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 《宁夏夫妻各放10天共同育儿假》的新闻引发热议，起因是刚刚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权益保障条例》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0至3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10天共同育儿假。

有网友戏称该条例为中国“丧偶式育儿的克星”——国家喊爸爸回家带娃，但不少身负育儿压力的妈妈们却对此并不乐观，指出自己配偶在育儿问题上早已习惯了当甩手掌柜的，其丧偶式育儿的观念更已深入生活，而自己一手包揽孩子大小事物的现状又岂是这短短10天假期可以解决的难题。

那么，引发公众讨论丧偶式育儿话语究竟源自何处？具体涉及怎样的讨论？又缘何成为现代中国家庭的抚育之痛呢？为此，我们专门搜集了学术文献、大众报刊、新闻报道以及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讨论中有关丧偶式育儿的文本素材并进行了分析，试图追溯该话语的起源、发展和词义内涵流变的过程。

从定义上看，丧偶式育儿是指在育儿过程中由于父亲角色的显著缺失而由母亲承担主要养育责任的育儿方式，其意在突出虽然家庭中婚姻关系存续，但父亲却很少参与日常育儿工作。因其准确地迎合了中国女性对父职长期缺席的不满，加之话语本身辛辣的表述方式以及互联网对具有眼球效应信息的快速传播，丧偶式育儿很快成为中国在反思教养母职化现象时的重要议题。

从话语的起源来看，丧偶式育儿一说最早出自何处虽难以考证，但通过文献检索发现，该表述的出现与更早被提出的反思父职缺席的概念——“假性单亲妈妈”密切相关。

“假性单亲妈妈”出自2008年中国台湾女作家陈安仪发布于其个人专栏中的网络文章。作者将其定义为：“老公工作很忙、很晚回家、一天跟孩子说不到两句话，或是根本早出晚归、见不到孩子的面”。并强调“比起真正的单亲妈妈，“假性单亲妈妈”的唯一差別是在晚上有个人睡在旁边，家里的账单有人支付”。该词汇自被提出起就在网络上引起诸多讨论，不少女性在认同自身的“假性单亲妈妈”身份的基础上表达了对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缺席状态的不满，这也为丧偶式育儿话语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时至2016年，有关丧偶式育儿的说法开始在网络上出现，而在最初的讨论中，丧偶式育儿的教养方式与妈妈的“假性单亲身份”常常被同时提起。与“假性单亲妈妈”相似，丧偶式育儿一说亦以女性“调侃婚姻状态”的表述方式着力突出由于父亲缺席所导致的母亲独自承担育儿重任的现状，但凭借更加犀利的用词与互联网的快速传播，丧偶式育儿自出现起就引发了公众更加热烈地讨论，并很快取代了此前“假性单亲妈妈”的表述，开始成为批判父职缺席的最新流行话语。

从话题内容来看，丧偶式育儿的早期讨论主要集中在家庭的教养困境——“育儿难”之上。相关论述多以母亲的个人经验为主，参与讨论的人群也主要是已生育女性，母婴论坛与育儿博客则是相关讨论开展的主要阵地。

在这些讨论中，批判父亲与母亲之间不合理的家庭劳动分工成为公众参与该话题的重要出发点，父亲缺席育儿给女性造成的身心压力则是话题讨论的核心。在诉苦式的表述方式下，“隐形爸爸”、“影子爸爸”、“爸爸去哪了”开始成为女性控诉的目标。

