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才是他的灵魂所在。

文| 云山

一九五一年的秋天，沈从文在四川内江，时常会独自一人站在山顶，放目远望。

目之所及，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连绵起伏的山丘。秋风瑟瑟，落木萧萧。四十九岁的沈从文，感到自己生命的衰老，人生的无可奈何，同千百年前的陈伯玉一样，生出了几分悲悯。天地悠悠，岁月苍茫。

此时，距离沈从文自杀未遂已经过去了两年。

而距离他走完寂寥的后半生，还有三十七个春秋。

沈从文的死是悄无声息的。

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再寻常不过的一个夜晚，他握着张兆和的手，说完最后一句话，“三姐，我对不起你”，就这样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寂寞的一生。

十八日，沈从文的家人在八台山给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悼词，连哀乐也不放，放的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

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没有声音。

远在异国的汉学家马悦然接到了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认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

马悦然感到一丝悲愤：“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曾公开表示，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他很有可能在那一年获得诺奖。

多年后，人们每每谈论起来，还是觉得惋惜。

然而，若把它放进沈从文漫长的一生中，大大小小数不尽的遗憾，这也不过是万中之一罢了。

在川、黔、湘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小城。两百多年前，清政府为了镇压不服从统治的苗民，派了一批士兵来镇压，才形成一个城镇。

沈从文就出生在这里。

沈从文的祖父曾任贵州提督，父亲也是行伍出身，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沈从文的原名沈岳焕，是巡抚大人取的。而沈从文出生之时，这个家族已经开始没落了。

幼年时期的沈从文，时常沉浸在山水里，天上的风筝，山中的黄鹂，林间的清泉，让他像风一样的自由生长。他如水一般的文字风格，大抵是在这时埋下的伏笔。

六岁的沈从文，开始正式上私塾，因为早就认识不少字，记忆力又好，私塾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

“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于是，他开始逃学，看山看水，捉虫听戏。在田野里穿梭，各处去看，各处去听，各处去嗅。

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被雨淋过的土窑的气味；蝙蝠的声音，黄牛临死前的叹息，黑暗中鱼冒出水面的声音，他全都记得清楚。夜晚的时候，白日里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悉数化作稀奇古怪的梦，直到二十多年后，还会把他带到空幻的宇宙中去。

逃学之后，免不了处罚。独自一人被罚跪在房中的一隅，想象却已早飞到了窗外。河中的鳜鱼，树上的果实，田里的泥鳅，天上的星河，小小的门窗关不住他那颗自由、温柔、浪漫的心。

后来，他在《从文自传》中写，他在读一本小书的同时也在读一本大书。“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

他眼前的世界很宽广了，但他知道，他需要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在一个九岁的山城孩子的记忆中，辛亥革命，就是看到砍下了这么多的人头。

衙门口的平地上，鹿角山，辕门上，云梯上，无处不是人头。昨天杀的人若没有收尸，便被野狗撕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幼小的心灵并不害怕，只是疑惑，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头砍下来。

杀戮持续了一个月。起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后来，杀人的一方似乎也不忍了，便托了本地人民所信奉的天王，让神明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私塾暂停，他便有大量的时间，一有机会便常常去城头上看对河杀头，又或者跟随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那些人临死前颓丧、绝望的眼神，他永远也忘不了。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

整个少年时代，他便是活在这样血腥、残酷的环境下，脚下踏着的土地是血，目光所见也是猩红。等到他残酷地长到十四岁，这个家族也走到了末路，姐姐早殇，父亲因组织刺杀袁世凯失败而逃亡在外，自己则被母亲送去当兵。由此，目睹了更多的杀戮。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做，我们士兵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做的。”

这些经历渗透进他的意识、情感、人格，于少年的心上留下沉痛的印记，却在日后都化作于这人世的温柔和悲悯，散落在他的文字中。

少年第一次感到忧愁。日日去河滩散步，看船来船往，水落水涨，夕阳的余晖洒落在水面上，那么和谐，又那么愁人。美丽总是愁人的，他需要一个人，来与他分享此刻的光景。他觉得寂寞。

