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来的实践历程既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特色。

一、辩证地实施两大悖论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成长壮大的关键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成的“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矛盾对立，必然使得曾经是人类社会发展“新时代”来临重要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而被更高的新文明类型即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所取代。

但正如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方法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那样，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广大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存在，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提供了广阔空间，并日益形成了“资本积累”主要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应的“贫困积累”则被转移到边缘落后国家的全球不对称积累结构。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重心必将实现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边缘落后国家的历史性转移。对于通过革命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和地区而言，其如何在与国际资本同生共长的世界体系中克服资本扩张悖论、追求经济正义进而实现民富国强，则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当然，上述境遇也使得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经历两大悖论式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尽快积累起可与强大的国际资本力量初步抗衡的物质力量，避免自己在根本上重新陷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最终承担者的境地；另一方面，则又必须努力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毫无疑问，这两方面在形式逻辑上是相悖的。而如何破解这一形式逻辑矛盾，辩证地实施这两大悖论式发展，就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成长壮大的关键，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当代创新的内在要求。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科学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演进，通过下述几大本质关联、内在贯通的历史阶段得到了鲜活展现。

首先，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为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出场奠定了前提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暂的调整，中国共产党就通过“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快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转换。实事求是地讲，促成这一转换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倘若根据东方落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践行社会主义所应具有的核心内容来看，通过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权力来配置全社会资源的发展体制，确实有利于后进国家自觉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建立起本国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从而使新中国在快速补上落下的两次工业革命课后，初步具备了可以与强大国际资本力量相抗衡的社会主义物质力量。中国人民从此在世界体系中真正站了起来。

其次，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有效破解了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践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如何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使人民“富起来”，成为新的时代之问。总的看来，在国际体系中践行社会主义的应有自觉，使得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囿于先走一步的苏联模式，而是始终十分重视总结既有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并不断探索创新。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之初的反省，就已经深入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制度和理论的最基本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前所未有的重大论断。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和创新，真正使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在国际体系中具备了引导驾驭资本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服务的能力。新中国在继站起来之后，也使广大人民富了起来。

再次，通过在直面伟大斗争中生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境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言, “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但由于当下的资本全球积累格局在总体上并没有超越垄断资本主义的框架和阶段，再加上发展前行中存在的“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深入推进中日渐遭遇到了许多具有新时期特点的矛盾挑战。因此，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既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在国际体系中进一步实现由大变强、由富转强的伟大历史转折，同样也与科学社会主义能否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持续深入发展有着深度关联。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内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全面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含的克服资本悖论、追求经济正义进而实现民富国强的实践要求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做实做好，对外则在研判把握全球政治经济学逻辑节律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决难题、办成大事中迎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

三、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演进历程而得到的几点启示

(1)必须认识到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特色的探索史。

(2)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探索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程中的始基性作用。这一时期不仅“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3)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后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鲜活展现。绝非如英国“证伪主义”者卡尔·波普尔所言的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证伪。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内在关联、本质贯通。

(4)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攻坚克难中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