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不再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 (一) 建生走了。 他是在女儿家走的。除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

(一)

建生走了。

他是在女儿家走的。除了专程赴美给他送行的晓萌、小庆、方进,我们这帮朋友都没能看到他离开时的容颜。

晓萌微信说:照片就不给你们看了。在你们的心目中,一定有建生的影像,俊秀儒雅、明达睿智、风趣幽默的影像,一如既往的鲜活、养眼。

(二)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帧翻山越岭的影像。

那是1985年。

中央启动了一个行动,派遣中央党政机关干部组成讲师团到地方参加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那时,我在中国科协工作。因为领导抬爱,自觉不够上进的我,也成了讲师团的一员。

和建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8月11日。那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为3000多人的中央讲师团壮行,并发表了题为《年轻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的讲话。

胡耀邦很激动,正年轻的我们更激动,说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一点也不夸张。

其实,组织上只是让我们到贫困地区,给中小学老师讲讲课,拔拔高。

建生和我分在位于山西离石的吕梁教育学院,学院的学员来自吕梁13县中学的青年教师,记得有七八个班、三四百人。

大学时,我学的是数学。似乎就因为这一点,学院竟让《高等数学》课程老师“下岗”,把几个班的高数课程都压给我了。

建生的境遇更甚。英语专业出身的他,除了承包学院的英语课程,到了周末,还要坐车到吕梁辖下的几个县,给无法脱产学习的中学英语老师们讲课。

两个县城之间来一次往返,要跨越五六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

时下,五六十公里,不过小事一桩。但当时的路况,再加上山区半山区面积占吕梁全域面积九成的情状,决定了五六十公里的跨越,就是在吉普车上颠簸复颠簸。

我调侃建生,他到吕梁,是来翻山越岭的,摇头晃脑的。

但是,他甘心如芥。

甘心如芥,也许是因为他的责任感。吕梁,是出产《吕梁英雄传》的地方。那时候,其英语老师的相当数量,可能连26个英语字母的发音都弄不准,而只能把学生们往“沟”里带。

建生讲,一个老师进步,可能引领几十甚至几百个学生进步。帮助老师们纠错释疑,总要有人去做。现在,我在这里,组织上又给了条件,为什么不?

甘心如芥,也许是因为他的成就感。中午晚上,经常有学员到宿舍向他讨教,来时忐忑不安,去时一脸欣喜。立竿见影,是他的“疗效”,而我的高数,却是望尘莫及。

建生讲,在他的课堂上,学员们的眼睛是泛着光的。我回应道,你有光照耀,就把学院发的蜡烛让给我吧。

那时候,停电,是家常便饭。

(三)

吕梁这一年,建生做到了极致,也让他的单位很有面子。对于他,这意味着一个很好的站位,何况,他的上司本来就对他很是关爱和器重。

但是,他向单位提交了一个报告,申请到美国留学。

他的理由很简单,他干的是“外事”,需要真正理解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否则,工作水准再上层次上台阶很难。

怎样理解?

深入到人家内部。

上司问:如此,将来你回国后,还要从头开始。这是合适的选择吗?

厚积才能薄发。他回答说。

上司无言以对。

终于,他跑到美国留学出了。

那是一个“美国梦”的年代。

有同事认为,他出去,留学只是借口,留下才是目的。

出乎意料,建生按期回来了,只是和过去比较,多了老成见到、淡定从容、诙谐风趣。

他的单位叫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CICCST)。CICCST可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机构。曾经有一个时期,CICCST差不多“垄断”了国内举行的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和展览的承办权,而无论主办者是国内科学机构,还是国际科技组织。

留美前,在CICCST,建生的工作有高大上,如出演最高首长的英语翻译,但更多的可谓繁琐细碎,如联系参加会展的海内外学者、官员,安排演讲日程、高层会见、会后旅行,协调酒店、会展设施、旅行社、出租汽车公司,等等。

即使繁琐细碎,他也是不厌其烦,干劲十足,甚至乐在其中。

从美国回来后,他干的还是同样的事情,只是责任重了许多,负荷大的许多,旅行多了许多,好在有过去的基础,再加上留美的积淀,他倒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和吕梁年代一样,他还是一个行者,只是行动工具从吉普变成了飞机。

他还嫌不够,又跑到南开读博士去了。

我在南开念过本科,也读过博士,所以,他在南开的际遇,有一些传到我的耳朵里了。

他读的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博士,说在职吧,学校对他的要求跟全日制没有任何差别;说全日制吧,他可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博士学位有两道坎,一是课程,二是论文。

