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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7年，孔子辞去了大司寇的职务，离开鲁国，开启周游天下的旅程。对孔子来说，鲁国大司寇是他一生中担任的最重要的行政职务，这一时期也是他距离重现周公盛世的理想最接近的人生阶段。
对这个至关重要的行政职务，孔子为何要辞去？《史记》说一是因为齐景公向鲁国馈送女乐，二是孔子在当年的郊祭大典之后没有分到胙肉。究竟这两个原因孰真孰假呢？
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鲁定公出席了在夹谷举行的齐、鲁会盟。会盟之上，孔子据理力争，收复了叛臣阳虎私自割让给齐国的汶阳之田。
因为汶阳之田本是鲁国权臣季孙氏的采邑，收复汶阳之田使得孔子与他一直反对的权臣季氏开启了一段短暂的“蜜月合作”。
趁着双方关系良好的契机，孔子向季桓子提出应该尽快拆毁费邑、郈邑和郕邑的堡垒城墙，因为隶属“三桓”的这三座采邑中，季孙之费与叔孙之郈此时都陷入了家臣叛乱的困境，不消灭叛乱，鲁国势难安定。在季桓子的支持下，孔子的“堕三都”计划一路奏凯，弟子子路以季氏家宰的身份先后主持了堕郈与堕费的工作。
虽然其间费邑大夫公山狃发动叛乱，一度攻入国都，但在季桓子的支持下，孔子和鲁定公避入季氏府邸内的武子台距险固守，并指挥季氏私兵平定了叛乱。
公山狃失败逃亡，似乎“堕三都”计划的最后一步堕郕也将水到渠成。可孔子的政治生涯不幸就败在了这最后的一篑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左传》载：
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
——《左传·定公十二年传》
和叔孙之郈、季孙之费截然不同，孟孙氏的郕邑并没有传染上家臣叛乱的“瘟疫”。如果说堕郈、堕费能够祛除叔孙、季孙家臣跋扈、尾大不掉的痼疾，那么拆毁如臂使指的郕邑则只能造成孟孙氏藩篱净撤、长城自毁。
所以郈邑、费邑的城墙堡垒被拆毁后，郕邑大夫公敛处父便建议孟懿子暗中阻挠孔子的堕郕计划。
孟懿子本是孔子的学生，公元前518年孟僖子病逝之前曾遗嘱交代，要求孟懿子入孔门学礼。可真到了家族利益与礼义精神发生冲突的时候，孟懿子的选择仍是要利而不要礼。
这形象地说明了孔子推行礼义学说的努力为何在春秋时代屡屡碰壁：对执政的各家贵族们来说，如果他们还需要某个“礼”的话，这个“礼”所要维护的也只能是由他们主宰的新世界；至于周天子和他的周礼，还是任其埋入历史的故纸堆里去吧。
在孟懿子的默许下，公敛处父公然对抗国君颁布的堕郕命令，致使“堕三都”在最后的环节上遭遇了最顽强的抵抗。
郈、费已经拆毁，郕邑却坚守不下，这意味着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孟孙氏比季孙、叔孙两家保存下来更多的实力，这让一直稳坐“三桓”之首的季氏开始担心，自己对孟孙氏保持了这么多年的政治优势会不会就此丧失呢？
就在季桓子对堕费渐萌内悔之意的时候，孔子门下出了一个叛徒。弟子公伯寮进言季桓子，揭穿了子路“堕三都”的真实目的：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论语·宪问》
得到公伯寮告密的消息，子服景伯向孔子示警：季桓子已然被公伯寮说动了，子路危矣！要保住子路的地位，继续推进“堕三都”计划，就必须惩治这个“犹大”。可子服景伯主动请缨，孔子却告诉他说，没用的，事之成败，不取决于公伯寮而取决于“命”。
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孔子当然不会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于冥冥之中的宿命，他口中的“命”并非天意，而是政治大势：夹谷之会，孔子向齐景公据理力争，为鲁国收复汶阳之田，结果却是帮季孙氏夺回了阳虎窃取的家产；拆毁费邑城墙，平定公山狃的叛乱，又让季孙氏重新成为了费邑之主。
孔子做这两件事的初衷本是要削弱“三桓”，重振公室，可结果却使得季桓子一步步地巩固了权力，更难撼动。走到这个地步，无论公伯寮告密与否，孔子根除世卿专权的目的都注定落空。
劝阻子服景伯惩治公伯寮，显示出孔子已经看清了失败的前景，此时他所考虑的不再是“堕三都”计划能否继续，而是应该在什么时候辞去大司寇的职务，离开鲁国。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儿最终促使了孔子辞职去鲁呢？
《史记·孔子世家》说：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髙门外。季桓子微服徃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徃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史记·孔子世家》
司马迁说，最终是这两件事情逼迫孔子从鲁国出走，踏上了流浪天下的旅途：其一，齐景公在大夫黎鉏的建议下向鲁国赠送女乐，而季桓子接受了这份馈赠；其二，鲁国举行郊祭大典之后，没有按照礼制规定向大夫赠送燔肉。
