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于公元1038年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国号“大夏”（注：〔俄〕孟列夫：《哈拉浩特出土汉文文献叙录》第500、502、505页：“大夏乾祐二十年”（公元1190年）、“大夏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自称“大白高国”（注：夏桓宗母罗氏皇太后所施印《佛说宝雨经》题记有“大白高国”，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辑第266页；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第29页，图版壹，文物出版社，1984年；《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西夏文专号》159页；瑞典藏西夏文经残片：《大白高国三藏圣教序》。过去译为“大白上国”，今按西夏人汉文记载，改“上”为“高”。）、“白高大夏国”（）（注：《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一卷，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二辑第2页；又（俄）克平认为，“白高大夏国”是元代人对西夏的称呼，西夏只自称“大白高国”，见K.Kepping,The officeial Name of the Tangut Empire as Refleeted in the Native Tangut Tests,Manuscripta Orientalia,vol.1,No,3,1995.）。《宋史》称之为“夏国”；《辽史》和《金史》因它地处辽金之西，称之为“西夏”，后人多沿用“西夏”之称。西夏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后改称“中兴府”。传十主：景宗元昊（注：元昊，史书上称“李元昊”、“赵元昊”。唐、宋所赐姓氏，元昊立国，自号姓嵬，称“嵬名元昊”，此处省去姓氏。嵬名元昊还曾更名嵬名曩霄。）、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桓宗纯祐、襄宗安全、神宗遵顼、献宗德旺、末主，历时190年（公元1038～公元1227年）。有些学者从李继迁叛宋（公元982年）算起（注：〔俄〕克恰诺夫《西夏史纲》，莫斯科，1968年版；又见《大夏国（西元982-1227年）》，《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年；（美）邓如萍《白高大夏国》，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又见《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至西夏灭亡（公元1227年），历时246年。这要比辽建国210年（公元916～公元1225年）多36年，比金建国120年（公元1115～公元1234年）多126年。如从《宋史•夏国传》所载：“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历时347年（公元881～公元1227年），这要比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和南宋（公元1127～公元1279年）加起来的320年（公元960～公元1279年）还多27年。它所统治的地区，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二万余里（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但是在二十四史里，有《辽史》116卷，含《西夏外纪》一卷；《金史》135卷，含《西夏传》一卷；《宋史》496卷，也只有《夏国传》上下两卷；元人纂修宋、辽、金三史时，惟独未给西夏写一部分量同等的纪传体专史，只是在三史中各以少许的篇幅专载西夏史事，篇幅如此之少，使当时官私所拥有的西夏史料，从此逐致湮没亡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注：徐中舒：《西夏史稿•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党项羌原居住在今四川的北部，西藏的东部，青海的东南。在唐代吐蕃侵掠、威逼下逐渐向甘肃的东部、宁夏的南部、陕西的北部迁徙。在唐末、五代的蕃镇割据斗争中党项族逐渐壮大、发展。

北宋统一中原后，也想利用党项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来消灭党项的藩镇割据势力。但引起党项首领李继迁的反抗，于公元982年举起抗宋旗帜，不时夺取失去的土地。故此有些学者把西夏建国时间确定为公元982年。

继迁领导的抗宋斗争长达20多年，最终取得胜利，为西夏政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继迁死后，子李德明继承父业，为党项政权带来了繁荣。德明子元昊继位后，经过6年准备，于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从此西夏作为一个独立的王朝，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由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国和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金国在被灭亡以后，元朝的史官还承认了它们是正统王朝，但却没有给西夏以平等的地位。这完全是封建“正统”观给西夏造成的不公正待遇。西夏虽然对宋、辽、金在形式上为臣属关系，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与宋、辽、金具有同等地位的封建国家。在封建社会里，名分比实际更被看重。元代史学家的“正统观”正是为了维护元朝正统的封建统治。今天，我们不能再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来看西夏，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史学观，才能正确评价和恢复西夏在中国历史中的应有地位。

元人为何不为西夏修专史？清乾嘉以来的学者对此提出种种推测。清人赵逢源说：“考拓跋本党项八部，《唐书》厕诸《西域》宜也。洎仁福晋封王爵，俨然西陲一大国矣。乃欧阳氏《五代史》仿龙门例，撰十《世家》摈而不与。或以是时十国次第铲夷，而西夏方抗衡中国，尚未能要其始终；且恶其夜郎自大，不予以割符世爵故耶。然《仁福列传》犹进之刘守光、李茂贞等藩镇之列，则故未尝夷之也。厥后元人修《宋史》，则置西夏于外国，曾留从效，陈洪进之不若，遂与高丽、日本同科。辽、金二史因之，夫岂欧阳氏进退之意哉？”（注：吴广成：《西夏书事•序》）显然元朝的史臣比欧阳修退步了许多。