一颗心在暴虐和残酷中浸染，却变得愈发柔软了。

二十岁，沈从文带着二十七块钱，一颗柔软的心，一身的寂寞，和满腔的诗意，来到了北京。

他在开放的京师图书馆中自学，去北大旁听，住在一间由堆煤间改造的小屋子里，考上了中法大学，却因筹不起二十八块钱的宿膳费，过了报道日期只得放弃。

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境地下，他开始拿起笔写作，却屡遭退稿。《晨报副刊》的编辑曾当众把沈从文投稿的一大摞作品连成一长段，开玩笑道：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即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

后来，在场的一人讲当时的情景告诉了沈从文，使他倍感屈辱。生存之苦闷，理想之不可得，打击他的同时，也在磨练这个少年的心志。穷极无路之际，他开始给当时有名的作家写信求助。

郁达夫收到信之后，在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冒着大雪，来到那间“窄而霉小斋”，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怜人”。得知沈从文还没有吃饭，便请他吃了一顿饭，拿出了五块钱结账，又将剩下的三块两毛几分，也留给了他。见沈从文身上单薄，郁达夫又摘下了自己的羊毛围巾送给他。临别前，他对这个郁郁不得志的青年说，好好写下去。

后来，他的作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了，又陆续获得林宰平、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赏识。徐志摩对沈从文的文章十分欣赏，说他的笔就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样的作品不是写成的，而是“想成”的。

在沈从文的笔下，你见不到咬牙切齿的愤怒、仇恨和诛伐，更多的是一种平静，似细水长流一般的隽永。他倾心于“现世光色”，常常为人生的远景而凝眸，更愿意将笔墨倾注于美好的事物中。

他说，他只想造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所以他总能看见这凡世的美，这平人的善，这人世的廖廓与苍凉，这人心的柔软与坚硬。他说自己就是永不厌倦地看一切。

但他从不你呐喊，不训斥，这是去感受，去经历，就像是一个孤独的看客。他有一双洞察世事的冷眼，一颗心却是热的，带着一种悲悯。

王德伟曾这样说沈从文：“从人世的暴虐和愚行中重觅生命的肯定。”他因亲眼目睹这人世的暴虐与残酷，深知温柔与善意的可贵，于是便有了他笔下的湘西。

穷极一生，沈从文都只是带着一种永恒的乡愁，在寻找着精神的家园。

他写湘西，写故乡，写故乡的人，建一处桃源。

在这里，山是美的，水是美的，人也是美的。翠翠、爷爷、滩送、天保、顺顺、夭夭、三三，都是极好的人。一条河、一座城、一叶扁舟，皆是实指。在这个风土中，徐徐展开的故事，也有了散文般的质感，仿佛是在忆旧。然而终究是梦，梦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因这距离，又添了几分美。

有了沈从文，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湘西。她不在这纷繁的人世，她在别处，在纸上，在他的梦里。

四十岁时他还说，写湘西，就是要写出人类最高品德的颂歌。

三十年代的那次返乡，坐在船上看水，山头夕阳感动他，水底各色圆石也感动他，他给妻子写信：

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他说，生命是一种太脆薄的东西，并不必一朵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因此，他才觉得热情的可贵。

梦里是宁静、美好、祥和，而现实却是战争、血腥、杀戮。

他大抵也深知那是梦，所以平静的叙述中总是带着着淡淡的哀愁。他一面在文字里讲故事，缓慢、低沉，微笑的叙述中夹杂着悲哀，一面看着自己梦中的家园正留不住的褪色、远去、飘渺了。而他拼死也要把最后的美感留下来。

可是，一个人如何去抵抗一个时代？

时代的剧烈动荡中，长期的自我挣扎终于让他陷入了精神的困境。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沈从文开始“精神失常”，至三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沈从文喝掉了家中用来照明的煤油，划破脖颈和手腕。

