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张协状元》第四十一出《张协杀贫女未遂》：

【天下乐】春到郊原日迟迟，旗枪展山谷里。幽居古庙浑无侣，采些茶为活计。

郑骞先生有本书，名为《从诗到曲》（曾永义先生编）。这支【天下乐】很好地体现了“从诗到曲”的不同风格。“春到郊原日迟迟”是标准的七言诗的感觉，形式上是七字句，虽然声律上与“仄仄平平仄仄平”稍有不合。但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感觉，诗常以景起兴，该句在内容上也与之相合。至“旗枪展山谷里”句，六字句三三折腰体，就不是诗的句式了，而是词体的句式。再至末句“采些茶为活计”，就进而失去了词的感觉，完全是曲的感觉了。

盖诗与词虽然都着重兴发感动之作用，而又差别甚大。张惠言《词选序》曰：词“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王国维《人间词话》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缪钺《诗词散论》曰：“自其疏阔者言之，词与诗为同类，而与文殊异；自其精细言之，词与诗又不同。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诗尚能敷畅而词尤贵蕴藉。”又曰：“词取资微物，造成一种特殊之境，借以表达情思，言近旨远，以小喻大。”又曰：“凝重有力，则词不如诗，而摇曳生姿，则诗不如词。”又曰：“文能说理叙事，言情写景；诗则言情写景多，有时仍可说理叙事；至于词，则惟能言情写景，而说理叙事绝非所宜。……盖词为中国文学体裁中之最精美者，幽约怨悱之思，非此不能达。”又曰：“诗虽贵比兴，多寄托，然其意绪犹可寻绎。……词境如雾中之山，月下之花，其妙处正在迷离隐约，必求明显，反伤浅露，非词体之所宜也。”叶嘉莹《词学新诠》曰：“就形式言之，则诗多为五言或七言的整齐之形式，而词则多为长短句不整齐之形式，此固为人所共知之差别，而词的这种参差错落之音韵及节奏，当然是促成其‘要眇宜修’之美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就内容言之，则词在初起原只是伴随音乐歌唱的曲辞……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词既具有这种‘要眇宜修’之特点，而作者在写作时却又不必具有严肃的‘言志’之用心，于是遂在此种小词之写作中，于无意间反而流露了作者内心所潜蕴的一种幽隐深微的本质。因此如果将词与诗相比较，则诗之写作既有显意识之‘言志’的传统，而且五、七言长古诸诗体，又在声律及篇幅方面有极大之自由，可以言情，可以叙事，可以说理，其内容之广阔，自非词之所有；但词所传达的一种幽隐深微之心灵的本质，及其要眇宜修之特点，其足以引起读者之感发与联想之处，却也并非诗之所能有。”词有词的特质，叶嘉莹《论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曰：“词这种文学体式本身的美感特质，它适合表现幽微要眇的感情，而且是一种被屈抑的感情。”叶嘉莹《清词丛论》曰：词“以深微幽隐富于言外意蕴者为美”。叶嘉莹《清代名家词选讲》曰：“所谓词的美学特质就是说它能给读者很多、很丰富的联想，是作者不必有此意，而读者何必无此想。”

曲与词虽同为“倚声填词”，又都为长短句，但曲又别是一体。且不论格律用韵之异，其体性风格之不同，郑骞《论北曲之衬字与增字》曰：“诗词贵凝练含蓄，曲则务明白显豁，曲折详尽，以求其生动活泼。在不妨碍强调节拍时，可于本格正字外添出若干字，以作转折、联续、形容、辅佐之用，谓之衬字，盖取陪衬、衬托之意。”叶嘉莹《清词丛论》曰：“词中之长调慢词，一方面既因其句法及写作方式与诗之不同，不能在铺叙中传达出如诗之五、七言句的直接感发之作用；另一方面则又不能如曲之增衬变化之随意自然，传达出如曲文之痛快淋漓或活泼尖新的口吻，以直接诉诸读者当下之快感。”叶嘉莹《清代名家词选讲》：“词要曲折深隐才是美，而曲子则要写得浅白流畅才是美。词要有言外之意，而曲则是说到哪里就是哪里，不需要有言外之意的联想。”

宛敏灏《词学概论》将诗词曲三者放在一起比较，曰：“诗贵温雅，故多用朴素的文言。曲尚尖新，故时采聪俊的口语。其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的清辞丽句，则是词中常见的语言。”

〇邾娄孙甲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