吴广成认为“宋有天下几三百年，西夏、辽、金并雄西北，而辽、金有史，夏鲜专书。缘其地连沙碛，人半羌夷。元昊自制蕃书以纪国事，国亡之后，文义莫辨，遂至掌故失传，宋、辽、金三史有附传而弗详”（注：吴广成：《西夏书事》凡例。）。执这一观点的学者还有柯邵（注：柯邵忞云：“良以元昊自制蕃书，摈汉文而不用，简册流传，翻译不易，故典章制度，概从洇没”（见戴锡章：《西夏纪•序》。）、胡玉缙（注：胡玉缙云：“或者，其时《夏史》尚存，史臣鲜通其文，且但纂列传，不修专史，遂亦不复聘人移译，置之高阁，未可知也。”（见戴锡章《西夏纪•序》。）等人。

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批驳说：“论者以文献无征，咎在制番书而屏汉文，岂其然乎？史载元昊立番、汉学，乾顺病番学而立国学，仁孝以斡道冲为番、汉教授……夏儒多尔济为《国史》世家，元臣石天麟、察罕，尤以精通诸国字书名，通唐兀特之文者，固不乏人也。”（注：戴锡章《西夏纪•赵尔巽序》。）

赵尔巽提出：“尝读元《进辽金史表》，皆称其《国史》，独《西夏传》只称兼采《夏国枢要》等书，而夏之史无闻焉，则夏史之散亡于元，断可知矣。或疑耶律楚材入夏，收其遗书而归，安有至正散亡之理？不知世祖修史，进辽、金而黜夏，其遗书卒未上诸朝史书。张柔之上《金实录》，而《耶律传》无之，此其证也。……灭其国而并灭其史，此不能不援《春秋》之笔以责之也！”（注：戴锡章《西夏纪•序》。）他认为辽、金、夏同为亡国，而亡国之史有异者，完全是人为之故。

我们认为元代史臣未给西夏修专史的原因有三。

1.元朝虽然也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它的史臣受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影响，对西夏采取了卑视态度。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成员。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元朝，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国，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金国，都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入正史，相反，“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王朝，它的破坏是最小的，似乎是原封不动地从几个现有政权手中接管了今甘肃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后来作为一个强大的多种族帝国的创建者而出现，这个帝国就是西夏。它在11世纪初收拾了自己控制下的西北地区的所有割据性的地方政权，同沙陀人一样，党项人也不是入侵中国（原）领土的外来者，而是在深谋远虑的管理方针下定居在唐朝版图以内的非汉族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已是唐朝地方体制和军事体制的一部分”（注：〔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8页、第6卷第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外国学者都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西夏政权的产生以及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难道中国的史学家们还不应该认真严肃地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吗？

过去的历史把西夏列入侵宋的外国，如果说“侵宋”，首先应是辽、金和元朝，但为何辽、金、元都可以被列入正史，而把西夏列入“外国”？范文澜先生早已指出：“历史上腐朽的国家如北宋、南宋末年都不过是单纯的剥削机器，抵御外患的作用丝毫也不存在了，虽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汉人，但汉族史学工作者不值得为他们呼喊，说受了侵略，并且谴责侵略者。我们应该严厉谴责那架剥削机器，赞成有人出来打倒它。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和南宋，都是合乎规律的事情。”（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和融合》，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第3页。）西夏在唐、宋这块土地上成长壮大，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团结西北各族，发展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难道不也应该是合乎规律的事情吗？当代有些史学家呼吁：“惟有将西夏史作为中国古代史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其中的一个断代史，才是实事求是的处理。”（注：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曾瑜《序》。）这代表了中国史学界对西夏在中国历史上应有地位公正的呼声。

198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由白寿彝先生任主编的《中国通史》编写会议上，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指出：“多年来受传统观点影响较深，契丹建立的辽朝是在宋朝之前，顺序本应是辽、宋夏金，然而总是排为宋辽夏金，而且辽夏金史在中国通史中所占的比重过少。”（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题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是宋史专家首次对史学界的呼吁。

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十分关注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1994年，由（美）费正清、（英）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共十六卷，其中由（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的第六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注：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出版，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已把西夏与辽、金、元放在同等地位，设专章论述。

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通俗本二十五史，将西夏作为断代史，与辽、金、元三史并列。

1999年，由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注：陈振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西夏得以在中国通史中与宋、辽、金齐名。

现在国内外的史学工作者对西夏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取得了共识，都认为它应与辽、金享有同等地位。但是所谓的正统观念，在社会上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各种图书分类法、剪报复印公司的剪报资料分类上只有“宋辽金元”而无西夏。有的史书，例如《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从1940年初版到1992年再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共出18版，书中仅有辽金而无西夏。几年前，拍摄一部以西夏为历史背景的电视连续剧《贺兰雪》，有人竟把西夏视为侵略者，把西夏的立国视为对中国的分裂。因此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特别是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更应大力宣传，这不仅有利于学术上的繁荣昌盛，更有利于民族平等，促进祖国各民族的大团结。

2.由于西夏的统治者对蒙古统治者的侵掠战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引起了蒙古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对西夏采取了灭绝政策，“灭其国并灭其史作”。