课程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导师开的讨论班。他很幸福,导师看重他、照顾他,只要可能,就把讨论班安排在周末;周末出状况,也会在合适的时间,给他开小灶。

他的导师是陈炳富教授,一个特别值得尊敬的长者,既有规范严谨,对学生学业上的要求从不打任何折扣;又有理解宽容,很为学生着想,甚至常常“委屈”自己。

但是,公共课就不好办了。

英语,是博士生的必修课。他去见主讲教授,教授讲,无论英语水平怎样,你都必须出现在课堂上,学校有这样的规定,我只能按规定办。但当他真正知晓了建生的水准,就说,算了吧,你期末来参加考试就行了。

政治,也是博士生的必修课。他运气好,遇到的主讲教授是结果派,课后作业锱铢必较,考勤之类的倒不怎么关注。如此,有师兄师弟们的课堂笔记参照引领,激扬一点文字,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专业课的应对,则不尽一样。有的,教授怎么要求,他就怎么行动,哪怕是工作日。如此,需要他的同事多帮衬点。好在他的同事甘之若饴。其中,帮衬最多的应该是方进,她和建生,是上下级,更是相互扶持的朋友。有的,则要玩玩“时空挪移”。那时候,手机就是手机,跟视频不搭界,听课只能代之以阅览“好学生”的课堂笔记。幸赖他的师兄弟,如传明、玉利、长虹,都是真正的高人,高才卓识,却甘心成人之美。

于是,很多个周五的晚上,他都会坐上北京-天津的火车。

课程没有问题,他的脑袋加上投入,论文自然不是问题。

三年,他就如全日制一样,获得了博士学历和学位。

我曾经问他,他在职场上已经得心应手,又没有换跑道的念想,怎么想起去读博士?

他还那句话,厚积才能薄发。

因为“厚积才能薄发”,在我的心目中,他留下了一帧勃然奋励的影像。

(四)

欧美同学会的领导看上了他,无论如何要调他到欧美同学会工作。

这里面有怎样的曲直弯绕,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突然间,他摇身变成了欧美同学会主管业务的副秘书长。

欧美同学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组织,其旗下,有几十个国别分会,其中,包括留日同学分会。

在欧美同学会,建生有很多不一样的动作,其中的三个动作,我是所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一是年轻化行动。就任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之前,建生已经是欧美同学会青年委员会的干将,青年委员会是春礼、长根、章良等发起设立的。那时候,很多海归,是因为参加青年委员会的活动才知道欧美同学会的存在。

所以如此,在当时,欧美同学会的主干是早年的“苏归”。

因为曾经在日本学习工作的经历,建生到同学会后,就建议我加入欧美同学会。而和我一样,因为建生的感召和推介,加入欧美同学会的海归为数甚众。现在非常有影响力的欧美同学会MBA协会,就是建生进入欧美同学会后由易珉、亚非、才让等发起设立的。

特别地,由青年委员会发起的“21世纪中国”论坛很快跻身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会议品牌,成了海内外留学人员共同的珍爱。在我的记忆中,春礼曾连续好多年出任论坛组织委员会主席。

生命需要传承,组织也是如此。一个刚刚进入“苏归”圈子的新人,就将自己的视野投向美归、英归、德归、法归、日归,需要怎样的情怀和担当?

二是走出去行动。如果说,年轻化是“请进来”,那么,建立和强化与海外留学生组织、华人学术组织的交流和合作,就是建生筹划并运作的“走出去”。

作为“走出去”行动的一部分,欧美同学会当时的会长吴阶平副委员长曾率团访问日本,和在日中国留学生组织和华人学术团体交流。而我,很荣幸地成了代表团的一员。

记得,当时,我们在东京开了一天的会,20多个团体的200多名在读留学生和在业“留学后”专程从日本各地来到东京。很多人讲,他们很感动,感受到了祖国对他们的关心和看重。

和吴老见过面的留学生中,不少,在此后陆续回国效力。

我还记得,除了访日团,还有同样使命的访美团、访英团、访法团……

三是报国计划。一天,建生约我见面,他讲,计划和海外的留学生组织发起一个行动,希望提供一个通道,吸引帮助海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服务;建立一个机制,方便海外留学人员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发展一个网络,促进国内机构了解利用海外新的科技成果。

我为建生的设想所吸引,回应道:特别好,但一个好的行动,需要旗帜,需要口号,称之为报国计划如何?

