两面大山,东有龙泉山脉,中间一块水系纵横的平原——成都平原,成为四川盆地的之中的一个富饶的小盆地——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奠定了它长盛不衰的基础。

成都,居四川盆地西部,西、北两面大山,东有龙泉山脉,中间一块水系纵横的平原——成都平原,成为四川盆地的之中的一个富饶的小盆地——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奠定了它长盛不衰的基础。

西汉时期,成都人口有7万6千户,约合40万人,其繁华程度,跟东方的都会临淄遥相呼应。

成都不仅在人口方面突出,而且在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都全国领先。“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里的锦官城代指成都,它最早是西汉在在成都设立的管理丝织手工业的机构“锦官城”,用民国四川文人李劼人的话说,这是最早的“特别工业区”。从2000多年前开始,“锦官城”园区主打产品就叫“蜀锦”,是名副其实的地理标志产品,行销大江南北。

“五星出东方”护膊——产自成都的蜀锦

成都所出的漆器,比织锦更早打出了名堂,战国时期已流通到中原及部分海外地区。公元前139年,当时尚未打通丝绸之路,首次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大夏(今阿富汗)等地发现,这里竟有从身毒(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转运过来的蜀布、邛竹杖——从描述可看出,这两款产品都来自成都平原。汉代朝鲜半岛的乐浪郡故地和蒙古国的考古发现中,均曾发掘出带有“蜀郡工官”的漆器。其中,一款叫“金错蜀杯”的成都漆器是热销款。

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立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汉武帝时,这一办学模式在全国推行。当时的“教育学成都(蜀郡)”,仿佛就像后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改革开放学深圳”,道理相同。

成都这一文化现象得到了当时史学家的关注,班固在《汉书》中的评价精辟而中肯:“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意思是,巴蜀地区喜欢文雅的风气,就是从文翁办学开启的。《华阳国志》描述当时的蜀地“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意思是,麒麟般的精英人才辈出,“蜀学”的品牌影响力已经堪比孔孟所在的齐鲁地区。

扬雄画像

汉代成都,贡献了扬雄、司马相如等文化大家,前者是当时全国知名大儒,被誉为“西蜀孔子”,集思想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于一体。司马相如擅长作赋,被称为“汉大赋第一人”,堪称全国最会写文章的人。才女卓文君巾帼不让须眉,与司马相如上演了一段爱情佳话——这对出自成都的CP,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熠熠生辉。

成都制造的产品影响了当时国内外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还影响了后来中国人民的信仰。作为本土宗教,道教滥觞于成都平原。道教祖师张陵,在成都鹤鸣山学道,受蜀人严君平著作《老子指归》影响,在《老子想尔注》中首次提出“道教”。青城山,成为道家第一个著名的大型道场。

扬雄《蜀都赋》中说,西汉成都城有城门18座,街巷400余条。晋代中原人左思《蜀都赋》这样歌颂三国蜀都成都:“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喧哗鼎沸,嚣尘张天”——此时其他四都,已经开始下坡路,而成都依然维持着汉代的繁荣。

沧海桑田,带走了长安洛阳的绝代风华,带走了邯郸临淄的绚烂盛世,却没有带走锦官城的丽影。临淄、邯郸的繁华掩藏在废墟中,而成都尽管也多次经历战火洗礼。但它在地层中埋了一层,再生一层,生生不息,且城址不变,名称不改。至今,原址上的它。依然以大都市的姿态,繁荣着、安逸着。

2000年前,汉代成都城中,遍布飘香的酒坊,其中有卓文君、司马相如夫妇所开。今天,成都的小酒馆,依然是网红。两千年了,岁月带不走的,只有你,成都。

宛(南阳):西汉铁都,商通四海

宛,也就是今南阳——它地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西连秦地,东接吴楚,周围的山不高不低,唐白河的水不缓不急,烘托孕育出中间安详而平稳的南阳盆地。

宛,也就是今南阳——它地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西连秦地,东接吴楚,周围的伏牛山、外方山不高不低,唐白河的水不缓不急,烘托孕育出安详而平稳的南阳盆地。