元朝的统治者对西夏王朝充满了仇恨，当成吉思汗征服吐蕃和女真时，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首先对准了西夏。蒙古士兵第一次征服西夏时，遭到西夏军民罕见的反抗，蒙古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对西夏的仇恨以百倍疯狂蹂躏来发泄他们的怨恨。成吉思汗及其士兵，就像《蒙古秘史》所说：每餐必誓言：“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而且“天兵破灭夏以西，有旨，戈矛所向，耆髫无遗。”（注：《待制集》卷十《师氏先墓碑铭》。）蒙古兵“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数千里几成赤地。”（注：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十二。）破肃州城时，城主举立沙早已向成吉思汗表示“倾葵向日之心，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结果免死者仅一百零六户（注：《清河集》卷三《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党项人建立的大夏国及其高度文明几乎被荡涤一空（注：〔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8页、第6卷第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西夏都城中兴府被蒙古兵围困半年之久，末主嵬名被迫出降，蒙古兵执行成吉思汗遗诏密令，城中居民惨遭屠掠，皇宫陵园付之一矩，察罕力谏，蒙古兵方停止屠杀。城中西夏典籍——实录、谱牒之类毁于战火而无存，脱脱撰修宋、辽、金史时，无法为西夏修专史，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重要原因。（注：李华瑞：《元人不修西夏刍议》，《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西夏是一个重宗教轻历史的民族政权，西夏灭亡时仅有“实录”、“谱谍”之类，后因受战乱破坏荡然无存，元人修史时，即或摈弃民族狭隘主义和正统思想的束缚，亦难为无米之炊。

宋代重视修撰本朝史，曾建立专门的修史机构。北宋有崇文院，元丰官制改革以后为秘书省，主管当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会要、实录、国史等。修实录设实录院，修国史设国史院。南宋依然。宋代先修实录后修国史，共修国史七部。元灭宋时，临安留守董文炳将宋史馆所藏“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注：《元史》卷一五六《黄文炳传》。）。《宋史》“就是在宋代《国史》的基础上稍加编次补而成的。”（注：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辽朝对修史也很重视，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的官职，命耶律鲁不古为之。（注：《辽史》卷七十六《耶律鲁不古传》。）统和九年（公元991年）正月，室昈、邢抱朴等表进所撰《实录》20卷。（注：《辽史》卷十三《圣宗纪》；卷七十九《室昉传》。）耶律俨他奉诏纂修《实录》后，将历次所修《实录》综合编成《皇朝实录》计70卷。（注：《辽史》卷九十八《耶律俨传》。）辽朝仿中原王朝辑“起居注”、“日历”、“实录”等，以记载皇帝的言行和辽朝的重大事件。金灭辽后，诏耶律固据辽记注、实录修《辽史》，未成，由其弟萧永祺继修，皇统八年（公元1148年）书成。后诏党怀英、陈大任继修，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编成，至金亡未能刊行。

金朝自太祖完颜昊之后，几乎每位皇帝都修有实录。元灭金时，张柔之“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注：《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说明后来亡佚的《金实录》元初尚在。金朝也有耶律绍文、韩昉奉命编修的金朝《国史》（注：《金史》卷四《熙宗纪》。），元时成为修《金史》的第一手资料。

西夏则大不相同，虽然在夏仁宗时期也曾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但毕竟已经是到了西夏第五代皇帝时的事情了。在西夏法典《鼎新律令》中虽有“秘书监”但其职能是否与中原王朝的秘书监相同，还需进一步研究。过去有的学者将《法典》第十章中：“卜算院”，误译为“史院”（注：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新出版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2000年版）第377页，法律出版社，仍将“卜算院”误译为“史院”。）。致使学术界误认为西夏后期有此机构，实际上西夏并无“史院”。即使说《鼎新律令》中的“秘书监”是西夏的撰史机构，那也只能说明在西夏“鼎新”时期，开始重视“国史”。到夏天盛十三年（公元1161年）又将“秘书监”改为“翰林学士院”承担《实录》任务。

西夏不重视修史，还可从出土文物中得到证实。20世纪初，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人自己的著作，如《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官阶封号表》、《同音》、《文海》、《义同》、《杂字》、《圣立义海》等等，载各种官职非常详细，却没有专事修史的各种职官名称。出土的数以千计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也没有一部有关西夏国史的文献。惟一能反映西夏历史的《夏圣根赞歌》，共计45行，362字，在《月月乐诗》背面写出。其内容除了前三句“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注：这首歌至今各国学者释译各异，仅前三句亦未能取得一致认识。“白河上”，按西夏人汉文对照应为“白高河”。“白高河”作何解释？方位究竟在何处？至今学术界仍未取得一致认识。我们这里沿用前人和目前俄国学者的译文“白河上”。）外，其余充满了神话传说。严格说，它是诗歌而非历史。

清人柯劭忞曾经讲到：“光绪辛巳（公元1881年），予与福山王文敏公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予谓：‘当是元昊所制图书，非梵字。’嘱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注：戴锡章：《西夏纪•序》。）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六《黄氏千倾斋藏书记》云：“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子孔度屡见许而不可得”。从清末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尚未见有《西夏实录》、《国史》问世，因此可以断定，这些只是道听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