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儿》热映，关于那个年代的往事也再度被回忆起来。说起来老炮儿们并不讲究吃喝，但总能在馆子里遇见——毕竟在那个年代，‘下馆子’不是老百姓生活的常态，而老炮儿们的钱挣得相对容易。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口组同仁董克平，跟大口君唠了唠老炮儿们的饭局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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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北京公安局一次大规模“严打”之后，新的一批“老炮儿”冒出来了，大张旗鼓走向他们的全盛时代。那一年董克平还在北大读书。

读书人和老炮儿在那个年代，都是街面上的自由因子。也正是因此，董克平的记忆中“老炮儿”是能在馆子里遇上的。普通老百姓不舍得，老炮儿的钱挣得毕竟容易。

“小混蛋”周长利新侨饭店要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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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是1980年代北京最洋气的餐厅，也是一个沙龙，崔健姜文都是座上宾，但不属于老炮儿。

1983年，北京人熟知的莫斯科西餐厅的厨师不用再颠勺炒西红柿鸡蛋了。洗白了的“老莫”继续用俄餐招待来宾。不过这回的“来宾”也从干部和外国人拓展到了“老百姓”。老炮儿作为最“先进”的老百姓群体，纷纷好奇心发作，参与到刀叉世界里去了。

老炮儿吃洋菜，但不过分追求新鲜感。他们把这份新潮和守旧拿捏得恰到好处。比如虽然老炮儿常常在崇文门附近的新侨三宝乐西餐厅吃俄餐，牛排、红菜汤，文文静静。但只隔了一条街的马克西姆餐厅，老炮儿是不去的。因为那里太多“斯文讲究”，又是法餐当头，又是中外合资的项目，不熟的，毕竟撒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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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长利在新侨三宝乐西餐厅要咸菜，引发了第二天的“西单血战”。

比如1967年夏天，在“西单商场血战”发生的前一天，老炮儿周长利带了几个人去了也是做俄餐的新侨饭店吃早点。周长利对面包涂果酱的吃法不适应，向服务员要咸菜，对面老红卫兵大骂“土鳖”，周没有当即动粗。那顿饭后，周长利几乎一天没说话。第二天的西单商场，两伙人再度见面，周长利抡起了武装带，沉重的铜扣照着卫某额头就去了，西单大街一片混乱。

到了1980年代末，在西安门丁字路口西南角有一家延吉冷面店。老炮儿也常在这儿歇脚，接受“佛爷”（北京人对小偷的别称）上供。老炮儿来时候的架势是零散的一群群，像是流水席，陆续来，陆续走，没有一个完结。

延吉餐厅算是顶便利的聚首场所，拜码头的拜码头，拜把子的拜把子。这样下来，有时这饭一吃，从正午吃到了天抹黑。闹过之后，人散了大半，竟也出奇得安静了起来。剩下的几个吮着冷面酸汤，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凉气，嚼着点泛着些清凉寡淡的黄瓜丝儿。这会儿的日子，和平的，成了一个个从深喉处吐出来的烟圈。

对待服务员和店里的其他客人，这些“常客”是极为和善规矩的，服务员给添了一把椅子，道一声谢，也必会称“您”。

“那时候，大部分的老炮儿手头并不是很松。”董克平回忆。

1990年代：王府饭店的面子与民芳家常菜的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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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的北京迪厅，也是老炮儿们爱出没的地方。

“老炮儿”在很多北京老百姓的印象里，本就是属水的，“老泡儿”。这词儿，带着种“久治未愈”的，老底子的神气和油滑。“护城河里的王八（旧时北京劳改场所的名字多和水有关，比如团河、天堂河、茶淀、兴凯湖等等）”，说的就是他们。1990年代以后，有的老炮儿开始下海，动粗的日子结束了，他们开始炒房地产、做股票。老炮儿本就都是极聪明的人，喜欢混战和热闹，在哪个时代也不会跌份儿。

