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以后无中华?你吃的这种食物,延续了整个民族的血脉

作者 | 罗格

10月14日下午,在时隔23年后,中国再次发表粮食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04年以来,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2019年粮食产量有望连续第五年超过1.3万亿斤;口粮实现完全自给,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目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斤左右,比1996年的414公斤增长了14%,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209公斤增长了12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1279年二月初六清晨,南国的晨雾还没散尽,崖山水道北侧的元军利用退潮,发动了对宋军的突袭,到中午时,北面宋军阵脚已乱;午时,崖山水道南侧的元军又趁着涨潮发起突击,南北受敌的宋军在最后的意志支持下,从从黎明战斗到黄昏,终于陷于溃乱。

7岁的赵昺乘坐的帝舟,已绝无可能突围。陆秀夫等不到张世杰的接应,失去了最终的战斗意志,对小皇帝说:“事已至此,陛下应该为国捐躯,不要自取其辱。”话毕,陆秀夫背着赵昺跳入大海。次日,崖山海面上漂浮起着十万军民的遗体。

数百年后,这一场血战被引为“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的标志。后世的侵略者甚至于宣扬,这场海战标志着古典意义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

他们却未曾想到,有一样东西,不仅让这个民族吃饱肚子延续命脉,还让华夏跃进了一个新的文明纪元。

赵匡胤的难题——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如果那些身处长安华丽都城中的统治者,能够知道千百年前在西域以西的土地上发生的事,他们或许会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恐惧。

公元前323年,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沦陷-复国之后,巴比伦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死去,他的将军们瓜分了他的帝国,数十年战火纷争彻底掏空了巴比伦城。一块年份为公元前275年的泥板记载:巴比伦的居民被运送到了塞琉西亚。到公元前141年帕提亚帝国接管这片地区时,巴比伦城已经彻底荒芜、无人知晓了。

当我们回望中土时,又会发现,这一幕和“城春草木深”的长安何其相似。无论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还是在尼罗河流域,或是九曲黄河沿岸,人们驯化小麦、种植小麦,并在它的脚边建立起恢弘的文明,最终又在小麦文明的巅峰中下坠(详见《历史书不会告诉你,唐王朝的兴和衰,都是因为小麦?》),中原帝国的统治者们在战乱中放弃长安的时候,黄河文明陷入奄奄一息中。

而端坐在汴梁都城里的前洛阳市民、现帝国首脑赵匡胤,显然一直处于内心的纠结中:

举目北望,燕云失地未复,太行山以东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骑兵南下三天即可饮马黄河,兵临东京(汴梁)城下;如能还都长安,恢复汉唐威仪当然更好,倘若定都西京(洛阳),尚且也有险可守。然而,当目光投向向西面,他心仪的关中大地,经历唐末五代残破不堪。集结在东京的20万禁军要有粮,他只能将战争的动力寄托于江南。米粮若从扬州起帆,沿着通济渠即可抵达汴梁,如要再往西去洛阳,此时的汴渠已坏,并无力支撑陆运的损耗。此时伪汉未平,定都汴梁,作为战略上的进攻出发阵地,从而环视南、北、西向的敌人,就算性价比最高的战略选择。

大运河

976年的四月,在带着部众回洛阳祭祖的路上,他还是念叨了一句:“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然而,弟弟的一句“在德不在险”,让他最终搁置了自己的纠结(《续资治通鉴长编》),却让赵宋官家从此陷入了长达300年的纠结。

六个月后,赵匡胤崩。次年七月,江南平定后,来自南方的大米,以数百万石的规模,通过漕运运抵京师。

也就在这个月,永丰仓的持量官张遇等八人,受赇为奸,被悉数斩杀(《续资治通鉴长编》)。大宋的新官家赵光义深知,来自南方的米粮,已经是帝国赖以征伐和生存的命脉,如此,他才能率领殿前禁军,倾力北伐。

赵恒的小确幸——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

1005年的春节元旦,官家赵恒是在战争与和平变换的侥幸中度过的。在崇德殿忧虑北地的时候,他终于切身感受到了先太祖皇帝的纠结。此时,距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的谶言,还只过去了不到30年。

就在前一年的岁末,他在寇准的劝谏下,御驾澶州督战,这无异于“天子守国门”。在战争的胶着中,他同意了与辽订立和约,每年输辽以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25年了,自雍熙北伐后,边境上终于迎来了一线和平的曙光。他必须找到保卫和平的路径:

官家要有钱!官家要有粮!