这场自杀因妻子和堂弟及时回家发现，将其送进医院抢救，而没有成功。

在他自杀获救后缓慢恢复的那段日子里，他时常会呼唤翠翠：“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

这个他笔下的女孩，成了他最后的精神稻草。

时光流转，岁月变幻，倏忽间已到了八十年代。沈从文已经八十多岁了，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作家，已经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了。

他的后半生，寂寥、苍凉，却也渐渐归于平和。因终于明白“生命之隔绝，理解之无可望”，他终于和自己达成和解。

后半生，他被迫离开心心念念的文学，转而把身心投向文物研究，除了当时文艺界的批判，开明书店通知他，因为他的作品均已过时，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均已销毁，也是致命的一击。

毛泽东曾鼓励他继续创作，他也曾雄心勃勃地去井冈山住了三个月，要写一篇关于共产党员的长篇小说，最终却铩羽而归。

向来擅长书写“个人”的沈从文，“人民”这个被高度偶像化的词，让他无所适从。他后来也曾感慨，并不知道需要他写作的“人民”在哪里。

他也写过一篇关于炊事员的短篇小说叫《老同志》，可这可以是当时任何一个作者的作品，却不是那个写《边城》的沈从文。

在革命大学改造时，某天，他坐在一座灰楼房墙下，已是黄昏，天云如焚如烧，他却像是回到了三十年前在军营中的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那时，他已搁笔近两年了。

“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

他甚至对他的大哥说，把家中的作品也烧掉，免得误人子弟。

那段时间，他常常躺在床上听贝多芬，觉人生悲悯。

“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

到了晚年，他变得极易流泪。

听戏流泪，听音乐流泪，收到妻子的第一封信也流泪，瑞典作家汉森来拜访他，说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

“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沈从文接话道，就在这时，他的泪落下来。

被安排扫厕所，被多次抄家，家人的不理解和埋怨，朋友的背叛，甚至是他曾提携过的青年，也写大字报批判他。年岁渐大，坎坷渐多，一颗心却愈发柔软起来。

然而，这风雨飘摇的人生，他终究还是能觅得一处细小的角落，获得生命的皈依。

住的屋子漏雨积水，每逢暴雨，要用盆盛了往外倒。他便在日记里写道：“九月十八日，阴雨袭人，房中反潮，行动如在泥泞中。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各不相妨，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亦人生难得乐事。”

黄永玉对他说：“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

“懂得的就值得！”他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轻声回答。

苦难在他的身上留下印记，却无法掌控他的人生。

生命中最后那几年，他的书终于可以再出版了，收到《沈从文文集》的九千元稿费，他又添了一千元凑足一万，捐赠给了家乡的小学。

被邀请去美国大学演讲，他一半讲文学，只局限于二十年代；一半讲文物，讲中国服饰。他也知道，听众更想听他那段曲折的经历，他却缄口不言。

他还是爱这个世界，对人世总还是抱着一丝温暖的期望。这结实的世界丰盈了他的灵魂。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平凡生命以柔软的方式展现出坚韧，怀着悲悯和庄严，是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这条长河最深沉的爱。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晚，这个温柔、浪漫、诗意的人啊，要与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家人将他葬在了听涛山下，面对沱江流水。他的骨灰，一般洒入江中，一半埋入泥土。墓碑是一块大石头，简朴、宁静，正面刻着沈从文的手迹：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背面是张充和撰书：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最后，沈从文回到了他爱的山，爱的水里。

此后，便可日日听着流水潺潺淌过的声音，山中黄鹂的鸣叫，雨丝落在青草上的窸窣。

就像回到幼年，逃了学，去各处看，各处听，各处嗅。夜晚回到家中，再做一个稀奇古怪的梦，把他带到空幻的宇宙中去。

部分参考资料：

沈从文：《从文自传》

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

理想国imaginist：《沈从文的后半生：总而言之不醒》

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怀念从文表叔》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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