对这两桩事件的真假和意义，其实都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郊祭而膰俎不致，这个事件基本可以确定是虚构的。司马迁所说的这件事，其原始记载保存在《孟子》当中：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小人固不识也。
——《孟子·告子下》
根据《春秋》的系年，“堕三都”计划因郕邑抗命而受阻，发生在公元前498年的冬天。孔子此后不久即因郊祭不致燔肉而离开了鲁国，时间当在公元前497年。如果鲁国在公元前497年举行过郊祭大典，那么《春秋·定公十三年》一定会有记载，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郊祭天地这么重要的典礼是不可能缺书的。
可《春秋》所记载的最近一次郊祭典礼乃在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的夏天。孔子去国的公元前497年，鲁国根本没有举行过郊祭典礼，又何来燔肉不至之说呢？
至于齐人馈女乐的目的，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分析道：
孔子主堕三都，不啻在鲁国政坛掷下一大炸弹，其爆炸声远震四邻。鲁、齐接壤，并在边界上时起龃龉。鲁国政治有大改革，齐国自感不安。馈女乐，固是一项政治阴谋。——《孔子传》
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鲁国不符合齐国的根本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齐国向鲁国赠送女乐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政治阴谋，钱先生没做细致的说明。馈女乐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齐国有心麻痹、腐化鲁国政治高层。女乐就是齐国射来的糖衣炮弹，一如当年的秦穆公征服西戎所用的伎俩。如果做这种理解，就会使得整个事件的分析偏离正确的方向。
春秋时期，馈赠女乐究竟传递出何种含义？齐景公向鲁国馈赠女乐导致孔子出走这件事，不见于《左传》。不过《左传》中却记载了另外两件馈女乐的案例。
其中一件是公元前514年梗阳人为了打赢官司，以女乐馈赠晋国首辅魏献子以求疏通。这属于私人间的暗中勾兑，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事件关系不大，姑且置而不论。
另一件则发生在公元前562年：
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良霄、大宰石如楚，告将服于晋（中略），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鏄盘；女乐二八。
——《左传·襄公十一年传》
在这一年，晋国率领宋、鲁、卫、齐等十国联军伐郑，迫使郑国叛楚附晋。因为楚国拒绝援郑，还扣押了前往楚国告急的使者，无奈的郑简公只得在晋国的高压下表示屈服。以“女乐二八”献于晋侯，正是表示通好于晋的意思。
《史记》说齐景公之所以要向鲁国赠送女乐，是因为害怕孔子为政，鲁国称霸。这大概就是根据郑国馈送女乐于晋的故事敷衍推论而成。
但实际上，齐、鲁两国的邦交关系同当年的晋、郑不可同日而语。且不说自公元前499年起，鲁国就正式背叛晋国，加入了齐国主导东方联盟。单说鲁国此时的现状，世卿专权，内忧深重，与齐、晋等大国列强的国力更是相差悬殊。单凭孔子一人之力，怎么可能将鲁国推上中原霸主的宝座？齐国又何来畏惧鲁国称霸的忧天之想？
真正让齐国忌惮孔子的恐怕是这一点：公元前501年阳虎叛乱失败，逃往齐国；公元前500年，侯犯在郈邑起兵反抗叔孙氏，失败后又是逃往齐国；公元前499年公山不狃、叔孙辄举兵反对孔子堕费，失败流亡，目的地仍然是齐国！
也就是说，支持鲁国“三桓”的家臣叛乱本是齐景公制约鲁国的一张王牌。现在，随着孔子“堕三都”行动的推进，家臣叛乱被次第铲除，往后齐国再想干预鲁国内政便没了抓手，这才是齐景公真正担心的事情。
为此，他必须要想办法离间季桓子与孔子的合作关系。而此时的季桓子呢，他明知孔子的政治立场是打压“三桓”、力挺公室，却仍与之保持合作关系，还不是因为忌惮家贼与齐国内外勾结，称兵作乱吗？
两害相权取其轻，孔子的作风固然强势，可他毕竟就是个文人，手里没兵就难以构成威胁。现在齐景公主动向季桓子示好，馈送女乐，传递出的该是修复关系的信号。
如果齐国与季氏的关系转暖，不再支持流亡的反叛势力，季桓子最大的外部威胁就将解除。受赠女乐之后“三日不听政”，季桓子志得意满的心态已经溢于言表。对内镇压了费邑反叛，对外争取到了齐国的支持，在鲁国的这盘大棋局上，季桓子已经建立起了不可撼动的优势。此时与孔子的合作已经不再是必须，更何况孔子还念念不忘削弱“三桓”呢！
于是乎，孔子瞬间沦为了一枚弃卒，被季桓子从棋盘上撤了下去……
参考文献：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
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钱穆《孔子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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