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新文化建设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近现代第一家现代出版社

谈及商务印书馆,人们常常把它与北京大学相提并论,称为中国新文化的双子星,就他们对新文化的影响来说,二者确实各具特色、各有建树。 北京大学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中建设新文化的,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积极倡导科学与民主,把思想启蒙与反帝爱国的政治诉求结合起来,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将其推向高潮;商务印书馆则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引进西学、整理国古、编撰教材及工具书、出版发行期刊杂志,为中国新文化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居功至伟,影响深远。 文化普及始于教育,在二十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转型时期,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发行中小学教科书。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戊戌变法失败后,新党四处奔逃,在张元济的安排下,逃亡到上海的几个新党寄居在商务印书馆的楼上,老板夏瑞芳“对他们很敬重,供给他们住、吃,多方面关照他们”,“他们那时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学过一些英文、格致(物理),呆在商务印书馆的时间长了,就想给商务印书馆编几本书……这样就开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看似偶然的起因,实际上就是个契机,商务印书馆把握时机,开创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既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为了占领新兴的教科书市场,商务印书馆做了两方面重要的工作,其一是集结人才,除了上文提及的变法精英,张元济还邀集了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徐隽、陆费逵等,组成了教科书编撰的核心力量,他们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多有教育经验,从编写教材开始,商务印书馆走出了一代卓有影响的教育家,如众所周知的蔡元培曾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蒋维乔也曾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其二是借鉴经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教科书编撰方面已有十分成熟的经验,商务印书馆通过与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金港堂的合作,不仅引进了他们的经验、技术和设备,而且聘请日本人尾木真太郎、加藤驹二、小谷重等作为顾问,参与了教材编撰的全过程。 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商务印书馆随即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堂用书10册、高等小学堂用书8册,与此同时,《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修身》等各科教材也相继出版。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合计102册,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54册入选,所占一半以上。从发行量来看,商务印书馆的《新编教科书》系列占据全国教科书市场约80%份额,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学校教育的进步。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肇始,商务印书馆与时俱进,陆续推出《共和国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新时代教科书》《大学丛书》等系列,为各级各类学校提供配套教材,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普及文化的角度来说,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是商务印书馆的另一要务。1906年商务即成立词典部,先后出版了《小字典》、《辞源》、《四角号码学生字典》、《英华新字典》等专业或通用工具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辞源》的编纂过程。商务印书馆于1908年“决意编纂此书”,词典部主任陆尔奎担任主编,张元济、高梦旦、方毅、傅运森等数十人参与其事,编纂历时八年,耗资十余万银,使用资料十多万卷,成书约四百万字、三千余页,这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汉语词典终于在1915年10月面世了。主编陆尔奎在八年时间里,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以至双目失明,从此“不复论学”,而《辞源》则行世百年,泽披后人。

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期主要的文化阵地, 陈云、巴金等名人都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

教科书、工具书的编撰出版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一方面大量译介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一方面搜集、整理、校勘、出版中国古代典籍,兼收并蓄,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严复是晚清公认的“西学第一人”,他的译著是当时思想启蒙的重要工具。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严复的8部译著,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等影响广泛深远,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理念至今被业界奉为圭臬。林纾是严复的同乡、好友,“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盛极一时,商务印书馆共出版了林纾译作140余部,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斯威夫特、迪福、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域外名家的作品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代表作对一代中国作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为新文化建设和传统文化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商务印书馆在引进西学的同时,开始整理、出版国学经典,张元济主导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在他看来,文化传承“事关国脉,士与有责”,他致力于各种古籍善本的搜集、收藏、校勘、影印、刊行,先后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等卷帙浩瀚的经典古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四部丛刊》,这部规模宏大的丛书,以经 、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图书323种,8548卷,共计2100册。《四部丛刊》自1919年开始出版,至1922年完成 ,“虽印数逾五千,访求者仍时时不绝”,因此,商务于1927年修订重印,增加至2112册,定为《四部丛刊》初编。1934年出版《四部丛刊》续编,收图书81种,1438卷,1936年出版《四部丛刊》三编,收图书73种,1910卷。张元济和他的商务同仁历时数十载,搜求、整理、出版古籍,不惟赓续弘扬了传统文化,而且为新文化建设提供了宏大的背景、增加了丰富的内涵。 商务印书馆还出版发行了数十种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妇女杂志》《中学生》《儿童世界》等发行量巨大,于建设和普及文化功不可没。其中创刊于1910年的《小说月报》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小说月报》一经刊行便名噪一时,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就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与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不同,《怀旧》以文言写就,发表时署名周倬。茅盾接任主编后,革新改造《小说月报》,使之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陆续发表了茅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幻灭》、巴金的长篇小说《灭亡》、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以及戴望舒新诗和现代派作家施蛰存的早期作品等。巴金说自己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冰心也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和第一本诗集《繁星》都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本文系原创作者王一工先生授权《尚媒》发表,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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