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总在喊环境不给女性当导演的机会，但有时我在台上听到一些女孩子说，我想当导演，我真觉得，如果你比较娇气，可能没戏。这件事（当导演）很苦。我很怀疑是不是会有那么多女生愿意从头干到尾。」

采访、撰文：草草二

图片：受访者提供

「我不要当女导演，压力太大了」

欢庆派对那晚，张紫薇喝醉了，室友申迪还在有条不紊地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就在两三个小时前，这两位同为94年生人的年轻女导演成为了第三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最受关注的新人导演。申迪的长片项目《好生意》获得两项特别奖，张紫薇的《北鲵额吉》则收获了山一创投会的十万元现金奖。

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是国家电影局批复的唯一一个国际女性电影展，2017年在成都举办第一届。按电影节研究学者蒂娜·艾欧达诺娃的说法，「女性电影节」是一种处境较为尴尬的主题影展，它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在电影节的版图中，我们很难第一时间准确地找出女性电影节有哪些。

「性别平等是一个远未能实现的目标，在电影行业更是如此。」蒂娜说。

在男女平权运动走在前列的瑞典，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男女比例其实很理想——女性所占比例和男性几乎持平。但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只剩下不到20%的女性会选择继续从事导演这一行业。她们当中更多的人会选择从事剪辑和编剧。「很多人会说，她们不要当女导演，压力太大了。」蒂娜说。

「电影行业是一个需要很多资源的行业。」第一部片子完成之后，还有第二部、第三部……后续的拍摄所需的投资、片子完成后如何发行都是需要支持的。「有的人第一、二、三部电影完了之后，可能就走不下去，你要有持续的资源例如人脉来支撑你走下去。」蒂娜说。

90年代入行，现已身为知名制片人的耐安不赞成这种说法，认为「这不是行业的问题」。她觉得，从女性导演创作的大环境来说，现在早已比当年她入行时要好很多。

「做女导演，还没有面临过什么困境，也许是我没在北京吧。」申迪笑说。在北京，影视圈的各种人际交往更为频繁，「更嘈杂，影响判断。」习惯了安静的申迪就呆在大连，一到两个月去一次北京谈业务。

「我周围的女性创作者，前期准备很难，坚持住也很难，会碰到很多和创作无关的事情，除了找钱，还要找团队。」还没找到合拍制片人的张紫薇说。

对她们来说，女性的身份在创作之路中尚未形成一个问题，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电影是一门团队协作完成的艺术，但许多新人导演往往只能孤身作战。

电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影展第四天晚上，山一在成都某酒店的负一层，举行了第三届山一创投会路演。328个报名项目中，只有10个能够最终入围。十位新人导演要在三位评委、六十家影视公司代表前介绍自己正在筹备的第一部长片。

评委梅峰、沈暘、王庆锵会根据电影项目的艺术性以及对女性议题的反思表达进行评选，最终选出二个现金奖和三个非现金奖。他们还会从剧本、制作、审查等多个方面给选手提供意见。

张紫薇的《北鲵额吉》打动了评委沈暘。《北鲵额吉》是张紫薇大三时写的剧本，直到创投会当天，剧本还在修改。最终，《北鲵额吉》获得山一创投会大奖，拿到了拍片需要的钱。

《北鲵额吉》讲述了新疆一位老人独自守护濒危物种北鲵的故事。为了准确描述西北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张紫薇前后七次去往离家二百多公里的新疆温泉县，与故事的主人公合住。温泉县位于新疆西北部，是全中国能看到日落最远的地方，年平均气温只有3.7度，冬天异常寒冷。与老人合住时，张紫薇每天都吃淀粉类食物，呕吐、便秘带来极度的生理不适。但在反复体验的过程中，张紫薇逐渐体会到这个地方的「某种东西正在慢慢消失或被替代。」

张紫薇在温泉县

张紫薇对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充满自信，但她对如何把故事拍成电影有顾虑。2019年9月，她练手拍了一部有关哈萨克族小孩的短片，找来大学同学胡晨担任摄影，不到七天，就烧完自己攒了大半年的钱，片子出来后，她对自己的视听技法感到满意。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电影完成之后该怎么发行？这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多数新人导演、制片人在制作完电影后，会选择参加电影节，这是一条比较便捷的通道，但问题是——「他们经常给我列了一个大单子，里面全是各种电影节，有A类的也有B类的。一不注意，就容易把世界首映给到一个糟糕的电影节。」视幻文化的创始人柳莺说。