说起那时候老炮儿的娱乐休闲史，其实是一段北京先进消费文明的采风史。北京越是闹腾，老炮儿每天非赶不可的场子就越是多。

粤式大酒楼新鲜且贵，山釜餐厅、明珠海鲜、香港美食城、人人大酒楼这“三刀一斧”是最洒金的地方，老炮儿会去，这是缺不了的面子。迪厅的大分贝和歌厅的破嗓门儿也是老炮儿喜欢的好去处，有时候和迪厅老板交好了，干脆驻场做安保，也就没有什么人乐意在里头闹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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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位于王府井大街的香港美食城开业，是北京餐饮著名的“三刀一斧”之一。

1990年代初期的王府饭店，老炮儿也开始进出。来，大多是为了场面上的生意。有时兄弟几个一块儿过来，打头第一句话就是：“先上一人一客鲍鱼。”

穿着范思哲衬衣的身影，晃荡在挑高的大理石柱子和飘着音乐的门厅里，合身体面。几年之后，酒桌散场，再进宫的昔日兄弟在劳动时发现没了抹布，便顺势抽出一条范思哲，径直往地上按......

海鲜大餐，充塞的是面子；面子之外，街面上的餐馆，才是老炮儿永远的里子。

1990年代初期，除了满街飘红的川菜馆子，又多了一阵阵蒜泥煸香的味道，北京家常菜馆子冒出了头。

“东四路口东南角路东，当时有处小馆子叫民芳，是1985年开出来的，专做北京家常菜：扁豆烧排骨、烧带鱼、茄子炒西红柿（茄西）、牛肉烧萝卜（牛萝）。”

这是老炮儿的真天堂。

这些所谓“家常菜”也是老炮儿小时候家里的过年菜。当年一年到头的哈喇子和痴痴念念在胡同里冒泡，现在一股脑儿都顺到了嘴边。于是，一干人等，就每日窝在这个狭窄破烂的饭店里，当成食堂似的，隔三差五就先招待自己一回。

白塔寺涮肉一条街：“老炮儿”自家的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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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北京油饼摊儿，这才是老炮儿生活的常态。

还有块地界儿，一吃起来那叫一个昏天黑地、情义深重。另一层意思，这是“自己人开的店”。

太平桥靠近白塔寺，有个涮肉扎堆的地方。夜越深，越是人声鼎沸，木炭火愈旺，焚夜、灼心。在舌尖导演陈晓卿的新书里，这个“白塔寺涮肉部落”也正是京城的涮肉店开始走上“高端化”路线来历：肉质、切工、小料、服务都算是上了一个真正“馆子”的道儿。

不少老炮儿来这儿多了一层“兄弟捧场”的意思：往日的兄弟放出来了，想换个活法儿。就在白塔寺开涮肉店。

还在道上的来了，昔日旧僚便赶紧拢上十几瓶二锅头，推了手边的事情来陪。一边的人说是要全部免单，一边的人又恶狠狠得非要把钱给塞进柜台。一边的人钻进了厨房里刀耕火种，鸡鸭肥肠，另一群人依旧在外头浪迹拼杀。

但是老炮终究是有老炮底色的。“四和尚”1980年代末从监狱里出来，凑钱开了个东亚餐厅，饭菜做得不错，在京城里也有了些口碑，却还是在一晚上黄了店：那日已经到了后半夜，店里客人吵炸了天，不听四和尚三番两次的劝，还先动了手，四和尚脾气上头，把人撂倒打死了。四和尚这会子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在老炮儿的店吃饭，总还是得有点“守他的规矩”的担待。

老炮儿和昔日老炮儿，在1990年代初的北京街巷里，互相对骂、张望、喟叹、举杯四望。元气，在贼眉鼠眼又多情日子面前，有点松动了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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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炮儿”最爱的，还是胡同里这口老滋味。

说起老炮在2000年以后的日子，董克平说：“现在还能见得着的，都成了顶有钱的生意人。其他的人，你也就听不到他们任何一点的消息了。”

因为，老炮儿，永远不会让人看到他们“怂”的样子。

本文采写：杨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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