建生笑着说:英雄所见略同。

报国计划得到了几十个海外留学生组织的认同和参与,效果超过预期,并在此后成为很多类似计划的借鉴和参照。

在其位谋其政,求其功,殚精竭力,这就是建生。那些年,在很多海归的心目中,建生留下了一帧苦心孤诣的影像。

记得吴老访日时,日本当时的文部大臣会见了吴老,并讲过这样的一段话:欧美同学会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历史悠久,声誉卓著。问题是,将留日同学归入欧美同学的范畴,是不是有点?

好多年后,欧美同学会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五)

这时候,建生已回到了中国科协。他的新头衔是国际联络合作部部长

他在国际联络合作部有怎样的担当,怎样的作为,我没有话语权,但我知道,中国科协启动了一个重要行动:海智计划,而海智计划办公室主任就是建生。

我曾经调侃建生:这不是报国计划2.0吗?

建生讲,不能这样讲,报国计划是报国计划,海智计划是海智计划,两者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完全不一样,工作目标和运作方式也完全不一样。时间往前走了,我们也要往前走。抱着过去的套路,原地踏步,非贻笑大方不可。

我还知道,他所领导的部门负责联系协调的国际科技组织多达159多个,光交会费,就有好多的手续和签字。

他还是飞人,国际飞人,经常是在北京没几天,又飞走了。

这样的工作,他依然如臂使指,应对自如。好多年前,他讲厚积才能薄发,也许,他现在就是厚积薄发吧。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屠呦呦成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提名人选。在国内,有关屠呦呦有否资格的争议因之甚嚣尘上,诺奖委员会甚至收到来自中国的邮件,质疑屠呦呦而不是推举屠呦呦的邮件。

屠呦呦的贡献在“发现青蒿素”,但相当数量的国内科学家认为,发现青蒿素是数以千计的中国科学家长达10多年协作攻关的结晶,“不能把团队的成果归于一个人”,“把奖颁给她一个人,对项目的其他参与者不公平”。

在海外大受肯定,在国内饱受争议,这就是当时的屠呦呦。

这时候,建生,还有章良出场了。他们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收集整理翻译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和主张。

他们还跑路,跑海外,不是去作推介,而是去作澄清,去做释疑。章良是国际上有影响的生命科学家,当时,他还是中国科协主管国际事务的书记处书记;建生长年和海外科学家打交道,只要需要,就能侃侃而谈,并赢得信赖。他们两人搭班,其“证言”的力量可以想象。

一天,我和在中国科协工作的一位前同事见面。好多年不见,现在身居高位的前同事很开心。酒喝多了,就把上面的东东讲出来了。

这里面没有什么不可告人,屠呦呦的贡献和集体合作的结晶其实是“青蒿素发现”的一体两面,角度不同,看到的自然不同。不过,因为青蒿素,建生在我的心目中刻下了一帧努筋拔力的影像,为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尊严和荣誉努筋拔力的影像。

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和建生一样的人物。人们只知道他们忙忙碌碌,却不知道他们一直在扛担子,而无论这担子是否应当由他们去扛,是否在他们的承受之重。

(六)

建生在“外事”部门,工作需要,公务用车不是问题。

但是,公车改革后,像建生这样的级别就不再有公车可以乘坐了。

一天,建生应邀参加一个海归关系会议,出租不好打,他居然差一点迟到,这让熟悉他的人大感惊诧,因为,建生的时间观念超强,迟到可谓不可能事件。

吕峰和我也出席了这个会议。吕峰是我们的南开师弟,所以,会后,我们三人在咖啡厅开了个“二次会”。

一落坐,吕峰就调侃道:建生师兄,三十多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能力超强,功劳极大,又是老后备,怎么也得上个省部级让师弟们骄傲骄傲吧?

建生没有接话。

吕峰接着讲:好吧,问你三个问题,第一,在你的岗位上,你是不是觉得,你真的做得很不错,甚至可说到了极致?第二,对你管的这一摊,你是不是特别有想法,领导让你谈,经常是直言无讳?第三,除非领导找你,你不会主动找领导?反过来,和部下、工作对象的沟通特别多?