申迪同样缺少一个制片人。考虑一个片子的预算是「五百万，还是一千万」往往不是一个导演所擅长的。在创投会上，没有制片人的申迪开玩笑式地将宣讲PPT上写的500万预算改成1600万。所幸，拍摄《动物凶猛》时，申迪的妈妈还可以临时扮演她的「制片人」。

《动物凶猛》拍摄于申迪的家乡大连庄河，出生于此的母亲对找场地、找群演、找道具更有「经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片子的外联制片人，只是直到整个片子忙完，妈妈也没弄懂什么是「制片」。

片子里的村民、开拖拉机的大爷、负责红白喜事的乐队等，都是申迪母亲帮找的。丨《动物凶猛》截帧

《动物凶猛》获得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电影基石单元二等奖。去戛纳前，申迪列出了很长的待看片单，每天的任务不是去和投资方、制片方打交道、参加聚会，而是去电影宫换电影票，带着自己的「制片人」妈妈去看电影。观看戈达尔的新片《影像之书》时，妈妈不到半小时就睡着了，「她完全看不懂。」

同为青年女导演的竹原青，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星溪的三次奇遇》（以下简称《星溪》），并入选多个国际知名电影节，此行是作为山一影展的嘉宾向观众分享经验，但她认为自己的经历「并不值得借鉴」。竹原青的创作团队算得上是学院派里的明星阵容。摄影师是北电资深老师朱津京，艺术指导是北电文学系副教授梅峰，监制是中戏教授徐枫。看似强大的团队，实际到拍摄上，竹原青揽下了包括敲字幕的多数「脏」活。

「我有时候真觉得这个工作比较适合男生，它很大程度上是体力工作。你的情绪和体力都需要特别稳定。你没法在方方面面都平等，这是一些硬性条件，对拍电影很重要，因为拍电影不像画画或者写东西，你一个人能完成，它是集体创作，你如果状态不好，身体虚弱，情绪不稳定，要一百多个人等你，就很可怕。」竹原青说。

「大家总在喊环境不给女性当导演的机会，但有时我在台上听到一些女孩子说，我想当导演，我真觉得，如果你比较娇气，可能没戏。你也许只是嘴上说想，但你根本承担不了那个压力，太可怕了。这件事（当导演）很苦。我很怀疑是不是会有那么多女生愿意从头干到尾。」

「导演纯粹在鬼扯」

《星溪》在国内放映时，竹原青崩溃过两次。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星溪》大获好评，现场还有两个小观众还因为这部电影没有获奖而落泪。然而，回到国内平遥影展，《星溪》口碑遭遇了断崖式滑坡。「放过侯麦吧」「别自称致敬侯麦了」，竹原青看着豆瓣上一条条刺眼的评论哭了。并不是因为被打低分，而是她没想对标自己的偶像侯麦。甚至，这部电影一开始根本与侯麦无关。

「在故事的发生地亚罗士打，我遇到了马来西亚的投资人，他想给家乡拍短片，后来聊着聊着就成了长片，我就想拍一个中国女生到异国旅行发生的故事。」竹原青说。

「所以你不是一开始就准备拍侯麦式的电影？」

「真不是。甚至片中的男主演、侯麦御用演员帕斯卡尔·格雷戈里都是中戏的徐枫老师帮找的。」

这种误解被逐步放大，甚至成了被打低分的主要理由。发行方视幻文化认为，「是宣传策略出现了问题，对国外观众来说，他们不会排斥给电影贴上大师的标签，但在国内，就容易激起观众的不满。」视幻文化代理的另一部电影《漫游》也因贴上来阿彼察邦的标签遭遇到了类似的状况。

阿彼察邦的御用团队负责《漫游》的后期，无形中使得观众形成了对「阿彼察邦式影片」的期待。丨《漫游》剧照

竹原青的第二次崩溃是在《星溪》被邀请去北京电影学院标准放映厅放映时。这个被北电学子们称作「标放」的地方，是北电最大、最具有仪式性的放映厅。登上「标放」的本校学生，也被赋予了「学有所成」的潜在含义。然而这种荣誉却演化成了不安和焦虑：竹原青的父母是电影学院的教授，《星溪》的艺术指导又是北电文学系副教授梅峰，万一失败，要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师和同学？

