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高恒。 资料图

我十分相信，不管世人是否会遗忘这位老者，他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在未来的中国学术界，一定会焕发其独特而持久的生命力

孙家红

2019年8月22日上午7点30分，高恒先生静静地离开了我们。我于8月24日凌晨在同事的微信中发现高恒先生的逝世消息，倍感惊讶。第二天，接到导师李贵连教授电话，询问高恒先生后事如何办理，原来他从朋友的微信中也得知了噩耗。

李教授言，1982年他作为“文革”后北大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毕业，高恒先生曾被北大法律系聘为答辩委员，按照旧例，也算有一层师生之谊。但因为他即将前往外地，无法参加遗体告别和其他悼念活动，特别嘱咐代向高先生家属致意，并请节哀顺变。我回复说：如果有遗体告别或者追思会以及其他合适场合，一定将心意转达。

后来，我从同事口中得知：其实，网上8月23日便发了讣告，只是发得有些迟，也比较“隐蔽”。后经了解，高先生夫人年事已高，诸如遗体告别、追思会等，耗时费力，头绪繁多，她无心亦无力操办，家中更无其他人可以主持。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原本一些学界同仁期望中可能举行的遗体告别或追思会，终于一个都没有发生。正应了徐志摩那段著名诗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高先生走了，就这么悄悄地走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甚至很多人并不觉得他已离开这个浮躁喧嚣的尘世。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在意一位耄耋老人的离世，即便他是一位享誉中外的学者，一位曾经的荣誉学部委员。高先生走的如此简单，在中国法学网上，关于高先生，只留下一份迟来的讣告和一份粗糙的生平……

通过阅读接近先生

我于2011年来到法学所工作，彼时高恒先生已退休多年，因此少有交集。印象中，和高先生只见过有限的几次，“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但也仅限礼貌性问候，并没有深入交谈过。

我在高先生故去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从书架上检出高先生的两部著作翻看，试图通过阅读接近他，了解他的学术生命：一部是200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另一部是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法制论考》。前者是2009年5月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期间买来研读，后者则是高先生2015年2月11日亲笔签赠之本，但记得该书是由同事带来，并非当面受领。

此外，我还大致翻阅了朋友分享的电子书——1994年高先生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秦汉法制论考》。重读高先生的著作，自然获益匪浅，而在心驰神飞之际，难免胡思乱想一番：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高先生这一代学者以及他们的学术成果?大多数学者的个体生命，不过匆匆几十年，其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作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又最应看重哪一方面呢?

衡量学者学术成就的三个维度

依个人浅见，衡量一名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大致有几个分立却又时常发生交叉的维度。

首先是专业内部评价，即按照本专业学术标准，发表了若干高质量学术成果，及何种程度上被专业同行认可。但专业范围有宽有窄，专业门坎有高有低，研究对象狭窄或门坎较高的专业领域，之于整个学界或社会的影响力相对有限;相反，对象宽广或门坎较低的专业领域，则影响力较容易发生漫延。即如法学专业，固然包罗万象，也很体面风光，但整体上与文史哲相比，其影响力却不一定具有优势。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史哲专业容易出现“大师级人物”，法学专业则几乎不可能有“大师”出现——当然，“伪大师”除外。但即便在最狭窄的专业领域，往往也会涌现一些特别人物，他们的专业研究或学术贡献及于本专业之外，被其他(相关)专业或社会大众所知道，甚至会超过在本专业内部的学术评价。因此，在衡量一名学者的学术成就时，其在本专业以外的影响力，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

其次，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多大程度上被国际学界接受认可，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随着知识国际化的空前拓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注意拓展国际视野，一些人更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或积极参与大型国际学术合作项目。开放、交流乃大势所趋，在学术评价标准方面，中国在坚持自我本位同时，也不能完全自说自话、闭门造车，不考虑国际上通行的学术标准。