司马迁在《史记》这样描述南阳的前世: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 年),南阳郡设立,宛县为治所,汉代继续沿袭。相比洛阳、邯郸、临淄等都城级别的城市,宛的级别较低,最高只做过郡的治所,但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超越了行政级别,这有点像今日广州,非直辖市的省会,全国一线城市。

舞蹈画像石,西汉,南阳地区出土

南阳,居洛阳的正南方向,扼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上天赐予的丰富矿产、湿润气候,河流冲积的肥沃土地,让这里成为一方宜居、宜军政、宜工商的宝地。

跟邯郸一样,宛地,蕴藏丰富的铁矿,当地冶铁业的发展与前者不相上下。由于四通八达,宛也和邯郸一样,成为商贾聚集的大都。战国时期,宛属楚国,当时与邯郸、棠溪并称三大冶铁中心。《史记·货殖列传》提到了因冶铁而发家大的宛孔氏: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这段话特别指出,宛地的孔氏家族是当时富豪商人的标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富豪阶层效仿的对象。

发迹于南阳的光武帝刘秀

南阳地理的优越程度,随着时代巨变,也会发生变化。当国家政治中心不在长安和洛阳时,南阳的枢纽地位就不再那么明显。而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普及,郑州、武汉、长沙等中部城市就取代了当年的南阳。

今日南阳地位,虽不如当年那般显赫,但基础地理条件没有太大变化。未来,在越来越全面、均衡发展的中国,它一定还会扮演新的重要角色。

“五都”为什么是它们?

西汉新莽时代的五大经济中心,即五都的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南阳),有以下共同特征:

区位优越、交通枢纽

邯郸,“漳、河之闲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宛(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成都,先秦至汉,为金牛道、五尺道等驿道的交通枢纽,有学将这些道路统称“西南丝绸之路”。桓宽撰的《盐铁论》对西汉的重要城市交通位置进行了总结,其中提到了邯郸、临淄、宛、长安、洛阳等“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

商业手工业发达、富商土豪众多

《史记·货殖列传》提到洛阳人师史富可敌国,可窥视洛阳商业发达的一斑。邯郸,战国时就是最大的冶铁中心,其中有大商人郭纵以冶铁致富。成都卓文君先人也是邯郸人,也是因冶铁致富的。临淄,据《货殖列传》,临淄一带的齐人,因渔盐之利“起富数千万。”桓宽《盐铁论》称“宛、周、齐、鲁,商遍天下。”

宛,也就是南阳的大商人孔氏也是因冶铁致富。成都,秦代开始,与内地沟通增多,一直为西南地区工商都会。《汉书·货殖传》提到了成都的卓氏家族、罗裒,宛的孔家族,临淄的刀间等,都是一方富豪。

文化昌盛,引领时尚

洛阳上古有“河图洛书”品牌,文学大家有贾谊,“洛阳”之名影响了国内外,包括日本京都在内;邯郸极尽繁华,连生活方式也被视为时尚,所以有燕国人“邯郸学步”,有近两千个成语典故诞生于此;临淄战国时代就有了争鸣研讨的“稷下”学宫,市民多吹竽、蹴鞠、斗鸡者,其蹴鞠活动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足球运动记载,这种风气之盛延续至汉代不减;成都天府之地,富庶之地也盛产文豪,光是汉代的扬雄、司马相如就扬名天下;宛,地处秦、楚、中原之间,为楚文化重要发祥地,出土有全国数量最多的汉代画像石,是那个时代南阳文化的惊鸿一瞥。

没有永恒的都城,也没有永恒的一线城市。

两千年前,一线城市是长安和五都——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它们是当时的大都市,引领当时的经济、文化风潮。两千年后,今天的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或国家中心城市,正在扮演昔日长安和五都的角色。

两千年前,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加上长安,组成了一线城市阵营,它们是那个时代国家倚重、商贾聚集、人民向往的“国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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