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
戊戌变法发生时，商务印书馆还只是一家承接印刷业务的小作坊，按说两者完全扯不上关系，然而事实却是1898年的那场重大历史变故的确地影响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而商务的迅速崛起也推动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神奇。
把商务印书馆与戊戌变法联系在一起的是张元济。
张元济是戊戌变法的一个重要人物，光绪皇帝颁发《定国是诏》启动变法的第五天就分别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张元济在致友人信中谈及此次觐见，“一室之内，唯君臣二人相对”，“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者三次”，张元济则“随事敷陈，首请坚定立志，勿淆异说，次则延见群臣，以宣抑滞，再次则设馆储才，以备咨询，而归重于学校科举两端。”觐见之后，张元济又在百日维新期间两次上折，提出了一系列变法主张，为光绪皇帝建言献策。
张元济铜像
张元济一方面积极投身变法维新运动，另一方面他又是理性而清醒的，即便是在光绪皇帝破格召见、恩宠有加的时候，他也看到了“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他甚至估计到“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尔。”果然，不足百日，变法便在血雨腥风中落幕，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更多的维新派人物被革职、下狱、流放，其中包括张元济。
政变发生时，张元济正往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拜访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显然已经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意味深长地对张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他们从日本使馆出来，就听到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垂帘听政的消息。张元济很快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这已经是李鸿章极力斡旋的最好结果。
在李鸿章的安排下，张元济避居上海，进入盛宣怀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任主事，在这里，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发生了联系。也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戊戌之变不仅改变了张元济的命运，也改变了商务印书馆的命运。
商务的老板夏瑞芳在承揽业务时认识了张元济，他不仅成功地承接了译书院的印刷业务，而且获得了张元济的投资并最终加盟商务印书馆。当然，以张元济的睿智，以他翰林出身的高贵，能够下海进入商务印书馆一定有足够多的理由，但主要是三个原因：
其一，戊戌变法失败，新党四处奔逃，上海租界也是他们避祸的一个去处，周建人回忆说：“逃亡到上海的新党，就是通过张菊生的介绍借住到商务印书馆的楼上，其中有蔡元培、吴稚辉等。夏瑞芳对他们很敬重，供给他们住、吃，多方面关照他们。”张菊生就是张元济，他十分感激夏瑞芳在危难关头给予的帮助，也因此认同夏瑞芳大气、侠义的为人。
其二，教育救国一直是张元济变法思想的核心，居官北京，他就开办了通艺学堂，传播新知新学；变法期间，他也力主以教育促改革：“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主事南洋公学译书院，虽以译书、出版为主，仍然是一个大教育的范畴；加盟商务印书馆，他更是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这是他实现理想的选择。
其三，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有一个过程，大约是在1901年至1902年，这时的商务已经初具规模，通过收购日本人的修文印刷局实现了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成为上海最具实力的印刷企业，张元济先是与上海实业家印有模一起投资商务，继而加盟商务、组建编译所，开拓出版业务，使商务印书馆实现了从印刷业向出版业的转型。
张元济的加盟使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戊戌变法虽然遭到镇压，但他们倡导的维新思想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新政也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实施，“废科举、兴学堂”便是其中之一。面对新学堂的兴起及其对新教材的巨大需求，张元济筹划编撰中小学教科书，这个工作实际上早在张元济安排几个同人寄居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根据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他们那时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学过一些英文、格致（物理），呆在商务印书馆的时间长了，就想给商务印书馆编几本书……加上张菊生有编辑工作的经验，这样就开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其中吴稚辉编的《国民读本》出版后“销路很大，反映了当时的需要”。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商务印书馆即推出《最新国文教科书》等规范、系统的成套教材，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商务版教材所占一半以上。蔡元培赞赏商务印书馆编撰教科书“尽心尽力以为之，以是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欢迎。”
张元济学贯中西，思想上主张兼收并蓄有容乃大，这使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谱系有了更大的格局，翻译介绍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传承经典和整理国故构成商务出版的两大主题。在张元济主导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世界学术、文学名著于1905年前后陆续推出，不断再版重印，依然一书难求，可谓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张元济开始了中国古代典籍的搜集、整理和校勘，大型丛书《四部丛刊》1919年开始出版至1922年完成，“虽印数逾五千，访求者仍时时不绝”；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年推出征订版，其间虽遭兵火之厄，日本人轰炸商务上海总部，损毁了已经印制的图书、印版以及部分宋元古籍底本，但还是在1936年完成了这项文化工程。商务印书馆在弘扬国学和引进西学方面不遗余力，居功至伟，泽披后人。
商务印书馆旧建筑
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是商务印书馆的另一着力点。1906年商务即成立词典部，先后出版了《小字典》、《辞源》、《马氏文通》《四角号码学生字典》、《英华新字典》等专业或通用工具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辞源》的编纂过程。商务印书馆于1908年“决意编纂此书”，词典部主任陆尔奎担任主编，张元济、高梦旦、方毅、傅运森等数十人参与其事，编纂历时八年，耗资十余万银元，使用资料十多万卷，成书约四百万字、三千余页，这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汉语词典终于在1915年10月面世了。茅盾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在这封写于1916年的信中，茅盾作为商务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而主编陆尔奎则有更多的感慨，八年时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积劳之后，两目遂盲”，巨大的牺牲成就了国之大器，《辞源》行世百年，与《辞海》双峰并峙，至今仍是最经典、最权威的工具书。
商务印书馆的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出版图书，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发行大量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中学生》、《妇女杂志》等行销海内外，在华人世界影响甚巨；商务把自己的藏书楼“涵芬楼”改建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服务社会；商务甚至还开办了尚公小学校，不仅招收职工子弟，也向社会提供服务，教师中竟有蒋维乔、庄俞、叶圣陶、郭绍虞等一流学者，在当时的上海自然也是一所名校。
戊戌之变把张元济推向商务印书馆，促成了一家现代文化企业的崛起，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发生在120年前的变法维新运动，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推动了中国社会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因应、参与了历史的发展进程，迅速成长为在中国位居第一、在全球位名列前茅的出版巨头，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思想、教育、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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