再次，当我们评价一名学者的真正学术成就和真实学术影响力时，时间维度不可或缺。这一点，在当下中国尤其重要。若想充分认识一名学者真正的学术成就和真实的学术影响力，如果不经历一定时间沉淀，仅凭现时学术身份和地位进行评判，不仅可能有失偏颇，甚至可能与未来淘汰的结果恰好背反。这足以说明今日盛名其实难副，不过是一时空名而已。

一位严谨老派的学者

若以上述三个维度为参照，反过来看高恒先生的学术成就，前面的“胡思乱想”似乎就有了答案。

高先生一生学术成果集中在发表的近百篇学术论文，并据之生成的三本“独著”：《秦汉法制论考》《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中国古代法制论考》——其实，也是三本“论文集”。

虽然按照现行学术标准，严格来讲，高先生并没有大部头的学术专著，但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出高先生是比较严谨老派的学者。与现今学界“重论文、轻著作”的不良风气存在本质不同的是，老派学者并不是没有能力写出大部头的学术专著，因为从他们在若干集体研究项目中的突出表现便可知道，他们的学术创造力绝不限于写作一篇篇学术专论。恰恰相反，他们对于著述一事看得特别郑重，如果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宁可不动笔，或遗憾地留下草稿，也不会率尔操觚去贡献一个个“急就章”。

高先生的研究涉猎较广，横跨中国法律制度史和思想史，尤其对秦汉简牍中的政治法律制度有专门研究，并对简牍中所见律令条文，以及行政、司法、债务等文书作过系统整理和详细考证。此外，他对中国古代先秦法制和先秦诸子学说的关系，也有相当专业的论述。

他的学术论文大多发表在重要的学术期刊(如《文物》《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以及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不仅在较为狭窄中国法律史学界，大家对高先生的著论十分推崇，即便在高手如云的秦汉史学界，很多人对高先生也相当肯定。记得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一位老师经常说，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高恒先生对秦汉简牍很有研究，值得关注。

不仅如此，高恒先生的学术影响力早就走出国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高先生去世后，有同事数次提及，日本著名法律史学家滋贺秀三曾对高先生的研究给予极高评价，认为高先生1977年发表在《文物》上的《秦律中“隶臣妾”问题的探讨》一文是“划时代的研究”。

窃以为，这里的“划时代”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高先生的研究论文，对于廓清长期围绕在“隶臣妾”问题上的迷雾，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这个问题不再有疑义;二是在“文革”刚刚结束之际，高先生便发表如此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更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

回溯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前后二十多年间，中国法律史学界与东洋法律史学界存在长期的良性互动，切磋砥砺，学术氛围十分浓厚，而当下老辈逐渐凋零，令人无限感慨!

高先生去世后，我与远在美国的徐立志老师通话时了解到，前段时间还有美国学者向他打听高恒先生的近况，足见高先生的学术研究在大洋彼岸也是有人青睐的。

所以说，高先生的学术研究，不仅在专业内部得到极大认可，更影响及于本专业(法律史)之外;他不仅在国内学界受到大家尊重，更在国际学界赢得同行的称赞。

在高恒先生的履历中，几乎没有担任官职的记录，但凭借其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突出的学术影响力，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荣誉学部委员。因而当我们考虑学术评价的第三个维度，即现时与后世的时间维度时，因为有了前面两个评价维度作为基础，可以断言：与那些空有其名的官僚式学者相比，高先生的著述是可以传世的。姑且不论其研究著述是否等身，亦不论其学术观点多么颠扑不破，单凭其中所闪耀的知识智慧、皓首穷经的执著精神、求实严谨、博大精专的学术品格，便足以为后人树立典范。

高恒先生故去后，我花费将近3周的业余时间，通读了高先生的3本著作，头脑中时常出现一位耄耋老者伏案写作的形象。我想，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形象就会逐渐淡化，直至完全被我忘却。但我十分相信，不管世人是否会遗忘这位老者，他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在未来的中国学术界，一定会焕发其独特而持久的生命力。

2019年9月4日，高恒先生故去后的第14天，我写下一首挽诗，诗云：

兀兀经年老书生，

无官换得一身轻。

忽闻驾鹤乘风去，

但留著作胜空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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