这年正月,他就“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令有司市耕牛给之;并取淮、楚间踏犁式颁之河朔”(《宋史·卷七》);次年二月,朝廷的转运正副使及知州皆加劝农使衔;这一年,江、淮漕运输往京师的大米,以六百万石为岁额。

到1010年的正月,帝国的粮簿与运河上的景象,已经大为不同。赵恒翻阅唐朝的《元和国计簿》时,三司使丁谓进日:“唐朝江、淮岁运米四十万至长安,今乃五百余万,府库充足,仓库盈衍。”

也正因此,当江南粮仓出现一丝波动,这种忧虑就让官家陷入惶恐。1012年,帝国的粮仓江、淮、两浙等三路出现了旱情,“水田不登”。焦灼之下,福建上报,一种名为“占城”的小禾谷,“粒小谷无芒,不问肥瘠皆可种”,有耐旱的突出特点。而且,占城稻生长期也较短。

2017年,贵州,梯田

帝国的农业部门高速运转起来,农业使赶往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等三路,命令农民选“田之高仰者种之”,并总结了占城稻的种法,交付给三路转运使,“揭榜谕民”。据估算,这些稻种大约要推广到100万亩稻田中。

而在官家脚下,赵恒特意留下了一些占城稻种,亲自在玉宸殿种下,和近臣观察占城稻的种植情况,等到收割后,还在朝堂之上和百官共议推广之事(《宋史》)。有趣的是,在278年前,帝国的主人李隆基,在位于长安的皇家花圃中种下的,则是冬小麦——至此,华夏民族的命脉,在赵宋官家的花圃中,完成了又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交接仪式。

占城稻以及由占城稻选育出的各种优良稻种,最终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甚至整个长江流域的主流稻种。在帝国高效的农业体系推动下,这种引种自占城(越南)、发轫在福建的早籼稻种,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在江南西路,担任安抚制置使的李纲报告:“本司管下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占米。”而生长期短的占城稻,也让大面积的 一年两熟耕作制度得以推广,在湖北荆门,官员陆九渊报告:“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占早米,晚田种晚大禾。”

宋代·耕获图

水稻种得多,意味着吃米饭也吃得多。《三朝北盟会编》中甚至还记载了一件近乎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当宋军北伐时:“遗弃粟米如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

生长期快的稻种推广,不仅晚种大禾,还使得麦作在南方得以推广,今天苏杭的面食习惯,也与此时人口和作物的“东南飞”有着密切的关系。粮食产量、土地利用率持续提高,让帝国的人口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到靖康之乱迁徙的宣和六年(1124年)增至12600万,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的第一次破亿。也正是由此,赵宋官家才能气定神闲地应对岁币,也才有了宋代《清明上河图》式的繁荣。

华夏民族的延续——命脉、血脉和文脉

事实上,占城稻并不仅仅是影响了有宋一代统治的繁荣,作物的变迁还在此时影响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劳作、生活和发展。

宋室南迁后,稻米在主粮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宋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3年),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水稻品种志《禾谱》,共计收录水稻品种不下50个。

即便是崖山之战后赵宋殒没,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也渐渐意识到,要适应中原农耕经济的生产规律。《农桑图》、《耕织图》等表现农业生产的绘画,在元代朝野得到了很好地刊印和推广,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劝课农桑之功效。对于南方稻作的推广,在元代并没有没落,而是进一步成型。

宋代·耕织图

宋元两代稻作的广泛推广,让原本火耕水耨便被精耕细作所代替,包括以耕、耙、耖为主体的水田整地技术,以育秧移栽为主体的播种技术和以耘田、烤田为主的田间管理技术。农具“耖”的出现,标志着南方水田整地技术的形成,宋代出现的秧马则是专门为拔秧而设计制造出来的农具,插秧技术至少在元代已经定型并一直沿用至今;除手耘之外,元代出现了足耘,宋元时期所用的耘田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秧马图

自占城稻在南方的推广始,不管是主粮结构、耕作方法、烹饪形式,中国人吃粮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中古向近世的转型。从另一个角度说,华夏民族自黄土高原一路向南发展,其命脉随着粟—小麦—水稻的作物变化,至此完成了从黄河文明向长江文明的转移,延续了民族的血脉。

不仅如此,随着宋真宗以降南方水稻主粮的不断增收,“耕读并举”成了南方人民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至宋仁宗朝,各科进士榜的人数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同时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科举,从此,“耕读并举”成为古人日常生活的普遍状态,“耕读传家”遂作为被社会推崇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哪怕是游牧民族统治的元代,也不得不重新开科取士。

经济实力的充裕、光耀门楣的理念,也进一步促使中国基层乡村形成一定实力的经济体,有动力也有能力保障农耕子弟的读书学习。自宋元始、及至明清,“耕读传家”也让华夏民族的“文脉”得以传承不断,不同于其他文明古国,从未湮灭于世界。

诚然,硬币的另一面是,随着南方垦荒的增加、稻作日渐普及、南稻北麦的主粮布局成形,全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国内统一市场成为巨无霸,农业税收足以维持帝国统治的运转,重农抑商重新回归主流,华夏民族也逐渐放慢了对外扩张的步伐,从此步入了800年稳定的发展周期。

2019年,浙江湖州,水稻

以那粒小小的占城稻种为代表的籼稻,对我们饭碗的影响,也一直持续到今日。2016年,南京六合区水稻种植面积43.83万亩,其中粳稻22.19万亩,籼稻21.64万亩,粳稻种植面积才首次超过了籼稻。“籼改粳”,或许也是这个民族又一次步入繁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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