建生说:好像是这样。

吕峰讲:做到极致,或者说明你最适合现在的岗位,干别的,不一定还如此匹配;或者说明现在的岗位离不开你,你走了,工作可能出问题。想法多,是好事,但讲多了,就不见得了。你不找领导,说明你没有进领导圈子的意识,凭什么让人家领导你,何况,你不找领导,领导怎么熟悉你,不熟悉,凭什么重用你?

吕峰以前是人力资源专业博士,现在是人力资源教授。讲起“人事”来,可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其实,我知道建生,只要有作为的平台,职位之类的倒不是很在意。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是他的信条。也是,内心充满依靠,其它的就无关痛痒了。

记得“二次会”的时候,建生对我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你抱怨自己的鞋子不是名牌的时候,有人可能连鞋子都没得穿。想想“白馒头”,还有什么不能释怀呢?

白馒头,只有我和建生能够明白。在吕梁的时候,我们曾一起到山村“见学”,有村民跟我们讲,感谢华主席,现在,逢年过节,我们也能吃到白馒头了。

“二次会”结束的时候,建生感慨道:没有公车,才知道还有公交,还有两条腿。公交和步行,既绿色又健康,何乐而不为呢?

车的事,讲完就完了,他还是一如往常,无论外部对他的付出、贡献如何看待、评判。

不过,吕峰和我的心目中,则多了一帧阳光潇洒的影像。

(七)

2018年7月,建生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发现肺部有问题。

此时,离他60岁生日,只有5个月。

此前,建生曾和我讲,他会在60岁时退休,欠家人太多了,已到了必须弥补的时候;欠自己也是不少,得补补觉,养养身体。

他讲,过去30年,似乎没有安定过,接下来,要静一静、宅一宅了。

我们还有一个谋划了好多年的计划:故事中的科学。

我俩都认为,科普很重要,但很多的科普很刻板,需要在有趣有料有故事上下功夫。

我们约定,在他退休后,发动一个“故事+科学”计划。

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被确诊肺癌, 而且是晚期。

我们听闻,都在心里嚎:怎么到现在才发现?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一年前的2017年7月的体检,医生就曾建言他,去复查肺部。

问题是,他没有去医院,而是去跑路了。

2017年12月1日,中国科协荣誉委员、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经过激烈竞争当选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新闻上讲,这是该组织成立50年来中国代表首次当选主席,展示了我国工程科技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深化工程科技领域国际合作。

2018年7月4日,新成立的国际科学理事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首届全体大会。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院士成功从6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选国际科学理事会副主席。新闻上讲,李静海的成功当选是中国科协在国际组织工作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升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科技领域的引领力,代表我国在国际科技界发挥更大作用。

对龚克和李静海,这是实至名归,但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籍。在时下的国际环境下,这样的当选,实属不易。

谁在竞选最前线?建生。

这些年,在媒体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遭遇“一个中国”问题的报道,而少为人知的是,中国科协及其所属学会参加的国际科技组织,也有相当大的概率遭遇“一个中国”问题。

10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也许是100多个关口。

谁是守关责任人?

建生和他的同事。

这是多大的责任,多大的压力,多重的负荷,但建生和他的同事守住了。

赢得竞选,守住关口,需要怎样的人脉和积淀,怎样的谋略和心力?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更无赫赫之名。

也就是建生患病后,我才知道这些。

而这些,却只是建生职责的一部分。

此刻,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帧负衡据鼎的影像。

(八)

建生患病,牵动着朋友们的心。

春礼亲自给他访药。

晓萌咨询医生,协调安排医院。

润刚在建生住院期间,为了让他吃得可口一点,每天,都在最好的酒店给他订点吃的。

亚湘、长根、晓华、郑荃、元庆、乔波、辛涛、海鹰、赞东,时不时跑到医院,陪他聊天,给他鼓励。

朋友们不在乎时间,不在乎金钱,只要建生安好;不再是部长、院士、大师、教授、会长、总裁,而只是建生的朋友。

建生的朋友很多。

他的朋友中有不少外国人。

他来到这个世界似乎就是为了“外事”的。30多年的职业生涯,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和海外的科学技术组织打交道。作为中国科学代表团的成员或者中国科技界的使者,他访问过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科技组织。