我们发现，在众多网络文章与纸质媒体报道中，作者经常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分享碎片化的育儿甘苦谈，细数女性在育儿实践中的诸多心酸往事并表达对丈夫忽视家庭生活的失望。而为了突出父职缺席的消极后果，有关父亲参与不足会对儿童成长发育造成严重消极影响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在此过程中，专家话语也开始取代女性个体经验话语成为挞伐父职缺席现象的主力。大批儿童教育专家、儿童心理专家等利用学术理论与调查数据从多角度分析了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心智、情感、体质发育状况的负面影响。如果说此前来自女性群体的讨论还尚属发发牢骚、吐吐苦水，那么相关专家的加入则让这一讨论多了权威上的合理性——有关丧偶式育儿的讨论凭借入微的个体经验与有力的专家话语支持迅速成为引发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时至2017年、“全面两孩”政策放开一年后，有关丧偶式育儿讨论的主题和对象都有所泛化，并开始超越此前的个体化经验描述、逐渐发酵为一种能反映中国当下家庭养育难题与性别困境的社会性问题。

彼时，由于多地新出生人口未达到预期水平，持续的生育率低下开始成为公众讨论丧偶式育儿的重要社会背景。而在生育政策变动的国家话语影响下，丧偶式育儿所带来的沉重的育儿压力则被认为是影响女性婚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女性对男性缺席儿童教养的不满也被认为极易转化为她们对婚姻生活的失望，并与“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守寡式婚姻”被并称为中国女性的四大不幸，公众对该话题的讨论也从早期的亲子关系扩展至两性关系中，相关内容不再局限于母亲对儿童抚育责任无人分担的忧虑，而是开始走向女性对婚姻价值与两性气质差异的性别焦虑。

例如对自身婚姻品质的质疑，对该教养方式下儿童男性气质缺乏的担忧等等。在反思、批判父职与母职分工不均的同时，旧有两性关系也随之成为新的批判对象：幸福婚姻的模式不应只是“男主外，女主内”、“你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辛苦带娃”，而是夫妻共同分担家庭内外的辛劳与压力。

这种变化同时也引发了话题讨论参与者的扩展，在2017年9月新浪微博发起的丧偶式育儿话题讨论中，大批未婚或未生育女性开始成为参与话题讨论的重要力量，讨论者不仅关注女性的具体育儿经验，还关注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整体感受，并将其视为影响自身婚育决策的重要因素。由此，分享育儿的艰辛经验不再是公众讨论该话题时的唯一内容，不少未婚育女性都将丈夫能否积极参与育儿设定为判断婚姻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准，并据此表达了对未来婚姻及育儿生活的担忧或规划。丧偶式育儿也开始成为事关中国女性婚育意愿的综合性批判话语。

而面对丧偶式育儿讨论给个人生活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困境，如何改善丧偶式育儿给个体、家庭与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如何提升父亲在儿童抚育中的参与程度也开始成为全新的讨论重心。

在此过程中，专家话语与消费话语迅速成为讨论的核心力量。育儿专家给女性提出了诸多解决个体抚育困境的方法，并强调以母亲为中心来发挥各种家庭内的沟通、协商技巧以推动父亲的育儿参与。

而在将解决丧偶式育儿问题责任引向女性自身的同时，消费话语也趁虚而入，相关育儿书籍、网络课程、儿童亲子游乐项目、月子中心的广告软文开始在相关讨论中大量出现，并被视为能够帮助女性摆脱丧偶式育儿的“有效路径”。于是，一些荒诞建议开始出现：要想老公从“育儿渣队友”变身“超级爸爸”，妈妈得先提高情商，最好通读某心理学、教育学、两性关系、家庭生活宝典，成为一个八面玲珑的调教者；实在教不好老公又想过好日子？那您就只能花钱了，动辄数万元月薪的金牌月嫂、育儿嫂，几万乃至十几万的月子中心，各种昂贵的全自动进口家电似乎成了女性缓解丧偶式育儿的最后稻草；如果连这些消费都承担不起，很遗憾，您就只能继续痛苦下去了。

在专家妈妈、明星妈妈的大力推荐下，解决父职困境的责任被重归于母亲的个人努力与消费行为，并形成了一个看似在解决问题实则无解的怪圈：要想解决自身育儿压力过重的困境，女性就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时间乃至金钱——帮助女性摆脱丧偶式育儿之困的实则是更深的困境与焦虑。

（作者郭戈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文章首发于《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原标题为《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经作者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