竹原青的担心应验了。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的最差作品。」有人开始中途离场，批评声不断袭来。就连竹原青的父母也不喜欢这部电影。「虽然我是学院派出身，但我并不觉得会受到北电老师的喜爱，反而是国外的观众会更支持我。」竹原青说。

陷入相同困境的还有申迪。在《动物凶猛》的豆瓣页面，存在着类似的低分短评。

「看不懂，导演想表达个啥？」

「导演纯粹在鬼扯。」

面对这种恶评，申迪的反应令人意外：「我觉得他们说得对。」申迪深知《动物凶猛》存在不足，她并不惧怕观众挑出影片的问题。但「如果他们说到我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我会害怕。」

《动物凶猛》讲述了一个加纳女孩乌玛意外怀孕，前往中国东北寻夫的故事。影片充满阴冷、荒诞的基调，这似乎给很多观众设置了一道门槛。申迪没有考虑过拍摄手法是否符合学院派，她喜欢这种主题和表达，「我感兴趣的是错位感」，这种错位感也体现在《好生意》里：在中国县级市义乌涌动着5万中东商人。如果把申迪和竹原青视为影视专业的科班生，那么不寻常的地方就在于，她们在自己的处女作中使用了非学院派式的表达方法，以极其私人、甚至粗粝的方式创作自己的影像。

如今的年轻导演或许也可以被分为这样的两种类型：「学院派」和「非学院派」。这里的「学院派」并不是指专业院校出身的人，而是特指使用学院派式表达方法的人。「学院派」在大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和商业、市场、类型套路等关键词挂钩上。而「非学院派」，在毕赣之后，似乎对写实主义产生了反叛，开始自发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电影美学，典型的就有胡波导演的《大象席地而坐》。他们拥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小众、不被理解的困境。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敢想敢为」积蓄出了强大的创作欲，但这种「敢」在很多人眼里成为了「任性」，甚至「妄为」。

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年轻导演身上。「我觉得这些年轻导演是对上一代的创作有反思和自觉，会自发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美学。」代理过多部类似电影的柳莺说。

其实早在竹原青的学生短片《人型容器》里就已经表现出对电影工业的质疑。在片中，竹原青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我不愁吃喝，生活平淡，编不出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你觉得学院派这种作品会变成批量生产吗？」

「就是没啥可拍，就是无病呻吟。」

「我尽量保持纯粹」

三年前，申迪正在负责一个拥有顶级大咖的综艺节目。但她突然决定不做综艺了。「编剧写一个90分的台本，经过层层审批，拿到现场只剩30分」，综艺节目的编剧是没有姓名和权力的，综艺节目片尾的演职人员表滑动速度快到根本无法看清一个人的姓名。「这是一件非常没有成就感的事情。」申迪说。

从创投会回家的路上，申迪一直在想，「自己是否要进入电影工业？」，《动物凶猛》是一部反商业的短片，而《好生意》希望往商业靠拢，对申迪来说，现阶段的创作需要增加商业性，但她还没有决定是否要进入电影工业。「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电影工业方面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回到家的张紫薇，开始闭关写剧本。此刻她的手上有一份网剧剧本，改了无数次的《北鲵额吉》的剧本，以及自己拍摄的关于哈萨克小孩的短片剧本——她想要扩充成长片。在证明了自己写电影剧本的能力后，她坚定了转型电影导演的想法，「电影创作对我来说，更有冲动。」

平遥影展对竹原青来说并非完全失败。法国著名的电影媒体《电影手册》、《解放报》等表达了对《星溪》的喜爱，这让柳莺看到了机会，她赶紧给南特等欧洲电影节、法国发行商写邮件，说《电影手册》等法国媒体很喜欢《星溪》。很快，《星溪》就卖出去了，并入围南特三大洲电影节。

竹原青不会忘记那个场面，南特电影节主席和观众看完电影后，全场起立鼓掌，之后又趁势连放三场。闭幕式的颁奖典礼上，竹原青因疲惫睡着了，当颁奖人念出《星溪》获奖消息时，「 我懵了，莫名其妙地就上台了。」刚睡醒的她隐形眼镜还掉了一只。竹原青在感谢词里提到了一个奇遇时刻：在颁奖开始前，她沿着南特著名的「绿线」，走到了卢瓦尔河河边，像侯麦电影《绿光》一般，绿线在河面上形成了一道绿光。在经历了国内影展的崩溃后，这个奖对她来说宛如「绿光」。

「之后你会不会有意识地为了电影节而拍片？」我问。

「我尽量保持纯粹。」竹原青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