建生的“外事”,其实就是“人事”,从CICCST到欧美同学会再到中国科协,这么多年,他打过交道的海外科学家难以计数,这其中,有一些和他颇有交情。

“知己相遇,聊一晚就称兄道弟”,有点理想,但对建生,却不是问题。

我有一个英国朋友,他有一个中文名字:石头。

石头1978年来中国学习中文,此后,就没有离开过。

他曾在好几家500强企业担任中国区总裁,也曾为几十家中国企业“走出去”出谋划策,见识过的中国人不少。他认识建生后曾对我讲:你的这个朋友很特别,他的气质和修养能“吸住”人,睿智俊秀、阳光幽默,很容易和他人在共同的语境里交流沟通。和他做朋友,应该是一种愉悦。

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在海外学习生活的中国人。

建生是北京时间10月5日20时5分离开的。

很快,消息就在朋友圈传开了。

我知悉,还是太座告诉的。

10月6日,润刚发来一段微信截屏:

Yegang:不知道国内有怎样的安排,我只知道,建生的要求是简单和Private。福继有一个提议,我也很赞同,这就是,让我们一起在北京时间10月7日早上8点整,为建生默哀三分钟。愿建生安息。

润刚:我来传达。

亚非:MBA协会这边,我来通知。

……

Yegang、福继、亚非是建生在欧美同学会时期相识相知的朋友,Yegang、福继现在应该在美国,亚非似乎在香港。

因为福继的提议,应该有很多人,在同一时刻,在世界各地,为建生默哀。

当然,他的朋友中,最多的还是百分百的中国人。

建生离开后,在朋友圈里,有这样的一些微信:

缺少建生的世界将会冷而寂寞,而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建生这尊暖友。

我们常常说,建生和亚湘最具绅士风范,对女士们耐心,对老者谦让,对所有人关心……

天地不仁,人生无奈!为这个社会、这群朋友,建生做过那么多,做得那么好……

建生对朋友们很真诚。朋友有事,只要他能,一定会尽心竭力,而无论事大事小。

青年委员的第一代,不少现在在非常显赫的位置,非常的忙碌,非常的辛苦。为了让朋友们放松身心,合适的周末,建生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如玩拖拉机,到郊外远足踏青。这些活动虽然不花什么钱,但联络协调的事不少,就是敲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日子就很不容易。

我曾和建生讲,以后,你发一句接头语,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你负责聊侃拖拉,我负责送水端茶。

这样的聊侃拖拉,只要可能,朋友们都不愿意缺席。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诉求,而只有纯粹真诚的友情,只有轻松、放松。

这样的聊侃拖拉,少不了送水端茶,而送水端茶的角色,建生经常是当仁不让。

建生对朋友们很仗义。一件事,也许能够说明。

建生和晓华也是好朋友。晓华工作很累,责任很大,而他舒缓压力的方式,就是和朋友们打打拖拉机。

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拖拉机是一部分官员最主要的娱乐节目,无关风月,无关金钱,很是绿色,很是节俭。

2006年后,晓华卷入了一个大的是是非非,甚至因此失去了自由。

晓华回归自由后,每隔上半年,建生就会给我打一个电话:仲梁,是不是该和晓华拖拉机了?

这就是建生,无论朋友春风得意,还是事穷势迫,他都不会改变,还是一样的态度,一样的交往。

这样的建生,在朋友们的心目中,留下的是一帧侠肝义胆的影像。

(九)

在我们的生命中,会遇见很多人,其中,有些人注定会在我们记忆中留下刻骨铭心的位置。

对于我们,建生,就是这样的注定!

当下,建生这样的人很稀缺。无论位置如何,是否承受之重,只要有力气,他就不怜惜力气,义无反顾;只要有需要,他就会站出来,殚精竭智。他干成过很多大事,也曾把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做到极致。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生命的意义:生命,就是在日常中绽放灿烂,在平凡中成就伟大;生命,要以行动而不是时间来衡量。

当下,建生这样的人很珍贵。博闻强识,却真诚谦和;虑周藻密,却风趣幽默;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却不希望给别人添麻烦。他很在乎朋友,并使很多人成为朋友。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朋友的意义:朋友,就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自在更加愉悦更加温暖;朋友,要以给予而不是得到来标定。

就是这样的稀缺,这样的珍贵,上苍居然把他收走了。

脑海里突然冒出来泰斗级物理和天文学家钱德拉塞卡的一句话: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

(因为颈椎的原因,一段时间不和文字搭界了,但为了纪念建生,还是趴在了电脑前。

10月17日20时5分,建生的朋友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追思会。

此时此刻,“一个好人”的感慨,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好人在天堂微笑,我们在人间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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